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事业
费淑芬
最初见到项冰如，是在《西湖》编辑部，那时我刚回到杭州不久。也许是那间摆了五张办公桌的小房间特别拥挤，或者是因为当时室里的同志身材都偏瘦，他一走进门来，就十分引人注目：胖墩墩的身材，带来一股蒸腾似的热气，乐呵呵的一张菩萨脸，给我以和善率真的印象。
不久，在读稿时，读到了他的稿子，是一组散文，写雁荡山的。大概他刚从雁荡山回来。看他的文字，不像他的体形那么壮硕，倒是像他的名字，比较玲珑秀气。虽然这样，因限于篇幅，这组稿子还是砍去了大半，只用了两则。他很宽厚，没有表示不愉快，也没有像有些作者那样拼命要说服我启发我。相反，还间接地听到了一些好话，这使我放下了作为一个编辑有时不得不背的思想包袱：退稿难免得罪人，尤其是一些较真的人。
以后，在报刊上读到他的散文多了，接触也多了一些，彼此交谈也比较随便。他不十分善于言词，内心似乎比言词要丰富得多，这大概也就是他能孜孜于散文创作的一个原因。
成了熟人以后，他写的散文，包括已发表的和那些尚未发表的，我差不多都读过。散文创作，是寂寞的事业，发表园地有限，有时写了只能自己看看或在朋友间传阅一下。连老作家孙犁也为此叹息，更何况我们这样的人。
项冰如的散文，题材比较广泛，有写人的，有写景的，有思乡忆旧的，有感时抒怀的，他感情丰富，文思敏捷，每次外出开会或旅游，都会有作品产生。如他参加了一次冯雪峰学术研究会，就写了《丁玲在雪峰故乡》、《我们歌笑在神坛》、《我想起了西北的白杨树》三篇，它们是写著名老作家丁玲、冯雪峰、杜鹏程的，这几位老作家，在不同时期遭受过同样的精神折磨，他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和同情，于是有了这次的迸发。残疾青年傅浙平的诗歌获奖，他十分激动，写了《与厄运抗争的诗》；参加了一次画展，使他流连忘返，因而写了《水乡行》。他用他饱含热情的笔，鼓励着在文坛艺林努力跋涉的青年。
但是，从数量上看，项冰如前一时期的散文，还是写风景的居多，他踪迹所至的雁荡山、千岛湖、富春江、会稽山水以及朝夕相处的西湖，在他的散文中都有反映，湖光山色、自然风物，都融入自己的情思，他游山玩水，能领悟到非一般游山玩水者所能领悟的特色，在描写风景名胜的同时，不会忽略与此有关的历史人物，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内心深处的爱国主义精神，文天祥、谢皋羽、太平军、郁氏兄弟都出现在他的风景散文中。《西是皋羽伤心处》一文中的那位老师，着墨并不多，却给人以很深的印象。我每读此文眼前总会出现这样一幅图景：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在一堆残砖碎瓦的废墟旁，对着一群孩子，讲文天祥和谢皋羽的故事而泪流满面。《龙峰塔》中为作者讲太平军故事的舅舅，最后当了游击队员，牺牲在抗日战争中，也十分感人。应该说项冰如写风景的散文，并不同于那些一般的导游游记散文，而是有它的特色的。但是比较起来，我更喜欢的还是他近年来写的那些思乡忆旧、感时抒怀的文章，这里的文章中每一篇都有作者自己。著名评论家李健吾在评论沈从文的作品时说过：“我不否认《边城》是支可爱的牧歌，是颗可爱的明珠，我自己也非常喜爱。但不如他的散文《湘行散记》那么真实可信。”
散文和其他文体一样需要文采，但更重要的是真情，特别是亲情友情，散文是最好的载体。如果借用王国维老先生的用语，分客观和主观的话，那么前面那些该是客观的题材，虽然文章中也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品格情操，但总似隔着点什么，像是作者热情地在指点给你看，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读者可以感受到一些原来自己不一定能领悟的境界，能受到一些启迪，得到一些教益，但是不一定能取得感情的共鸣。而那些有作者自己在内的文章则与此不同。它像是一个朋友在向你诉说他的心事，诉说它的喜怒哀乐。这些不一定能使你获得多少教益，但是能感到作者的心声，能在读者心头引起共鸣。也许这是文学最主要的功能。
我喜欢项冰如那些描写亲情的散文，这是一个永远写不完的题材，正像亲情本身一样，它永远不会枯萎。从古到今，有多少以遥寄、忆旧、怀念、悼亡等方式来表达这一主题。如李密的《陈情表》，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朱自清的《背影》以及巴金的那些怀念文章，无一不是感人至深，读后久久难忘的好文章。这里除了作者的文字功力，更主要的是对描写对象那种刻骨铭心的挚爱和深情。不然，文字再好，可以朗朗上口，却无法感人肺腑。
《母亲和<千家诗>》和《父亲的一张木刻》是项冰如怀念父母的两篇文章，前者是写他从未进过学校门的母亲，仅凭着隔墙听邻居儿童的读书，竟记住了全本《千家诗》，不但能背诵，而且还口授于他。作品没有用任何美好的言词来装点这位坚强的母亲，只是很具体地叙述了这样一件事，却让人感到了这是怎样不平凡的一位母亲。后者题目写的是父亲，其实主要角色也还是母亲。文章从收到一本画册开始，画册中有一幅木刻，是父亲当年的作品。于是写到了发生四十年前的一件事：当他还在母亲腹中的时候，父亲就离家出走了，他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面。“没有见过父亲的孩子，特别希望见到自己的父亲，这是依在父亲膝下的孩子所无法想象的。我也是。”作者朴素地回溯到当时的心情。忽然有一天，邻居的叔叔带来了一张《东南日报》，上面有父亲刻的一幅木刻。母亲破涕为笑，至亲挚友也来悄悄祝贺，但是母亲怕他年幼嘴不稳，不让他看那幅木刻，最后是外公说了“让这个没有见过父亲的孩子也看看吧！”他这才看到了这张题为《了望哨》的木刻，并看到了父亲的名字。这木刻的发表给全家带来了希望和快乐，特别给母亲带来了美好的憧憬。可是待“红旗飘在家乡城头”时，母亲带他到杭州找到父亲的战友，探听父亲的消息，这才知道父亲早在1943年就牺牲于苏北盐城；是木刻发表的六年前。
文章到此结束，没有再写母亲得到噩耗后的心情，但是读者可以想象到，这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中人”一诗的凄惨情景在现实生活中的重现，不过木刻的发表，给这位烈士遗孀止水般的心河，漾起一个美丽的涟漪，这却是更深的悲哀。作品没有用多少文字来描写这些，但是读者能感受到。全文不到两千字，若写小说，是一个中篇的题材。
项冰如今年来散文创作题材开拓的另一方面，是抒写自己的所知所想所感的东西。如《五十岁，我有了书房》、《忘不了，我的亭子间》、《我记忆中的六公园》、《罚酒·敬酒》等。《五十岁，我有了书房》，题目本身就是一声叫喊，是欢呼，还是感叹？或者两者兼有。我曾两次去过他家作客，第一次是70年代末：不大的房间，住着他和读中学的儿子，是卧室也是客厅，烧饭似乎在门口，当然更不可能有书房。第二次是他结束了两地分居以后，他夫人调到杭州，条件略有改善：一间半房子，住了他们夫妇和两个已长成汉子了的儿子，其局促仍是可想而知。现在，分到房子了，虽然远了一点，但都有了，有了卧室、有了客厅、有了厨房，还有了曾经梦寐以求的书房，能不欢呼么？然而回顾一下自己，“头发渐白，齿牙松动”了，又有点凄然之感。这是十分真实的，人的心情就有那么复杂。《忘不了，我的亭子间》，细读之后，就会发现，作者忘不了的并不真正是那上面“赤日炎炎”下面“烈火熊熊”的小房间，而真正使他不能忘记的是人生最美好的阶段—青春岁月；是生命最需要的滋润剂—友谊。正像巴老一篇怀念友人的文章中写的“朋友是自己的一部分。”当看到文中写到他和一群年轻朋友，几乎是用了祝祷般的心情，在等候着一对去登记的新婚夫妇到来这一段，谁能不被这纯真的友谊所感动呢？这也是一则“陋室铭”。《记忆中的六公园》和《罚酒•敬酒》是作者大胆披露自己秉性的文章，他为修建后的六公园欢呼，欣喜若痴，因为他曾为那些久久不能拆除的高墙愤怒过。他宁愿邀三五知己去草地溪边吃粗茶素面，也不愿去作那频频举杯的无聊应酬。“伤腿筋”是夸大，而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
还有一点我想提一下，在项冰如的散文中，特别是那些描写风景的散文中，常常引用一些诗词，即使在他与人合作的武侠小说《金台奇侠传》中也不例外。对此，有褒有贬，看法不一。褒之者认为书卷气较浓，使作品趋向清纯。贬之者认为是掉书袋，有意卖弄。见仁见智，读者原有评议的自由，无可厚非。我是投赞成票的，为此我才唯一的读完了这部武侠小说。我觉得诗词的引用，不仅可以帮助作者表达意思，还能使作品多一点空间，留给读者去遐想，如《西是皋羽伤心处》一文抽去了谢皋羽那首满怀悲忿的诗，《春江第一楼》抽去了郁达夫“江山如此无人赏，如此江山忍付人”的名句，那文章的味道可能就淡得多。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人们在写文章时一定去找点诗词来点缀，以示博雅，而是希望贴切自然地运用诗词，能使作品生色。我曾编过冯英子先生的一本《苏杭散记》，他几乎在每篇文章中都引用了诗词，挥洒自如，文到情到，毫无缀补的痕迹。读过的人无不称好，我作为责编，也获益良多。当然，我不是说项冰如已达到同样的水平，但是我觉得这种努力是可贵的，也是值得提倡的。
项冰如近年虽然也稍稍涉足于小说、电视其他等形式，但我以为，从他的秉性气质来说，写散文是最适合于他的。多年来他在这上面已付出了不少的心血，成绩也很可观，正如他自己在文章中所写的那样“五十岁不算老，深秋，离萧瑟的寒冬还有一段日子。”希望他在“咀嚼”了一番“人生”之后，有更精湛的作品问世。希望他继续甘于寂寞，从事这寂寞的散文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