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不讲“认真”？
写下这篇文章，一来是因为今年8月22日是亡友陈国中先生六周年祭日，以此文示以怀念，二来是近来写了几篇关于鲁迅的文章，后面老是有个别网友跟贴数落鲁迅亲日、“汉奸”嫌疑。之所以说“认真”这个题目，皆因为此文的两个主题，都与认真有关。陈国中是我三十年的挚友，他品质中超出常人的优点、特点之一，就是非同寻常的细致认真。……。不久他去日本公务考察，让他最留心的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日本人的认真，回来后就写下了《日本细节》一组纪实。其中讲到日本交通秩序一文中的细节，还历历在目：“……在高速上所有的车子像是被安装上了特定的操作程序，都是匀速地行驶着。俗话说，宁怕站，不怕慢。我们坐的车子始终没有超过100码。但就是这100码，却是不停地匀速地行驶着。自始至终没有见到一辆抢道、压道的，也没有人用那种剌人神经的喇叭来催促让道。……。翻译说日本的公路上很少有人摁喇叭。”谁也没想到，陈国中于2009年8月22日在公务途中，竟然丧命于国人对交通法规的不认真上——一位北京大律师酒醉后飙车，和陈国中乘坐的车迎头相撞。
（网图）
从鲁迅：日本兵认真杀人 中国人马虎送命说起
凑巧的是，八十多年前的鲁迅，也对中国人的不认真——马虎痛加针砭，而鲁迅竟敢拿日本兵在中国“认真地杀人”为例，来反讽中国人连丢命也丢得马虎——这就犯了中国人爱面子的大忌，被当成“汉奸”论处了。不知在今天的“爱国者”眼中，陈国中那一组《日本细节》中对日本人认真精神的赞叹，是否也算得上“汉奸言论”呢?
鲁迅1932年11月22日在北平辅仁大学发表的演讲《今春的两种感想》。鲁迅谈到了日本军队把中国年轻人逮住杀掉的事情，以此来说明日本人比中国人认真。他这样说：“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这种徽章，如被日军发现死是很难免的。然而中国青年的记性确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团，一团十人，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它放在袋里。但被捉去后这就是死的证据。还有学生军们，以前是天天操练，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并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却了。然而一被日军查出时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
“认真”乎?“马虎”乎?之于“国运”乎?
有些国人对鲁迅关于“日本兵在认真杀人、中国人却在马虎送命”的批评愤然不平，竟以为鲁迅是在夸赞日本杀人的“认真”，讥讽中国丢命的“马虎”，便将鲁迅认作十恶不赦的汉奸痛骂了。不仅如此，一些国人还以此认定鲁迅痛恨中国传统文化，将中国历史或中国文化看得一片漆黑，百般诋毁，以为足见鲁迅心理的“阴鸷”了。于是乎，所有被鲁迅痛骂过的“文化传统”、国民性病根，竟也被看着中国的“国宝”追捧起来。比如有这样一则怪论：“鲁迅明里指责国民党政府，暗中期待日寇侵华杀光他心目中阿Q式的中国同胞。真的‘爱憎分明’!”可见，中国“阿Q式”的性情、思维方式、生活哲理包括精神胜利法，在这些国人眼中，也变得十分地可爱和优越了。那么，中国人不讲认真一味马虎的性情，是否也被当着国宝甚至国粹供奉起来呢?我看是的，否则郑板桥的一帖“难得糊涂”，为什么被那么多名流政要学者士绅悬挂于正堂，以示其座右铭呢?而所谓“难得糊涂”也就是故意不认真，或别有用心地马虎一通，装糊涂吧?
而鲁迅的真实心境，大抵对中国人的不认真和马虎，已经到了痛心疾首的地步，不仅是丢了许多青年人的命，而且到了事关“国运”的地步，也就是说，鲁迅以为，如果日本人一味认认真真地侵华，而中国人则一味马马虎虎抗日，则离亡国恐怕也不远了。有例为证。也还从鲁迅的《今春的两种感想》引出来：“我那时看见日本兵不打了。就搬了回去，但忽然又紧张起来了。后来打听才知道是因为中国放鞭炮引起的。那天因为是月蚀，故大家放鞭炮来救她。在日本人意中以为在这样的时光，中国人一定全忙于救中国抑救上海，万想不到中国人却救的那样远，去救月亮去了。……”至于中国人其时为什么竟想着救月亮而不救中国，则是因为“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例如倘使你讲个人主义，或者远而至于宇宙哲学，灵魂灭否，那是不要紧的。但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还好，如在上海一讲社会问题，那就非出毛病不可，这是有验的灵药，常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了。”
可见，因为政府要求百姓“莫谈国事”，而谈者常有被捉去的，所以百姓对“国事”也就不甚了然，甚或“谈国色变”，以为国事自然由政府管着，所以尽管日本人攻了进来，但该救月亮还须救月亮，这抗日自然应是政府的事了。然而，倘若政府也将中国人的马虎、不认真当成国粹承袭下来，那也就直接关乎国运了。
比如甲午海战的失败，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当论晚清政府在对日备战中的极不认真和马虎。请看：“清国在引进西式武器过程中，没有章法、各自为政，进口装备种类繁多、五花八门，营中新旧兵器混杂情况严重。……安徽廪生朱照在给张之洞的《上张香涛制府条陈平倭事宜书》中写道：‘炮则有格林、阿姆斯脱郎、克虏伯、田鸡炮、开花炮等种，枪则有新旧毛瑟、林明敦并中国自制之快利枪，名色繁多，殆难指屈。夫枪炮一种有一种之弹药，即一种有一种之施放之法。弹药或误，则与枪炮格格不入，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松或紧，皆不适于用，则有器与无器等。中国海军兵轮所用之炮，如格林、克虏伯等，一艘必有数种，此炮之弹或误入他炮，则必不能开放;重新取易，愈觉劳费，迟误稽延，多由于此。”(宗泽亚：《船坚炮利?清军为何在甲午海战中大败而归?》)武器装备的购买引进中的马虎和不认真，可以“业务不熟悉”为借口搪塞，然而如果军队的训练和纪律也如此马虎混账，则是战之必败的必然了：“曾有文章考证，一度相传的清军舰炮晾晒衣物，并无事实根据。但多种资料表明，北洋水师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受没落王朝腐朽颓废之风浸淫，确实军风败坏，弊端丛生。士兵‘腰间皆斜插烟枪一支’，‘平居烟酒淫赌，沉溺往返’，甚至管带也侧身其间，大敌当前而‘逐声妓未归’。演习训练则虚应故事，欺上瞒下。‘平日操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演放整齐，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象’。弄虚作假可以欺骗自己，欺骗许多人，却无法欺骗自己的敌人。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9倍以上。更令人震惊的是，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实有土沙、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刘新如：《甲午海战清军为何失败：官兵开战时仍嫖妓未归》)
甲午海战中的大败竟使晚清政府从此一蹶不振，国运危艰，这“国粹”中的“不认真”、“马虎”，恐怕在其中起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吧?
然而不幸的是，“日本在认认真真侵华，中国则在马马虎虎抗日”，这晚清政府的恶习，却也一路传承下来，可见这“马虎、不认真”作为“国粹”，也真的有遗传功能。就说甲午海战四十多年后的淞沪会战中，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最低限度的准备”是有的，然而这种准备极不严肃，极不认真，是淞沪之战中国军队遭受巨创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里举两个例子。其一，国民政府最先投入淞沪会战的两个王牌师87、88师是德国顾问训练出来的样板师，全制式德国武器装备，可视为国民党政府抗战准备中“秘密发展国防力量”中的一支劲旅。然而，1937年8月14日，负责指挥进攻日军的第88师264旅旅长黄梅兴阵亡，为开战以来中国军队牺牲最高级别之军官。其旅伤亡1000余人，连排军官几乎损失大半。此次为中国军队第一次军种(空军、海军、陆军)和诸兵种(步兵、炮兵、坦克)大规模协同作战，协同效果很差：步兵逼坦克冲锋又不予以掩护，结果坦克被日军全部击毁;步兵失去坦克掩护后攻坚伤亡惨重，甚至出现一个营部队挤在一条街内被日军堵住街口全部击毙的悲剧。陈诚回顾上海围攻未胜的教训，认为“以5师之众，对数千敌陆战队实行攻击，竟未能奏效，实在是当时部署种种不当的缘故”。史说回忆，“步兵与炮兵、战车协同作战的训练从来没做过”。德式装备精锐师组建起来了，然而又不认真训练，结果损失惨重，败得十分难看;其二，淞沪会战尾声中国军队全线撤退时，本来计划撤到吴福线、锡澄线、乍嘉线和海嘉线一带依托原有坚固国防工事，作持久抵抗，但当部队进入工事后，才发现混凝土用手可以捏碎，机枪射口大如门窗，各个碉堡间无交通壕连接，修建的300多个机枪掩体有一半不可用等等，甚至闹出了部队要进入工事一找不到预备钥匙二没有工事图纸的惊天大笑话，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于是门户大开，日后的南京保卫战遂毫无意义。瞧，国防工事早就修筑好了，能说没有战争准备吗?但原先“坚固”的工事为何如此稀松?有人对此负责吗?
可以说，淞沪会战是中国全面抗战后中国军队和日军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战役，这场战役也是对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六年抗战准备的一次检验。很遗憾，虽然这场战役中国军队投入了大量的精锐力量，但这国防准备中却出现了诸多“不当”、草率、“疏忽”、“马虎”、不尽认真之处，远没有日军设计侵华步骤时“蓄意之准备”、“精心之策划”、“周详之实施”的“认真”。而淞沪会战之败直接的后果就是首都南京的沦陷。而淞沪会战失败的诸等教训，南京保卫战是否吸取以至于修正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当然，南京保卫战中我军作战非常壮烈，战士们表现非常勇敢，这一点无可否认。而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我力量悬殊，但是，如果在战争准备上多两个字“认真”，少两个字“草率”，恐怕不会败得那样惨。请看百度：“唐生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指挥15万国军抵抗作战。国民党当局在战役组织指挥上出现了重大错误。战前未作周密部署，最后决定突围时又未拟定周密的撤退计划，更没有经过参谋作业，致使守军在突围中，自相践踏，争相夺路，损失特别惨重，国军的抵抗就此瓦解。 12月13日，南京沦陷，不足五万人的日军入城，由此开始了连续八个多月对 三十多万战俘平民震惊世界的大屠杀。”
可见，“认真”二字，对于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前途，其关系是何等重要，其作用是何等密切。毛泽东的专权虽然广受诟病，然有些话却是至理名言。比如他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共产党是否最讲认真，姑且不去论它，然而前面一句，则千真万确。其实，对认真的态度，各个国家和民族是不尽相同的。是处世认真还是行事草率，就像人的性格和习惯，根植于民族的秉性之中。一个民族的认真，如果误入歧途，当然会带来整个民族甚至别人的万劫不复，如二战中的德国和日本;然而，只要将认真用于经济发展国家兴旺民生富足科学创新这样的正道，其结果会和不讲认真的民族大不一样的。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的崛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当然，并不是说中华民族一概不讲认真，但我们因为草率马虎吞下的苦果，要比讲认真获得的成果多得多吧?是否应该心平气和地“认真”反省一下我们这个民族的“认真”问题?
国人“不认真”之探源
无庸讳言，不认真，是中华文明一个非常明显的缺陷，或者说是中华民族个性中一个十分致命的弱点。而这种民族性格深处的不认真，其主要表现形式则是无论上流社会还是下层民众，对“国是”的不认真上，即在政治生活中的“举国不认真”。而政治生活中的不认真，是会像病毒一样传染到各个社会领域和私人生活空间。那么，中华民族性格中的这个缺陷，这个弱点，其根子是什么呢?我以为，这个根子通在国人对两样东西的过分认真上。也就是说，在中国，无论是主子、奴才还是奴隶，并非对待一切都不认真，惟有对两样东西的认真，甚至还要超过日本人德国人。一样是主子手中的权柄，另一样是奴仆鼻尖上的利益。对这两样宝贝国人不是一般的认真，而是认真得过分，而正是这种过分的认真，便衍生出诸多不认真，尤其是政治生活的不认真，对“国是”的不认真。而所有这些不认真，则可以归结为主子的任性，奴才的机巧，臣民的冷漠、自私和糊涂。
比如主子的任性，就主要表现在对手中权柄的过度认真上。举两个范例：一个范例，要保住手中的权柄，第一防范的就是对各类觊觎自己权力的政治势力的打击和清除上。而这打击和清除政敌的血腥和残酷，是和“认真”的程度”成正比的。你听说过国外对政敌的清除，有中国的“满门抄斩”和“诛九族”这样斩草除根，干净彻底的吗?你听说政治斗争中的酷刑，有比中国的炮烙、油炸、釜烹、腰斩、剥皮、凌迟残忍、血腥的吗?尤其那凌迟，共3357刀，先10刀一歇一喝。头一天先剐357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起开刀，一共剐3天，而刀刀认真，刃刃见血，受者痛苦万状，生不如死。你还听说过“镇压反革命”要按人口百分比下达指标的吗?你还听说过将揪出右派的具体指标和名额下达到各单位，不完成就随便拿人来凑数字的吗?这样的认真，真真的是全世界也很罕见。可见，如果主子们将如此旺盛的精力和如此认真的态度用在整肃他们的政敌上，那么就会产生两个直接的恶果，一个，使最重要的“国是”，如发展经济，体恤民生，繁荣文化，和谐社会等等被边缘化，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另一个：致使所有办理实施“国是”的管理层，人人自危，明哲保身，哪还有干事情的积极性和“认真”精神?另一个范例，主子保住手中权柄的第一要务，当然是骄奢淫逸，纵欲享乐。在这件事上，也是特别的认真。至少中国数百名皇帝中的绝大多数，在个人享乐和皇室骄奢上，是丝毫来不得半点含糊的。别的不说，那皇室建造的宫殿，皇帝及其亲属修建的陵墓，或者后宫遴选的美女，含糊过吗?马虎过吗?而主子的这一认真，同样产生两个恶果，一个，在国家财力上蚕食“正经国事”所需要的费用;另一个，将国家管理的注意力和精力转移于君主及其王室的感官享乐上。比如北宋徽宗皇帝的花石纲，晚清慈禧修建颐和园和举办60寿辰导致国防费用的紧张，都是比较典型的案例。
可见，主子在权柄问题上的过度认真以至于任性，是导致“正经国是”草率、马虎、边缘化的主要原因，然而还不是全部主要原因。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则表现在主子对“正经国是”的两点任性上。而这两点任性，就不是“认真”的问题了，而是“超级马虎”，“超级胡闹”或“超级混账”甚至“超级忽悠”了。这两个任性是什么呢?一个，是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即主子的脸面，虚荣心，功利心;另一个，是忌病讳医，掩耳盗铃。即自己的过错，一律文过饰非;社稷的崩溃，朝廷的危机，大抵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所以这两点任性，一是超越实际可能，一是掩盖事实真相，故极容易变成超级“忽悠”，从而已不是一般的“马虎”、“草率”、“疏忽”了，而是无限放大，刻意所为，所以非得加上“超级”两字不可。
平心而论，中国好大喜功的皇帝并不多，如汉武帝，他打击匈奴，捍卫国土，功不可没。但后来建功心切，不顾国力，终致国家户口减半，海内虚耗，适得其反。而明朝则出了两个好大喜功的活宝皇帝，一个是明英宗朱祁镇，一次建功心切竟然冒险亲征北方瓦剌也先部落，结果在土木堡兵败被俘，做了俘虏皇帝。幸而后来于谦战败也先，也先才被迫把朱祁镇送回。谁知昏君朱祁镇复位后，却恩将仇报地把于谦给杀了。另一个是明武宗朱厚照，一次他带兵出大同亲征鞑虏，自己的大军死了52人，重伤了563人，却只杀了16个敌人，他自己也差一点儿送了命。他却叫臣下报捷，班师回京庆祝胜利，并向京城的臣子们夸口说：“有一个虏首是我亲手砍下来的。”这两个皇帝的小打小闹，只能徒增笑柄而已。和当代“圣上”的好大喜功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瞧，把几亿农民赶进公社大食堂吃大锅饭，连放粮食亩产超万斤的超级卫星，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天堂”，这样的好大喜功，“超级忽悠”，离事实真相何止十万八千里，其间哪还有“认真”二字的容身之地!至于“忌病讳医，掩耳盗铃”，恐怕则是中国历代皇帝的通病了。其中最典型的恐怕就是那个秦二世胡亥。陈胜吴广起义后，各地义军遥呼相应，风起云涌，朝廷摇摇欲坠。消息传来，二世胡亥却根本不相信，只喜欢听天下太平的好话。在一次讨论是不是发兵平定起义时，胡亥竟然不同意有“反叛”的事，发兵当然也就没什么必要了。 叔孙通了解胡亥，便说：“他们说的天下反叛根本就不对，先皇早已经拆毁了城墙，熔铸了天下兵器，有您明主坐堂，有严明法令行于天下，国家安定，人民富足，谁还会造反呢?现在陈胜这些人只不过是几个盗贼而已，地方官正在积极追捕，请陛下尽管放心就是了。” 胡亥听了，满心欢喜。以后，凡是报消息的人说陈胜是“盗贼”，就没事，说“造反”者，就被杀掉。因为说“造反”等于说天下大乱。治罪的罪名是“非所宜言”罪，就是说了不应该说的话。可见，秦二世的“掩耳盗铃”，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了，谁敢在他面前“认真”?
1958年中国大跃进时期的人民日报（网图）
再说奴才的机巧。何为“奴才”?在中国皇权社会，我以为所谓的“奴才”，是居以皇帝之下、百姓之上那一个庞大的官僚队伍为主体，其中又以士大夫阶层为骨架和灵魂。这同时又是一支国家管理队伍，管理着所有皇室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而这支队伍中的各级官员的荣辱祸福、生杀予夺，都掌握在上级官员手中，但最终所有官员的命运，都掌握在皇帝手中。因此，所谓“奴才的机巧”，其主旨就在于奉上，惟上，一切以皇权的马首是瞻。当然，这支队伍中也有少数或极少数优秀分子，他们匡扶正义，执法不阿，克已奉公，为民请命，不畏权贵，两袖清风，是谓“清官”也，但这些优秀分子由于过于认真，既被官场容不得，也为皇帝容不得，所以往往难以生存，下场可悲。所以最终成气侯的，往往是占大多数的贪官昏官。
那么，奴才的机巧，主要表现在哪里呢?第一，“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对皇帝对上峰投其所好，竭力奉迎，是奴才们自保和升迁的第一要义。主子好大喜功，整天想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吗?无论你突发奇想搞出什么荒唐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我都给你推波助澜，“锦上添花”，哪怕出尽洋相劳民伤财也在所不惜;主子以享乐为人生第一要务吗?我就挖空心思为你献上“声色犬马”，“酒池肉林”;主子忌病讳医，掩耳盗铃吗?我就将朝纲的崩散，政务的积弊，民生的维艰，社会的败象掩盖得严严实实，制造出一片河清海晏、歌舞升平的景象来;第二，你皇帝不是要剪除一切皇权的觊觎者，或者利用奴才们的内斗来巩固自己的皇位吗?好吧，我就见风使舵因势利导，在一场场宫廷官场恶斗中寻机“党同伐异”排除异已，将自己仕途中潜在的对手和障碍也来个大清除，因为官场的潜规则往往是踏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牺牲同僚的性命求自保;第三，“当官不发财，回家卖红薯”，无论皇帝怎样折腾，捞钱发财才是第一要义，而皇帝越昏庸，折腾得越荒唐，给“下官、奴才”们制造的捞钱机会就越多，这也许是官场大部分官员之所以成为贪官的政治原因和人生哲理吧。不过，如果绝大部分官员们都如此机巧起来，那么他们又会将多少心思用在自已的职责——社会公共事务的实施和管理上?或者他们移花接木，瞒天过海，将这公共事务作为幌子，私下里全做些奉上、内斗、捞钱的鸟事，他这公共事务做得还能有几分认真?
至于臣民的冷漠、自私和糊涂，恐怕还是来源于主子的任性、奴才的机巧所造成的大环境。然而奴仆们为了鼻尖上的那一点利益，是可以将社会的公德，他人的利益，自己的良心，统统置之度外的，甚至可以把生命视同草芥，将同类视为猪狗。别的不说，就说眼下的事。一位农妇种了一畦用剧毒农药喷洒的青菜，专卖给城里人吃，不仅自家人不吃，连自家的鸡也不给吃，因而在她眼里，城里人哪里是人?分明连她家的鸡都不如。在中国皇权社会，主子们视所有的奴仆们如同猪狗，而奴仆们的生存空间，都是主子赐予的，因而十分的局促逼仄，且等级森严，危机四伏，所以奴仆们之间的争夺，通常是通过相互践踏来实现的。对同类极端的冷漠和冷酷，甚至连生命的尊严都视同儿戏，这便是中国奴仆们的处世传统。然而，虽说对鼻尖上的那点利益十分地精明，有时却又糊涂得很，任凭主子的忽悠和摆布。那万众齐呼、排山倒海般的“万岁万万岁”声，恐怕今天的老人们还“声犹在耳”吧。这倒使我想起闵良臣先生《大聪明》一文中讲的一个故事：从前，有甲乙二人争论，甲说四七二十八，乙说不对，是二十七。两人相持不下，以至于扭打，后来又都要求到县官那里打官司。县官听说来由，命人将甲打了30大板，然后将甲乙逐出。甲不服，返回问县衙为何要判自己挨这顿板子。县官乐了：“那人已经荒谬到说四七二十七，你还同他争，不该打吗?”
其实，在中国，情形绝对不会如此简单。对这个简单的算术公式的认知，人们大抵分为三种状况：一种：认定四七二十八，且心口如一，处处坚持;第二种：心里明明白白四七二十八，但嘴时却死命坚持四七二十七，因为不如此就可能送命。比如“指鹿为马”就是最典型的四七二十七，谁敢说四七二十八立马送命;第三种：从心里到嘴里，都死命认定四七二十七，因为主子说过四七等于二十七的。而这种类型的人，恐怕永远是一个变数，这个变数虽然理应随着算术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少，但事实往往不是这样，或许“主子”一旦任性起来，事实就会往向反的方向发展。比如“亩产万斤粮”这个超级“四七二十七”，显然是“主子”任性的杰作，谁敢叫板!彭德怀显然是属于第一类人，他一旦叫嚷“四七应该等于二十八”，便立即被打入冷宫;而大约至少数亿老农，在亩产多少粮问题上先前属于第一种类型的人，但在“大跃进”中随即跨入第二种类型的队伍：尽管心里在骂着“亩产万斤”是放屁，但嘴里却跟着嗷嗷叫地“放卫星”，还屁颠颠地跟着社队干部往“卫星田”里堆谷子造假;至于大量的城市居民，学生老师，工人干部，作家记者，店员演员，几乎统统笃信“亩产万斤”这个超级“四七二十七”，甚至连科学家们也不例外，大家便豪情满怀、昂首阔步跨入第三种类型队伍中去了。不仅如此，彭德怀“祸从口出”，还给第一种类型的“队伍”带来灭顶之灾。紧接着的“反右倾”中至少数百万认定“四七二十八”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也被统统打入冷宫，而给这几百万人“下套”的众多判官们，绝不像那县官打甲三十大板是因为乙太过荒谬，甲不应和他一般见识，而是认定这些右倾分子居然敢抗上，宣称“四七等于二十八”，当属“非所宜言”罪!
1958年中国大跃进时期的报道（网图）
据说自辛亥革命以来，时代已大大不同了，或者说“换了人间”。而其中最大的不同，大抵是皇权时代中的各等角色，都换了称谓。比如先前的主子或奴才，换成了“公仆”，而先前的奴隶，竟“翻身”做了“主人”，或者称为“人民”了。然而中国四千年来主子们的任性，奴才们的机巧，奴仆们的麻木和糊涂，却是积习难改，传统“长承”。所以各等角色虽然换了称谓，但那刻意的不认真、超级的马虎依然每每被炮制出来，比如上文那亩产万斤粮便是一例。还有近在眼前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以及数不清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豆腐渣工程，乃至于三天两头就听说不是这里路垮了，就是那里桥断了，还有某地房倒了。就说前些日子发生的天津港化学品大爆炸事故吧，其重重迷雾中究竟隐藏多少当权者的“任性”、“公仆”们的机巧?而其中刻意的“不认真”，超级的“马虎”、“草率”，别出心裁的“忽悠”，恐怕当推大爆炸的祸首之一吧。然而所不同的是网络上出现了大量的“人民”或“主人”的质疑、问责、批评、追寻真相的声音，可见，和三十多年前相比，认定“四七二十八”的屁民们已成几何级增加起来了，姑且叫做“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罢。也许，这正是让中国人从此认真起来的希望罢。
作者：大海之声 2015-09-02
1999年3月9日北京晚报（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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