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镜中的日本
正在拍摄抗日电视剧涩谷天马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年，战争题材的电视剧和电影将铺天盖地地涌现。
北京郊外的一处拍摄现场，正在不眠不休地拍摄中。端着枪剑前进的日本兵，土壕堆里冒出滚滚逼真的炮烟。导演刘新(46岁)已是时隔9年再次拍摄抗日题材作品。
“说到日本兵，残虐形象一边倒的时代已经过去。像过去一样只用说几句日文的中国人演员,观众已经看腻了。不用真的日本人不行。”
扮演日本兵的是来自埼玉县的涩谷天马(45岁)。他从8年前便开始在中国演戏。“我不参演那些只描述日本人凶残一面的作品。我希望能呈现真正日本人的发音和敬礼。”虽然制作现场与日本有些不同，但是这里有种独特的热情。
“在这里不是只演固定的士兵角色。如果自己提议的话，像名妓等等丰富多彩的角色都可以演。感觉非常过瘾。”
随着作品本身水准的提高，像中井贵一和渡部笃郎等客串演员越来越多。美术和音乐也邀请日本最有名的人来制作。
但与现场和谐的样子成反比的是，日中关系在不断恶化。除了电影节以外中国的大部分作品不会在日本放映。“这是对日本的侮蔑”“所有抗日题材看着不舒服”等这些反感的声音，在尚未看过作品的情况下蔓延开来。
井上朋子(34岁)在上海留学时担任杂志的模特，被实力派导演赵宝刚挖掘。
7年前，她以扮演一名日军女儿角色出道，之后大多饰演间谍。基本套路是说完“你连猪都不如”这些怨恨的台词后被杀。“观众会怎么想呢”自己也很迷茫，但还是选择出演。在自己的“微博”上被网友用中文和日文骂为“卖国贼”“日本鬼子”。
刚开始在摄影现场中，还有中国人工作人员对她咄咄逼人地问道：“难道你不知道在南京大屠杀中死了几万人吗？”随着中文水平提高，加深了与他人之间的交流后，她在历史话题上也不再一味地被责备了，剧中也增加很多感人的场面和有人情味的台词。“我现在的舞台是中国，倾中的作品比较多，我熟知这一点并参与演出，所以愿意接受他人的批判。”
每次在网上受到人身攻击的时候她就会这样劝自己:“中国的观众正通过我在看日本。一定要记住不能做出给日本人丢脸的举动。”
近年来，抗日电影在日本等同反日教育而批判甚烈。“抗日电影是共产党为煽动国民的反日情绪，指示电影工作者拍摄的粗制滥造的作品。”这一刻板印象，曾几何时在日本札下了根。
然而行走在制作现场中，比较下两边有关战争的作品，会浮现出一些其他东西。那就是日中之间围绕“战争记忆”产生的断层。
B.模式走向封闭
正在拍摄抗日新剧《铁在烧》的刘新导演(摄于2014年12月17日)
实际上，“抗日剧”在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前就早已诞生，即使在日中关系的蜜月期仍在持续。追溯其主要作品，中国对待日本的视线变化就立即浮现出来。
早稻田大学客座讲师刘文兵(47岁)是山东人。从无声电影到现代电视剧，他收集了数百部抗日战争相关作品，并试图分析其背后的制作意图和时代背景。
在八十多年前，初期的抗日素材作品将日本描写成一种压倒性威胁。这反映了当时日本进攻旧满洲和上海而带来的社会冲击。而在卢沟桥事件爆发，日中两国进入全面战争状态后，强调日本的残酷性开始成为抗日作品的主流。
在毛泽东建立共产党政权之后，电影产业开始被国有化。此后，中国人扮演的日本兵的形象开始在冷酷无情和胆小懦弱之间摇摆不定。
1978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心地善良的日本女性和留居中国的日本人残留孤儿开始作为影视主角登场。而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当中，学习日本的气氛有所增强。中国人开始扮演沉默寡言的日本人，这使人想起了已故的高仓健先生。
随着时代的变化，日本人的形象也在随之变化，然而，各类抗日作品仍不厌其烦地被搬上大荧幕。
“对于中国的普通观众来说，抗日作品是历史剧当中一个固定的种类。就像在日本的影视作品《忠臣藏》和《水户黄门》中，反派角色永远不变一样。在抗日作品中登场的日本人只会被描绘成反面角色”，在日本居住了20年的刘文兵如此分析比较有关日中战争的电影。
在中国生活的日本人肯定十分厌烦抗日电视剧如此之多，从早到晚没完没了地播放着。
相反，对于日本出品的战争电影，中国观众都觉得的其中有些不妥。例如，对日军的侵略行为几乎没有加以描述。
《啊，海军》等作品在中国的知名度很高。而在笔者访中时，也看到许多中国人在观看最近的新作《永远的0》。
日本作品中体现的军人的高洁以及对家人的爱这类主题思想引起了中国人的共鸣，并也使观众们感觉到中国大陆影视作品中对日军的描写过分粗制滥造了。
“为什么不拍摄像中国大陆那样的作品呢。”数年前，刘文兵如此询问一名日本著名的电影导演。“如果细致地描述暴力和掠夺，恐怕观众不会进场观看，电影具有艺术和商业这两个侧面。大陆的抗日影视作品没有商业价值”。该导演如此回答道。
据称，刘文兵自10岁以来就被高仓健迷倒，是一个至死不变的日本影视爱好者。刘文兵表示，“沉迷于固定格式化的抗日作品的中国显得有些封闭，但是日本的电影界看起来好象也在变的封闭”。
如果回顾80年代的话，日中两国的电影人不是选择封闭，而是打开心胸实现了某些合作。合作的契机是制作《一盘没有下完的棋》(1982年)这部描写职业棋手之间友情的电影。在这个作品扮演的少年时代天才棋手的正是文中开头介绍的刘新导演。刘文兵还说道，“在日中两国之间，谈论战争的方式有所差异。能够合作完成有战争主题的电影确实是值得怀念的事情。我相信总有一天那个时代还会再来”。
C.严审中求生存
出演抗日剧的日本女演员井上朋子（摄于2010年8月25日）
这个冬天，中国电影界最受热议的作品就是《一步之遥》，该剧由极具人气的姜文导演并担任主演。
这是一部描述1920年代上海的悬疑片。然而，直到上映时间已敲定，马路上都贴满宣传海报之后，政府突然开始对其进行审查并提出修改意见。电影的首映式在最后关头还是被延期了。
听闻此事后，电影粉丝们想起了同样是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上映时的骚动。在这部2000年完成的抗日作品当中，香川照之等人扮演的日本兵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更在戛纳国际电影节星光闪耀一举夺得评审团大奖。然而，中国政府却禁止其在国内上映。虽然理由没有公开，但相关电影人士表示，很有可能是因为“中国农民因相信日本兵而惨死”这个逻辑在审查时没有被通过。
政府到底在审查着些什么呢？针对当局的审查立场，熟悉电影史的北京大学的李道新教授（48岁）分析道，“我想政府是希望通过仔细描述中国战胜日本的侵略，然后以此作为经验教训。愚昧的中国人被日本兵杀死作为电影的结尾，这样的叙事结构显然无法让当局接受。并且，从正面描述日本兵的人道主义也是无法通过审查的”。
中国政府从2013年春天表示“荒诞无稽的作品实在过多”，因此开始进行审查抗日题材的影视作品。对于过于娱乐化的抗日剧，当局都提出了相关修改指示，其中不乏一些例如拥有特异功能的少女腾空一跳就能击倒一圈日本兵之类的作品。
然而，电影制作方的痛苦并没有在审查后就结束了。制作方不断遵从政府的指示修改电影，这不仅将导致影片缺乏新意，也将导致电影发行公司拒绝合作。譬如前年，政府颁发了放映许可的作品约700部，但是实际上映的作品仅有200部。据称，实现盈利的作品仅有20部。
并且，对抗日剧表示没有兴趣的人数也在增加。笔者屡屡听到，“热心观看抗日剧的一般是50、60多岁的人”、“在女性当中并不受欢迎”之类的声音。一位参演过多部抗日作品的日本演员(45岁)说道，“电影制作方首先要与政府斗争，其次还要与市场作斗争。即使获得上映的机会。如果不能受到热捧，就会面临巨额负债”。制片人、导演、剧作家以及演员们其实是生存在政府和观众两者的夹缝之间。
D.抗日电影出战奥斯卡
三浦研一（摄于2014年12月13日）凭着强悍的外表与粗犷的嗓音，三浦研一（51岁）至今已出演了约80部以战争为题材的中国电影和电视剧。
三浦扮演过明治时期的陆奥宗光，昭和时期的山本五十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历史人物。他说:“名将与战犯都是人。就算对中国普通观众来说都是敌人角色，但我还是会根据每个人的内心世界来分开表演。”
三浦在东京的平民住宅区长大。在青山学院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曾研究中国。在留学的北京转行当演员已有16年，三浦自称其是促进日中互相理解的“铺路石”。
日本的朋友对他说:“在中国出名之后有可能会遇到危险。”中国的朋友则对他说:“回到日本之后有可能会到处碰壁。”朋友们的担忧令他感激，不过除了在反日游行期间工作减少外，其他并没有发生什么。
等待美国奥斯卡金像奖评选的是一部名为《活下去》的短篇作品。三浦扮演的队长踏进了中国一座贫寒的乡村，将村中的年轻女子一扫而光，但不知为何却落了躲在麻袋中的少女。
“在日本应该不会上映吧？”拍摄介绍后，导演李雅弢(28岁)向三浦这样问道。三浦慎重地回答说:“可能还为时尚早。”
作品中连续出现的日军掠夺场面，很容易刺激到日本的反中情绪。反过来，日本兵良心发现的主题在中国内地也相当棘手。遭到批判那是不用说的。
金像奖的141部真人短片奖参赛作品中，已有包括三浦作品在内的10部作品脱颖而出。如果能够通过15日的下一次选拔，之后将迎来2月的正式评选。
采访后记
为了采访，记者集中观看了20多部抗日作品。其中，遇到拙劣的作品就毫不犹豫地快进，但也碰见了几部有名的作品。感觉二战后立刻上映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具有一种超越国境线的艺术性。近几年拍摄的《鬼子来了》、《南京！南京！》等片当中，都描绘了一种无法简单用善恶进行切割、现实感更加强烈的战场画面。今年或者明年，是否能够在某地举行集中上映抗日作品的电影节呢？著名作品与拙劣作品如果能集中起来一起欣赏的话，记者认为能更容易地理解中国这一巨大邻国的大度与棘手之处，虽然这一切恐怕还为时尚早。
《朝日新闻》
文: 山中季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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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非常敬佩的"萨苏“在日本曾是这样地被报道的:
《环球时报》前签约记者萨苏以涉嫌骗取约15万日元失业保险金，在日本遭到起诉，2012年7月，在接受警方调查期间，他以身体不好为由，擅自离开日本回到中国。
日本发行量第一的报纸《读卖新闻》2012年１１月２日报道：
兵庫県警外事課と和伊丹警察署将以骗取１５万日元失业救济金的嫌疑向检察院起诉自称作家的中国人（笔名：萨苏；男，４２岁）。因此人已逃回中国只能进行＂书类送检＂（略式起诉）。
萨苏曾是《环球时报》的特约记者，是经常以作家、军事评论家出现在中国网站、电视台的名人，在日本兵庫県伊丹市居住。萨苏于今年７月，在接受警方调查期间，以身体不好为由，擅自离开日本回到中国。
警方说：萨苏２００８年３月，在东京的华文媒体《日本新华侨报》的北京支局工作期间，却向伊丹市的公共职业安定所，以「无业」为由递交虚伪申请表，骗取２２天的失业救济金，共１５万日元诈骗嫌疑。对于警方的审问，萨苏的供词是：“工作地点虽然在中国，不是失业救济金支付对象，但我觉得没有问题。”
萨苏，１９９９年来日。在大阪市内的网络公司工作的同时，从２００６年３月开始的６年间为《环球时报》的特约记者，写过不少有关日本自卫队通讯。出过一些有关中日战争的书籍。并在国内的电视台以军事评论家出演，解説过尖閣諸島（钓鱼岛）問題等等。
警方从防卫省的有关方面“自卫队基地里有进来收集情报的人”的通报后，正对其进行调查。兵库县警察本部外事课于今年5月，对萨苏的家进行了搜查后，发现这个诈骗嫌疑。
附：
萨苏，本名弓云，汉族，祖籍河北，生于北京。199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保利大厦做侍应生。自此先后在美国通用电气、AT&T、诺基亚、AMECO等公司工作，后为一家美国公司驻日的网络工程项目主管，住在日本关西的伊丹市。曾兼任《环球时报》驻日本记者
”因此有了个中国名字：李香兰。之后又被当时的天津市長潘毓桂收为干女儿，得名：潘淑华。“
潘毓桂是铁杆汉奸，他被国民党抓捕以后的供词中谈到自己出卖情报是为了日军能够尽快地征服中国，中原民众就可以尽快地过上和平生活。
不知道当时日本人中间对中国人友好的人士，是不是想让中国人觉得日本统治并不怎么恶劣，不需要反抗，从而加速日本征服中国的进程。日本大力提倡的中日亲善也应该是杀戮灭种的一个辅助手段。
我认为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就像历史上中原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关系，平时友好交流，互通有无，通婚互市。一旦游牧民族强大，对中原就有不可抑制的领土野心和掠夺欲望，民族矛盾和仇恨立刻成为两地关系的主流。游牧民族的草原无法被农耕文化的中原政权占领，游牧民族的仇恨不会持久。日本因为是岛国，人多而地贫，占之无用。中原政权在因为实力弱小而遭受日本入侵以后，不可能有实力在短期内凭着仇恨攻打日本。日子久了，中原政权即使实力增长，也没有足够的动机去攻打日本。（蒙古攻日，是因为蒙古的游牧民族文化，不计成本地征伐）。所以日本人对中国没有仇恨，只有对弱小的中国的蔑视和贪婪，对强大的中国的嫉妒。
中原民众是受害者，不知道拥有一块富饶的土地对外族来说就是一桩罪过，对自身“无端”受到的入侵和杀戮自然耿耿于怀。
个人和民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就像历史上中原民族与游牧民族多次爆发灭族之战，可是现在中华民族已经融入了很多当年游牧民族的血脉。现在痛骂当年成吉思汗暴行的中国人，身体里很可能流有蒙古族的血，哪怕是很少一点点。
中日之间完全可以照汉蒙关系发展下去，汉人和内蒙古的蒙古族人是一家，和蒙古国人也是朋友。汉人仍然痛恨成吉思汗的杀戮，蒙古族人和蒙古国人照样歌颂成吉思汗。历史和现实，民族关系和个人交往，完全分开。
所以，几百年后，中国可以大拍抗日剧，日本人可以参拜靖国神社。两国经济完全整合。甚至有中国小伙子在抗日纪念大会以后去机场接参拜完靖国神社的日本妻子，再一起开车去幼儿园接小孩。我非常敬佩的"萨苏“离这种状态就不远了，几百年后，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
而大陆的抗日神剧，对日伪描述和刻画简单粗暴，偷换抗日的主体，无底线的夸张某党的抗日作用和力量，只能用来欺骗那些从小被洗脑教育的人，真正了解历史的人实在无法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