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日本投降后的东京审判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但同时，长期以来，东京审判还是停留在道听途说的公共话语里，还没有真正走入学术研究。另外，当时中国作为战胜国在东京审判中前后总共有17位检察官和法官参加了全过程，但他们的经历和结局却被人遗忘。这其中有种种原因……，但这种种原因里最大的原因就是参加东京审判的中方代表是由当时的国民党政府。
伴随着近年来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步伐，伴随着中国政府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的一次次严正声明，曾长期被沉寂遗忘的审判二战期间的日本战犯罪行的东京审判似乎重获新生，借影视传媒而在中国开始家喻户晓，人们也因此而注意到了一个他们也许原本应该熟悉的名字，那就是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不过，如果说向哲浚得以见证了东京审判的全过程的话，他此后的默默无闻也折射着上个世纪后半叶中国政治的起伏动荡，耐人寻味。
向哲浚1892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双江口，清华大学毕业后曾赴美留学，攻读文学和法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后，曾先后在北京、法政、东吴等大学任教。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接受任命出任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法官。
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参加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无疑是他职业生涯的顶峰。1946年1月，向哲浚率先到达东京，直到1948年7月庭审结束进入判决书起草阶段，他才离开。东京审判自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历时两年半。
如果说在世界现代史上，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有着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的话，曾在东京法庭上代表中国慷慨陈词的向哲浚的名字在此后的年代却淡漠于无声。东京审判之后，国民党政府曾先后委任他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司法院大法官等要职，都被他婉言拒绝。不过，选择了留在大陆的向哲浚在1949年之后直到其1987年去世的38年间，几乎完全脱离了他的法律专业，对东京审判也没有留下任何回忆文字。他的名字重新进入中国舆论空间完全得益于他的儿子向隆万对这段历史的追溯。
向隆万先生2014年3月22日来巴黎国际书展参加交通大学《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首发式时，接受了法广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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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隆万2014年3月23日在巴黎国际书展上海交通大学《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全球首发式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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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隆万：我相信，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主要是蒋介石，他的注意力已经不在这里，当时，国内战争已经开始。我在斯坦福大学看了蒋先生的日记，在3年间，他只有两次提到东京审判，一次是开幕，一次是闭幕，中间那么长时间，还有此前的人员任命等基本上没有提及，一直都在讲与共产党打仗的事，他对这个非常关心。我觉得这是主要原因。 当然，当时，（抗战）胜利以后，国力比较弱，人力物力（有限），派更多的人可能也不容易；从人才角度来讲，因为（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体系，强调无罪推定、人证物证等，国内在这方面比较精通的人才可能也不多……这些可能都是原因。 法广：在东京审判之后不久，国民党就溃走台湾。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父亲选择了留在大陆，而不是去台湾呢？ 向隆万：当然，我父亲并没有对我讲过（为什么），其实，全家当时去广州的飞机票都买好了，但从现在来看，我想他还是因为对国民政府不满意。我不敢说从宏观上有什么问题，就只从东京审判的角度来讲，一个是他可能觉得人力物力不够，另外一点是从指导思想上来讲，他可能觉得也不够强烈。比如，我看到一个很小的插曲，当时，我父亲发回来一份电报：针对南京大屠杀，中国当时请了8位证人到场。其中有一个作为受害人代表的证人叫尚德义，他是从死尸堆里逃出来的。他是做小生意的，东京审判这段时间，他就没有收入了。他就写了一份申请报告，希望政府提供一些补助。我父亲专门为他写了一份证明，确认他的这种情况。但最后，我们看到国民政府的评语好像不同意这样做。我父亲并没有说他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但我从侧面来看，我相信他感觉这（法广注：拒绝补助）没有什么道理。当然，这是小事情。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感觉不是很满意。另外，他对美国也不满意，因为天皇被赦免，细菌战也没有审议，还有一些他认为应该判罪的人最后并没有被判罪。包括现在日本安倍首相的外公岸信介。我看到一份档案，他（向哲浚）给时任外交部长王世杰发了一份信，提到已经宣布释放了一批甲级嫌疑犯—他们并没有被定罪，但关在监狱里，（他提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岸信介…… 法广：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多，我想，在您父亲的法律生涯中，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但是，很蹊跷，他并没有留下回忆这段历史的文字，为什么呢？ 向隆万：这个……现在有句话就是：“你懂的”……因为，东京审判被边缘化。为什么边缘化呢，就是国共两党、海峡两岸都既不否定，也不肯定。为什么？共产党认为这批人是国民党派出去的，但他们是去审判日本战犯，所以，他们就没有动力去讲它好，但也不说坏。同样，从蒋介石那边看，这批人大部分都没有跟他去台湾，梅汝璈（东京审判中的中方法官）没有跟他走，向哲浚没有跟他走，倪征没有跟他走……这实际上也成了一件（让他）很尴尬的事情。 法广：但是您父亲自己没有想到过记录下这段历史、留下一些文字么？ 向隆万：曾经有两次，但是，中国57年开始反右运动，后来又有文革，也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法广：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您父亲是否也受到了影响呢？ 向隆万：其他还差不多，文革中当然……所有知识分子都受到（影响）。不过，还算好，因为他退休比较早，没有遇到太大问题。 法广：东京审判时他在法学界地位已经很高（注：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东京审判之后，国民政府提议他担任最高检察署检察长和司法院大法官。但是，在此后的38年间，他基本上再没有接触法律专业，这是因为什么呢？ 向隆万：他开始曾（在大学）教法律，是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58年法律系撤销了—那时候，我们可能也是受到左的思潮影响，对这方面不重视。 法广：他个人对此是否感觉失落呢？ 向隆万：他讲得不多。看我母亲写的回忆录，我觉得我父亲比较淡定。他觉得，东京审判选择了他，他尽力了，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对他的信任。至于他个人，他为什么没有去（台湾）呢，就是他觉得反正他可以教书。他原本从美国回来后就是教书。 法广：他最后的职位是英语教授？！ 向隆万：对……这是历史原因。现在法律又被重视得不得了……人生就是这样。 |
向哲浚1987年以97岁高龄辞世。带走了他对那段历史的见证。正如当年与他同往东京，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方法官的梅汝璈。梅汝璈早在1973年就在文革的摧残中去世，那一年他才69岁。他曾试图将东京审判的亲身经历留给后人，但他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只写到第四章，他为此而搜集的图片、卡片以及资料、部分草稿等，都在“文化大革命”抄家中散失……我们曾经如此漠视自己的历史。
作者 瑞迪 2014.04.03 法广
读后记：
"数典忘祖”的典故处于先秦·左丘明《左传·昭公十五年》：“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
说的是：周景王十八年（鲁昭公十五年，公元前527年），晋大夫籍谈出使周王室。宴席间，周景王问籍谈，晋何以无贡物，籍答道，晋从未受过王室的赏赐，何来贡物。周景王就列举王室赐晋器物的旧典来，并责问籍谈，身为晋国司典的后代，怎么能“数典而忘其祖”，也就是说列举古代的典制而忘了祖先的职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