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音袅袅《生死恋》

 费淑芬

前天中午，接到一个长途电话，对方的声音我很陌生，是个女青年。她在电话中证实了我就是她要找的人以后，就告诉我她是南京的，打电话给我是向我了解《生死恋》作者的通讯处和她的近况。

《生死恋》是我在1982年编的一本书，是一部纪实性小说，也是一部自叙性的悼亡之作。事隔十三年，还有人提到这本书，我作为责编，既有点兴奋，也有点感动，便问她为什么要知道？她说她在大学读书时就看了这本书，很喜欢，买了放在身边，时时翻翻；现在已经工作了，有很多去外地出差的机会，便想打听一下作者的住址，或许有缘分可以见到。语言很快捷，尽管经过电波的过滤，仍可以感受到她的激动，好像看到了一张年轻的通红的面孔。于是我便将我知道的告诉了她。这个电话差不多打了半小时。

放下电话，我的心情也不大平静：时间已过去十多年了。回想当初出版这本书的情况，恍然才似昨天呢！

出版这本《生死恋》有着很偶然的因素，我们并没有着意组稿，原来与作者也并不相识。最初听说作者叫林淑华，还误以为是作家凌淑华呢！

原来这作品最早是1946年在上海的《伉俪》月刊上连载的，1947年曾出过书，但只印了几千册。作者林淑华并不是专业作家，解放后参加了工作，也就不再从事写作，也没有想到这本书的再版。谁知在70年代却被香港一家书商盗版印行了。作者一无所知，是她在港的一个熟人看到，买了一册寄给她。这本盗印的书印刷质量极差，封面图案也很恶俗。她很气，但又无可奈何。还是一位朋友为她出了主意：只有将书交内地出版社正式出版，才能抵制香港的盗版。

正好她已故丈夫的好友李俍民（《牛虻》的译者）是我社李偀民的哥哥，这样，这本书就到了我们手中。我是我们编辑室的第一个读者，以一天加黄昏的时间读完了它，觉得对这本书的感受与以前编过的书不完全一样：它没有深刻的主题思想，没有精心的结构技巧，但却是至情至性的文字，是出自肺腑、催人泪下的作品，其他同志看了也有同感。

因为还另有两部书稿要到北京联系，我和李均生同志就同去北京。那年据说是北京四十年未有过的酷热，我们在一个连树叶都纹丝不动的傍晚，在冯亦代先生的指引下，找到了《生死恋》的作者林淑华（现名方健明）。

从书的自序中推算她的年龄当已过了花甲，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人看来却似乎只五十出头。她穿一套黑色衣裙，显得文弱清秀，一眼可以断定不是北方人。果然，开出口来，普通话中夹带的不仅是南方而且是浙江口音，相问之下，知道她原籍是浙江平湖，后来过继给了姑母，才寄居上海，解放后才移家北京。

一听是浙江同乡，距离顿时缩短了许多。她详细地告诉了我们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经过，态度十分诚恳谦和，使见惯了盛气凌人的作家的我们，竟感到正像她给我们喝的凉茶一样沁人心肺。

《生死恋》出版以后，竟出人意外地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反映热烈，书店连连催货，一年内连印三次，累计四十五万册。这在现在看来，似乎是个天文数字。如果说，印数不足以反映读者的反应程度，那么为数五六百封的读者来信，却不是谁有本领组织得来的。它来自四面八方，甚至东南亚国家。有的我作了处理，有的转给了作者。这些信封封饱含深情：有的愿认她作妈妈，有的邀她去作客，有的路远迢迢要去看她，有的将自己的秘密向她倾诉……她是十分重感情的人，这些信她都一一作复。因此我常常歉然地感到，她的稿酬很大一部分作了邮资。直到现在，还有好些人与她保持着亲人般的关系。

与此同时，当然也有些不同的声音：“40年代，怎么不反映党的活动？”“才十六岁的女孩，怎么就谈恋爱了？”……幸好毕竟时代进步了，这些都没有变成帽子，书终于一版一版地印出来。

《生死恋》的出版，在文学圈子内没有引起什么特别反响，也许是不够档次，但在读者中，特别是老百姓读者中，却可以说是引起了轰动效应，这个电话也正是它的余音。

我为作者高兴，自己也有点沾光的喜悦。

    199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