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记录
在陈学昭同志生前，我为她的好几本书当过责编，读过她的大部分作品，可是这本《延安访问记》，却是久闻其名而今天第一次读到，原因是很长时期以来，她自己已没有了这本书。在她写于1979年的回忆录中提到这段时间的生活，曾写着：“可惜我手边已没有了《延安访问记》。”
现在放在我面前的，是一本复印件。这是法国的一位研究中国妇女运动的学者倪娃尔女士，她1984年来杭州访问学昭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在她后来有机会去香港时，从香港复印了寄来的。从那简单的甚至可以说是粗陋封面，和那密密麻麻毫不讲究体例的竖排字行中，可以看得出当时出版是多么匆忙和局促。
书的封面和书脊上，都标着香港北极书店印行，时间是1940年7月。然而作者在回忆录中对这本书的注释里却写的是“1939年由重庆三联书店在香港出版。”这显然是有误的。但不知当时是否北极书店接受三联书店（该是生活书店）的委托，还是北极本身就是当时三联的另一块牌子？这书好像是仅此一版，解放前和解放后内地都没有印行过。因此虽然外表简陋，却也弥足珍贵。
全书二十多篇文章，二十三万余字，是作者1938年第一次去延安时写的。当时，在法国留学八年的陈学昭回国不久，满怀爱国热情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深仇重恨，同时对国民党政府抗日不力感到了失望，所以来到延安。按她自己所说，是“想对各种各样对延安的反映，找一个清楚的回答”。那是在战争时期，交通十分困难，她从重庆绕道到成都，从成都到西安，再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送她到延安，在西安待车时，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多年在国外生活的她，不习惯穿中式的旗袍，这时也仍然穿着西装衣裙。一个从延安鲁艺来西安办事的女同志见了，便忠告她说：“你这样子去怕是不行的，并不是不许穿，是因为大家都穿军服，你一个人穿得不同，不好意思走出去。”她这才临时上街去买了两件布衬衫和一条工装裤。
从重庆到延安，路上一共走了三十六天，在延安，她一住就是十个月，参加了许多大会小会座谈会，甚至出席观看那点燃着煤气灯的文娱晚会，作了许多采访。这些文章，都写于延安的窑洞中。应该说，这比起赵超构先生1945年访问延安后写的《延安一月》早了七年。文章的前面几节，曾在当时重庆黄炎培先生创办孙起孟先生主编的《国讯》周刊上发表过，但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构将稿子截留没收，书店打好的纸型也被抄走。幸亏作者对此已有经验，尚留有一份稿子在女友处，后来通过进步朋友的帮助送到香港出版。
这本书的可贵处是没有任何清规戒律、条条框框，完全以一个年轻的爱国的知识分子的眼光与角度，十分忠实而客观地记录了她看到的一切，但是字里行间，满溢着无法遏止的对这片土地的热情。她写着“延安的街，我实在欢喜它，可是我又说不出什么理由，它是那样的脏，那样的挤，你没有地方可以落脚，不要说没有柏油路，水门汀，就是石子也没有，尽是黄泥沙——最近才铺起了大块的石子，那是最近的事情——可是我还是爱它……我想我所欢喜于延安街上的，是民主与自由的空气吧。在延安街上，你尽讲，尽笑，从国家大事，以及你私人感情的事，你尽讲，大声的讲，是可以的，没有人在你旁边、背后偷听，没有人盯你梢，你放心，不用怕，也不用东张张，西望望。延安的街上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没有一个乞丐”。她称延安是一个“年轻的城市”，赞颂延安的政治清明，赞颂延安的艰苦精神，赞颂延安的抗日热情，赞颂延安的良好风气……
文章又写着：“在边区，人与人间的关系是比中国任何地方好多了，这些人类的丑恶感情：嫉妒，彼此挤压，是比较淡薄多了；这些人类接近于兽的本性也比较的泯灭了，他们能把一个极大的目标，也是人所仰望的，清楚地摆在各人的面前，使人们明白，至少时时会反省到自己是一个什么东西。这种工作，不但对我们抗日是好的，是需要的，实在对全人类也是有益处的。……”
在这里，她像是辛勤的蜜蜂不停地吸取着花蜜，她访问过许多党的领导人，如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吴玉章等；也采访了许多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如：柯仲平、成仿吾、丁玲、周扬等，同时还访问了马海德、李德等当时在延安的外国朋友。在访问毛泽东同志时，她写着“毛泽东先生，延安人人叫他毛主席，是非常的忙，听说每夜只睡三四小时，成年担负着重要而过度的工作。可是毛先生什么小事都不忽略，谁如果有什么要申说，可以直接写信或请求见他，都可能的，总之，人人可以去见他，听说毛先生也欢喜和外来的人说话”。在访问中，她曾提出：“如果西安一旦不幸失守，延安与西南的交通阻隔了，受到封锁，粮食发生问题，怎么办呢？”毛主席微笑着回答她：“有办法，靠老百姓……我们还可以打游击。”告辞时，还送她到门外。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十分亲切的并未神化的领袖。
也许正因为当时的她是处于“客卿”的地位，凭着自己的直觉，能够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因此在满腔热情的赞颂之余，对有些问题也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当她发现有的人工作不力时，她写着“我有时傻想：犯错误的人，有些可以送他上清凉山或降级工作，但假如有的人，他们并不犯错误，可是也不起劲工作，你批评他，他笑笑，那不知道怎样对付……”她担心这种不良作风会传播开来。实际上是看到了“大锅饭”的弊病。还有对把一些不能胜任其他工作的人安排作小学教师，她也认为不妥，觉得小学教育应该十分重视。另外，文章中也涉及到政治工作者与科技人员的关系，“有些政治工作者，好似不十分看得起科技人员……在他看起来，科学的技术人员不过像一个木匠或手工业者，木匠或手工业者是一个群众，而科学的技术人员好像不是一个群众，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这直率的意见也正是真诚的诤言。
这本《延安访问记》，若作为报告文学来读能让读者知道许多故人和往事，了解那个令人怀念和令人激动的年代；而若作为史料来看，它又是十分详实而生动的。出版到现在已历经五十六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应该说它是经受了时间的检验。虽不能说它是完美无缺的作品，然而却是情真意切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一本书。
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