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受这份情意
十多年了，每年年终，收到的第一张贺年片总是她寄来的。照例，第二天会有一封长长的信，问候我的健康，告诉我她近来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这个一直称我为老师的人，其实并不是我的学生，而是我在职时的一位作者。然而作为编辑的我，却没有发表过她一篇作品，也没有做过半点对她有帮助的实事，“秀才人情纸半张”，只是通过几封信而已。
那是1985年初，收到一部寄自江西来的初稿，厚厚的一摞，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我粗粗看一遍，觉得不错，便去信了解创作经过，实际上也是核实一下是否她自己的创作。在来信中，知道她是上海知青，70年代下放到江西农村劳动，后来调到一个中学教书，在那里结了婚，生了一个孩子。可是不久前丈夫与她离了婚，她独自带着孩子住在那举目无亲的小山城。这部长篇就是在离婚后的无数个不眠之夜写成的，作品写的虽不是自己的生活，但写作的乐趣帮助她度过了许多难捱的时日，排遣去不少锥心的痛苦。
来信文字清新，感情朴素真实。编辑的责任感和女性的同情心，使我竭力想帮助她将作品改好。于是我又认认真真读了一遍，写出了详细的意见将稿子寄回去。数月之后，她寄来了改稿，基本上达到了要求，我认为再作些精加工，就可以定稿了。
转眼已到了1986年，就在这时候，我离休了，稿子移交给另一位同志。可是送往上一级审稿时，却被否定了，意见是：“我们应该出更好的书稿！”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谁又能说不是呢？当时，我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消极态度，也便没有力争。这样，一部作者花了几年心血写成的作品，被轻易地退回去了。我心里不好受，她心里一定更不好受。出于纪律和道德，我并没有告诉她真相，只是内心十分愧疚。
可是她十分宽厚，毫无怨尤，仍旧给我写信。后来，她回到了上海，分配在一家工厂任统计，业余时间仍在写作，在当地和外地刊物上发表过几个短篇，那部长篇也终于出版了，还给我寄来了样书。
这年春节，她给我寄来了桂圆荔枝等一些补品，我收到包裹单，心中很不是滋味，一则是受之有愧，再则是她作为一个单身母亲，要养活自己和孩子，经济肯定不宽裕。想退回给她，又怕伤了她的心；收下吧，实在又不忍。最后在收下的同时给她写了一封信，说定下不为例。谁知第二年她又寄了人参来。我没奈何，只好寄了一笔钱给她，说是给孩子的。这样才使她不再寄东西来了，可是年年总是早早地寄了贺年卡来。
每收到她的贺年卡和那亲切的问候信，总使我心情不太平静，种豆得瓜，我愧受这份情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