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忘却的忆念

未曾忘却的忆念

费淑芬

 

前些时候，听说省文联在黄龙饭店举行成立40周年的纪念大会，知道这个消息，我除了感到时光流逝真是太快之外，不禁想起了省文联的第一届主席宋云彬先生。
 

我第一次见到宋先生，是在1954年的第一次省文代会上。那时我们创作组的成员，除了一二人作为代表之外，其余全都是大会的工作人员。我和另一位同志是担任大会记录的。那时没有录音设备，讲话的人也很少是有照本宣读的，所以记录的任务很不轻松。每次记录下来以后，都得交发言人核对过。
 

为了核对宋先生的一次讲话，我在大会的一间休息室里找到了他。8月的杭州，热得可怕。那时的人们都不怎么讲究仪表，大部分人都捋袖卷裤、裸臂跣足以求凉快，而只有宋先生仍是雪白的府绸衬衫，乳白色哔叽西装长裤，连肩上的褙带也没有松一下。端端正正，一派绅士风度。这在当时是显得有点特殊的。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茅盾在短篇小说《牯岭之秋》中写的那位风度潇洒的云少爷就是以宋先生为原型的。连宋先生自己也承认：“虽然不免夸张一点，大体还近乎事实。”由此看来，宋先生是向来爱好整洁的。
 

在与他接触之后，感到他的态度倒并不像他的仪表那样“神气”。一口海宁官话，十分亲切谦和，接过我的记录稿，改动了几个字，交还给我时还说了谢谢，又问我是哪里人？在什么部门工作？当知道我在创作时组时，便连连点头说好。
 

在这次文代会上，宋先生当选了省文联主席，副主席是陈学昭同志。一位是文史学家，一位是文学博土，两人在全国都有相当的知名度。论人品有人品，论学问有学问，外单位同志说起，满怀尊敬和羡慕，幼稚的我们也自以为沾着几分光采。
 

宋先生和学昭同志社会活动较多，不来文联机关上班，而文联工作人员又少，有什么事情要与他们联系，总差我们这些当时是青年的人跑腿。也许是由于那次核对记录的印象，以后凡是与宋先生联系的事，几乎都交给我，似乎成了我的“第二职业”。
 

那时宋先生的家住在学土路学土坊一号。有一次我送一个文件去，办公室同志要求我随身带回。那一天宋先生正患感冒发烧睡在床上，我不敢惊扰他，回身想出来。谁知他在里面听见了我和他家人的讲话，便叫我进去，只见他正披衣坐起，向我要过文件，便看了起来。
 

隔着珠罗纱账子，我看见他面孔通红、气喘吁吁，感到十分抱歉，便说：“你慢慢看，我下午来取。”他眼睛没有离开文件，打个手势阻止了我，让我坐在床前的骨排凳上。直到看完签上名后才交还给我，说道：“省得又要你跑一趟。”我很感动。
 

对于宋先生的过去，我知道得不多，他自己也没有说过。常听他提起的倒是解放后他从香港回到北京的一段经历，也可以说是一次历险。为了避开特务们的耳目，他们一批爱国的文化人都是化了装上轮船的。他化装的是账房先生。每说到这里，他总会拿下嘴上的烟斗，呵呵一笑。至于他怎么来到浙江，为什么来浙江，他没有说过，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问他。
 

直到1986年，我读了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宋云彬杂文集》中秦似同志写的序言中说：“云彬不是共产党员，但作为一个从旧垒中来的知识分子、学者，他从思想认识到言论行动，都是值得我们赞许、值得我们纪念的。他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可说是同心同德，一贯无保留地给予支持的，在他身上真有着‘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解放之后，云彬没有很高的职位，他只是住在杭州，担任省文联主席。其实，这工作对他未必适合的，但他服从分配，十分安心。”从这段话看来，以宋先生的资历，与同辈人比较，他的“官”还应该大一点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感到他有丝毫委屈情绪，而是认认真真地工作着。
 

1956年，省文联的事业有了发展，成立了《东海》月刊和东海出版社。我分配在出版社工作后，离文联机关远了些，与宋先生见面的机会也少了些，但有时遇到，他仍是问长问短，十分亲切，长者风度使我甚感温馨。
 

正当上下同心致力于文艺事业的发展繁荣时，突然刮来了“反右”风暴，省文联正副主席和秘书长全部刮倒，连我这个出版社的小小编辑也未能幸免。
 

只听说宋先生是因一句话获罪的，可是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是一句什么话，竟有如此严重？以后只知他去北京，从此不知音讯。
 

1979年我回到杭州，从一个侧面打听到宋先生的下落时，他却已于当年的春季作古了。

 

                           199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