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班主任的所作所为，曾经让我无比痛恨老师和讨厌学校。我也曾暗暗发誓将来绝不做教师。但是，命运总是捉弄人，在16岁那年，我几乎毫无选择地走进了师范的英语系。
尽管我讨厌当老师，却不得不无奈地接受了现实，那时候我自主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权利非常有限。如果说那些年的经历让我在课本之外学到了什么，我想应该是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如何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保护自己，也学到了同情和关注弱势群体的技巧。
《知乎》上有人问过一个问题：人所经历的失败、苦难和磨炼，是否一定要取得相称的、标志性的成就，才能使得苦难看起来有意义？
其中一人的回答很好，他说：失败的意义是，此路不通；苦难的意义是，曾经磨砺。如果面对选择时，不再重复错误，面对困境时，不再惊慌失措，多一分坚韧，多一分自信，曾经的失败和苦难就有了意义。至于最终成功与否，关系已是不大。
另有一人则说，苦难往往象征着人类生命最重要的时刻——进化岔路的到来。苦难本身其实没有意义，但感受到痛苦后，人类必然会做出选择、采取行动，逃避也是一种选择。苦难会逼迫人决定自己的进化方式是跨越还是沉沦。经过岁月印证和生活考验，你的选择最终会决定痛苦的意义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虽然我的中小学在各种不幸中度过，高中也过得懵懵懂懂，但幸运的是，十年浩劫结束了，我终于摆脱了噩梦，变得大方开朗也更加努力地学习。
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庐山脚下的另一个地质队的子弟学校。在那里，我开始重复千篇一律的教学内容，过起了简单但前途渺茫的生活。虽然从没有长期留下来工作的打算，却也不知道自己的下一站会在哪里。
工作后的第二年夏天，我和同事们到国家级著名景点黄山旅游的时候，遇到了一群来自广州的大学生。这些人衣着时尚，举止和言谈都是那么特别，激起了我对那个城市的好奇和向往。
广州，本是我祖母居住的城市，但因为种种原因，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去那边生活。继黄山旅行之后，我才到广州拜见了祖母，还有几位姑姑、叔叔、表姐妹、表兄弟……我意外地发现，原来在广州竟有数十位亲戚！
当时的广州虽然还远远不像后来发展得那样快，但也大大超过了九江那样的小城市。我被广州的生活所吸引，强烈地感觉到广州在召唤我！在我的要求和父母及亲戚的安排下，很快我顺利地考入了广州本地的一所大学。
在广州的生活变得比以前困难和复杂得多。我不仅在经济上失去了政府的铁饭碗工资，而且也没有了自己的住所。我寄宿在四姑家，第一次有了寄人篱下的感觉。四姑家的生活条件很好，我却总是希望能有自己的“家”。有时走在繁忙的大街上，竟然会羡慕那些居住在天桥底下的民工，羡慕他们的自由自在。
随着时代发展潮流，我成为早期“下海”自谋职业的一员。学费和生活费完全靠自己负担。对生活的担忧和独自面对各种困难的压力增长了我的承受力，磨练了我的意志，使我迅速地成长，也为我后来留学美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的姑姑在广州郊区香满楼奶牛场附近，为我找到了一份教学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认识了香满楼奶牛场的英文翻译陈老先生，他是一位归国多年的印尼华侨。
香满楼奶牛场的创建带有一点儿传奇色彩。据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美籍华人张紫珊因为思念家乡，于是美籍犹太人丈夫纪爱华先生便带着妻子回中国探亲。某一天两人在广州街头散步的时候，他们听到小孩的哭声，看到一位母亲怀里抱着一个瘦得皮包骨的小孩，似乎是营养不良。他们上前询问为何不给小朋友喝牛奶，孩子母亲回答说：“牛奶是奢侈品，而且供应量很少，普通老百姓根本喝不到。”
当时有朋友正在力邀纪爱华先生在广州投资，他由此想到应该开办一家牛奶厂，让中国的孩子能喝到营养均衡的牛奶。于是他认真考察了广州各方面的条件与设施，最后决定在广州新塘果园场兴建一个畜牧基地，并从美国运来800多头奶牛，经检疫后落户广州。随后成立了广美香满楼畜牧有限公司。
香满楼奶牛场应该是美国和中国的第一家合资畜牧企业。总经理杰克逊先生来自美国犹他州，曾在台湾工作7年，有9个孩子。我当时便是被聘任为他第七个儿子的私人家庭教师。
牛场里有很多来自美国、英国和丹麦的外国人，他们被称为“专家”。他们都配备了汽车和共用厨房与娱乐中心的特殊生活公寓，并且与各国大使馆紧密联系。
这十几位专家包括乔治、迈克、路易斯医生等人。迈克是位营养师，他负责农场乳制品的质量问题。我是他们的朋友，经常一起吃吃喝喝，相处愉快。
不久，迈克和我决定互相教授语言，他教我英语，我教他中文。他还专程去了一趟香港，买回一本英语杂志和一本中文书当教材。然而，这本中文书却是以粤语编写的。
虽然我当时不怎么懂粤语——因为我祖籍虽是广东，母语却是普通话，但我还是能用拼音准确地把它读出来。就这样，我学会了英语和粤语，却不知道迈克学到了多少粤语。
在我和迈克努力学习期间，路易斯医生告诉我，学习英语应该在英语环境中进行。并请陈翻译转告我，他可以送我去英国上大学，以我给他的孩子教中文为交换条件。
我听后一笑了之，以为人家只是随便说说并没有当作一回事。后来回家过年吃饭时漫不经心地提起这件事时，父亲立马告诉我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应当好好把握这样的机会。
路易斯医生知道我接受他的提议后非常高兴。他在英国的律师起草了所有相关的法律文件，并且由他妻子带着文件专门从英国北约郡飞来广州与我见面。
我用他们带来的材料开始申请护照和英国签证。但当时的中国只在北京有一家英国领事馆，而且需要至少6个月才能完成相关手续和签证。
我开始憧憬未来，但也忐忑不安，不确定是否能成行。
在几个星期后的一个清晨，急促的门铃声将我从梦中惊醒，我的祖母兴高采烈地冲进门来大声喊道：“你的叔叔从美国回来了，快点跟我去见他！”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心想：“怎么又冒出来个叔叔，还是美国来的？”当时我对多年前亲人四散的情况所知甚少，不过我还是跟着祖母匆匆忙忙地去见了叔叔。
一见面，我就情不自禁地用英语向他问好，并且用英语和他连续交谈了两个小时。既然他是美国来的，我怎么能浪费这么好的口语练习机会呢？
后来才知道我的好学上进和率真开朗给这位叔叔留下了极佳的印象。
叔叔回美之后一个来月，我收到了一封从美国寄来的挂号信。里面有亨特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和叔叔写的一封信。信里提到他对我的勇气、行为和英语水平印象深刻。他希望我能到美国去上大学，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
多么令人兴奋的消息！
“我到底是去英国还是美国呢？”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为自己的未来做主，然而我却不知道应该如何选择。
我去找父亲，他很快决定我应该去曼哈顿，因为那里的中国人多而且有亲戚照应。我在得到美国签证后的第三天就静悄悄地出境了。因为父亲担心我被反复无常的政策变化或者别人的嫉妒影响造成滞留，毁了我的大好前程。所以，三十六计走为上。
当时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是一比二点几。外国人到中国不能兑换人民币，只能使用专门的外汇劵，而出国想要兑换外币也有很大的限制。政府明文规定，出境人员只能携带50以下的美元，设法携带100美元在当时已经是违规了。
在香港踏上飞往纽约飞机的那一刻，我不由仰望苍天，感叹人生起伏变化无常。此行前途未卜，但我无比渴望自由。
我用手按住口袋里仅有的100美元，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在美国站住脚，一定要实现财务自由！
曼哈顿，我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