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文艺》出版始末
费淑芬
《浙江文艺》月刊创办于1951年10月，它是我省解放后的第一个公开发行的文艺刊物。当时省文联尚未正式成立，但已有了一个筹备班子，称作省文联筹委会。《浙江文艺》属筹委会领导，由当时的筹委会秘书长舒模同志分管，下设编审部，具体工作由编审部负责。编审部部长是方然同志，参加编审工作的有冀汸、李一航，苏东、葛克俭、李朴园、贺鸣声等。办公地址设在遂安路2号省文化局内，一间半房子，一间作编辑室，半间作通联室。
刊物开始为小32开本，每本在40页左右。封面较简陋，除了刊名，就是一幅单色木刻或剪纸，定价是旧币1000元（折人民币0.10元）。到1955年才改成大32开；篇幅增加到60页左右，价格为人民币0.15元。
在1951年10月出版的创刊号发刊词中，就明确提出：“这个刊物，是供全省工人和农民阅读的。我们希望：有初小文化程度的人能看得懂，识字不多、不识字的人也能听得懂。”这也就是开门见山、明白无误地确定了刊物的通俗化、大众化方针。因此，发表的作品以通俗易懂的宣传演唱材料为主，也少量地发表一些简短的通讯、故事等，每期还配以一定数量的宣传画、连环画和歌曲。内容要求积极配合政治中心。总路线、总任务的宣传是较长一段时期的任务，中苏会谈公报的发表、劳模大会的召开，刊物也得有所反映。好在当时印刷周期较短，印刷工人也能积极配合，临时抽稿、换稿是家常便饭，所以一般的矛盾都能解决。
编辑工作除了编发每月一期的稿子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辅导群众创作，也就是培养工农作者。选择稿件十分重视作者的出身成份和政治条件。凡是工人农民作者的来稿，只要略有可取，编辑则如获至宝，不惜付出多大的劳力来加工提高，甚至通篇重写。稿子发表后，编辑并不署名，更不会有任何报酬。有时加夜班，还需自己贴出夜餐费。那时风气如此，认为理所当然，并没有什么人为此感到委屈和不满。如发表在1955年5月号上的剧本《一篮草子》，寄来的初稿是几张老式帐页上写的一个故事，最多也只能算是一个剧本提纲。分管该地区稿件的编辑闻竹雨同志，发现它的题材较好，能配合当时的宣传任务，就用它的框架进行重写，实际上采用原稿的只是几个人物的名字和一个故事情节。作品发表后，获得好评，并为《剧本》月刊转载。作者本来只是一个具有初小文化的农民，一下子在省内文坛名声大震，被作为青年作者代表推荐出席1956年召开的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备受青睐。除了我们这些熟知内情的编辑部人员，谁也不知道闻竹雨同志在作品上所花的心血。
即使这样，编辑还是感到欣慰的，付出的劳动总算取得了效果。更为苦恼的是面对大量的来稿，可用者寥寥无几，而又规定每稿必退，而且一般不准用油印好的退稿信，必须写有针对性的意见，帮助作者提高。然而，哪能有这么多的意见呢?因此有时也不免成为“退稿八股”。
随着全国形势发展的需要，分管《浙江文艺》的领导和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也几经更迭。1952年舒模同志调走，接替秘书长工作的是黄穗同志，她大概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又调走，后来由林辰夫同志接替，到1954年省第一次文代会开过后，正式成立省文联，工作班子也初具规模。那时属省文联领导的除《浙江文艺》编辑部之外，还有一个创作组。编辑部由李一航同志负责，创作组由冀汸同志负责。原编审部部分同志调其他工作后，则由创作组人员作补充。到了1955年反胡风集团时；创作组组长冀汸被审查，创作组撤销，人员全部调到《浙江文艺》编辑部，我就是那时开始做编辑工作的。当时具体负责编辑部工作的是张亚中同志。
1956年3月，《浙江文艺》并入浙江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一部分同志编书，一部分同志仍编刊物，我仍是属于编刊物的。
同年10月，省文联成立《东海》月刊和东海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宣告终刊。原编辑部人员一分为二，有的去《东海》月刊，有的去东海文艺出版社。
《浙江文艺》从1951年10月创刊，到1956年9月终刊，整整5年时间，出版了59期(其中一期系合刊)。现在回顾当时的刊物，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比较粗糙简陋，与后来居上的各种文艺或非文艺刊物，都无法相比。然而，它却是一定时期内，在担负我省繁荣文艺创作、培养青年作者、提供文艺宣传材料等方面，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现在有许多在本省或外地文艺工作岗位上担负着一定职务的同志，有许多是在《浙江文艺》上发表了他们的第一篇作品的。如沈虎根同志的处女作《一支钢笔》，发表在1954年7月号上；胡小孩同志的成名作《两兄弟》，发表在1954年9月号上；肖容同志的第一个剧本《不能这样完成计划》，发表在1955年5月号上；顾锡东同志的《耕牛与母鸡》，发表在1955年11月号上：俞天白同志的《路》，发表在1956年9月号上。其他如施振眉，沈祖安、朱秋枫等同志，都在《浙江文艺》上发表过作品。虽不能说这些同志在文学上的成就全亏了《浙江文艺》，但这个刊物至少是为许多作者起到了铺路架桥的作用，我相信他们不会忘记。
我曾经是《浙江文艺》的作者，后来又在《浙江文艺》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可以说，我的文字工作，是它带领着起步的，它是我创作和编辑工作的实习园地。尽管直到现在，我一无所成，但仍然十分感激它，怀念它。
198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