盖瑞在1980年大学毕业后就加入房地产业，几年后到唐纳德·垦尼地产公司工作了16年。吉姆是盖瑞那时提拔培养出来的物业管理经理。
盖瑞在唐纳德·垦尼的地产公司任销售经理，后来成为老板唐纳德的侄女婿，他晋升为公司副总裁，负责开发、销售和物业管理。
唐纳德·垦尼和第45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年龄相当而且同名，同样的行业，应该是当时最受人喜爱的大众化名字了。他和特朗普一样在没有或者极少接触外国人的环境下长大，所以不怎么待见像我这样的第一代外国移民。垦尼、卡斯特欧和其他几家地产公司拥有大批的物业，他们不张扬，不用靠新闻给市政府压力，他们的经济能力和影响力强大。
20世纪60年代末期，垦尼大学没毕业就被政府房管局招去当了一名房产评估师。看到许多几千美元就可以买到的便宜家庭住宅。他开始买来翻新出售，卖不出去就出租。
几年后，他就像许多美国人一样用自己的名字做公司名，成立了唐纳德·垦尼地产，然后开始买地开发建造公寓小区。第一个小区有168个单元，取名为“山涧”。里面的大路以他和他太太的名字命名——叫“垦尼街”和“奇瑞街”，分路就用他几个孩子的名字——小唐纳德、麦克、杰克琳、弗朗西。
那个时期的房子都是用砖砌的，建筑都是真材实料，且占地面积大。几十年过去了，他一直不舍得卖这个小区，在他经济最困难的次贷危机时期，我有过想买的冲动，因为它太老，维修量大，最终没有接手。
哥伦布市很大部分的公寓都是他盖的。20世纪80年代初，盖瑞加盟后，他的公司扩大规模，招贤纳士。他自己融资找银行贷款，盖瑞筹建销售和物业管理团队。他们把几百套的大片公寓小区根据买主投资人的需求分割成几个或几十个小物业由投资人自己或他们公司的物业部管理。吉姆·卡宁翰就是这时候被盖瑞招聘进公司来的，他俩一起把物业管理系统化和企业化。
唐纳德把小区绿化、室内设计等工作分划出去包给女儿女婿的公司，还把儿子带入开发建筑业，把儿子高中的同学吸收为儿子公司的合股人。目前是本地最大的豪华公寓建筑开发商。
20世纪90年代末期，房市低谷吃紧，唐纳德公司不景气，盖瑞到表亲的公司卡斯特欧地产挂职。我收购的小区都是这两个地产商建造的12年左右的新楼盘。吉姆随后也转到该公司，继续与盖瑞共事。
唐纳德没有人力经营物业管理部，准备宣布关闭该部门。他的女婿悉尼·纳伯尼特决定放手一搏再试一下。悉尼是一家公司的销售员，与我年纪相仿。他和盖瑞相处融洽，在盖瑞和吉姆的帮助下很快就入门了，运作顺利。
悉尼曾经交往过一个中国女朋友，去过台湾，我们关系不错。他在我购买物业接管时常常帮我理顺各种物业管理关系，还给了我一位用了15年的物业会计——詹妮，帮我理顺财务和投资人关系。
盖瑞总是自豪地向别人推荐我：“吉娃是我认识的人当中做事最有效率的人。她10个月拿到了MBA学位，两个星期考了经纪人牌照，在寒冬腊月租了6套空置单元。她的先生鲍比是维修高手，又快又好！他们物业管理的收入报表盈利收入利率令银行贷款员难以置信，是本地最能为投资人赚钱的物业管理公司。”
很快，他身边的亲人朋友和业界人士都知道有吉娃这样一个人。在本地也有不少做家庭住宅的华人经纪，但是拥有大片小区物业和管理的，到2017年为止我没听说有中国人。
在盖瑞的地产生涯里，我不是他唯一帮助过的人。在带我之前他帮了一个比我小7岁的白人小伙子——布朗特，如今他已是本地著名人士，地产界叱咤风云的巨头。
布朗特20岁在大学读二年级时借了1500美元买了第一套家庭住宅房分租给同学们住。1998年大学毕业时已经有了32套独立房。毕业后的几年里每年购入约2000个单位。记得有一片约500套的公寓小区我很喜欢，可是盖瑞说布朗特已用每套高出市场5000美元的价格买下了。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有近8000套公寓，250名员工，有自己的绿化公司、油漆公司、产权过户公司甚至保险公司。后来我还听说他和各大地产商一起开了一家银行。2007年我和他之间第一次交易之后次贷危机爆发，他和许多地产商一样陷入经济危机，大批公寓因购入价格太高或地段不好导致空置率太高无法准时偿还贷款，被银行强行收回。还有许多投资人血本无归，纷纷互告对方，一片慌乱。
全城地产商都面临着这场危机，在煎熬中挨日子。包括唐纳德在内的许多大楼盘都在大甩卖，只要有人买就行。唐纳德把他全国各地拥有的酒店也扔回给了银行。
我清晰地记得，盖瑞在他的办公室给我看唐纳德、卡斯特欧和布朗特拥有的产业，挑选出最佳地段和质量的物业。我们在旁边注上收购的日期和价格，一片一片有计划地买进。我当时是这些公司最受欢迎的人。
在这场灾难里，听说布朗特走访了每家大小不一的银行，没有一家愿意贷款给他周转。在这个行业里，你越是有钱银行越愿意贷款给你，越是没钱越是没人肯借给你。我好奇地问盖瑞，为什么布朗特也会陷入危机。盖瑞说布朗特可能在最后的两年里独立发展速度太快，匹配不协调，管理不善。盖瑞很欣赏我把投资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做法，这是他之前从未见过的。
2009年开始，我帮布朗特管理一些物业，每月都会去他办公室，他总是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面带微笑，穿戴整齐。我有几次和他合作项目的念头都被担忧打消了，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有一个价值7000万美元的小区被银行收回，投资人损失2000万美元的头期款。布朗特心有不甘，重新筹资并用5000万美元把物业重新买回来。我担心会成为那些失去头期款的投资人之一，因为布朗特的作风比我冒险太多。
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布朗特，他的大胆、敢做敢当和无限的创意令我钦佩和欣赏。
我告诉他：“挺住，只要你能熬过这个低谷，你就是第二个唐纳德·特朗普！”果然，他卖掉所有能卖的物业，精简公司部门开支，最后公司只剩大约3000套公寓和70多个员工，砍去其他子公司，只留下物业管理公司和建筑公司。几年后，特朗普当选总统，他调侃说，也许将来他也能参选总统。
在他修整的几年里，他介绍自己的金融代理、绿化公司和财务软件系统给我。我给他提供投资移民等信息，互惠互利。2013年，他又开始重整旗鼓，在其他城市开发建造的同时，启动了本市最大的3亿美元项目——有酒店、商业办公楼、公寓、停车场等。他还把我们家老大吉娜招聘到工地做夏季见习员工，让她有机会学习建筑和开发的实际操作。我和他在市中心合作的酒店也会在2018年夏天破土动工。他不再以公寓和物业管理为中心，他已经蜕变，开始飞腾了。
年轻真好！是的。我还认识一位比布朗特更小的白人男生，他叫霍尔默，比我小15岁。他老爸大卫也是与盖瑞早期一起做过交易的人，拥有上百套公寓。据说，他们父子因为霍尔默的过分做法反目成仇，到现在都互不来往。我和他是同时拿了经纪人牌照后的必修培训课同班同学。全班不到10人，我是唯一的中国人。他坐在最前排，剃光头，课上滔滔不绝地提问和说话。
培训课结束之后，有人经常到我的办公室发名片、传单，仔细一看竟是霍尔默。他一直要求见我，见不到我就托朋友丹尼尔约我。丹尼尔曾经是盖瑞的部下，我们是一起做交易的朋友。但见面之后，霍尔默竟对我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他在班上时对我可能是无视的。我觉得好笑，客气礼貌地附和他说话，却不想跟他有任何来往。
可是，他却三番五次联系我，希望与我合作或购买我的公寓。他们的物业无论是地段还是建筑质量都是盖瑞帮我选剩下的。我告诉他如果再骚扰我，我会找律师告他，丹尼尔也警告他不准再联系我。
后来，丹尼尔做了他的导师和合伙人，他们买入盖瑞以前卖出的化整为零的小区重整，由多个房东变成一个房东。他们将小区翻新，重新贷款之后再卖出去套现。他们还买了布朗特不少公寓，发展速度直逼当年的布朗特。前不久，霍尔默又来电希望与我合作，好像我不在地产界消失他就势不罢休。我无语，我不喜欢他的“执着”，或许也不喜欢他当初对我的“无视”。
这种“无视”就是刻意把对方从眼里和记忆里抹去，在许多美国人的社交圈和公共场所都有这种现象，我不喜欢这种感觉。鲍比在公司也常常遇到这种情况。我和盖瑞或布朗特的交往每次也只限于生意上，每次见面都控制在几个小时之内，否则我就觉得不自在。盖瑞带我去认识许多业界的朋友、前辈。希望我能与他们交往，而我却没有太大的兴趣。后来，他就带吉娜去，可是她太年轻，根本听不懂他们的谈话。
我们之间在生意合作上有朋友般的信任，甚至不需要语言沟通的默契，却没有和家人在一起的那种自在。他们的话题广泛，新闻、体育任何消息和活动在不经意间就知道了，而我们却要刻意去看或打听，常常跟不上他们的话题。我喜欢他们平等对待我，用同样的思维速度交谈。可是，如果跟不上他们的次数多了就显得我们不合群，总是慢半拍。这也许是我不喜欢社交和派对的原因之一吧。我熟悉游戏规则，虽然不太参与这类聚会派对，却总是鼓励吉娜或后人参加。毕竟，她们才是未来的主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