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志民的选择
不再被运动需要的他，在一夜成名之后，又一夜之间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一退到底，40年不见。
1973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以当年一号文件转发了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孔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
同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一份退学申请报告》为题，刊出南京大学工农兵大学生钟志民的退学报告全文。姚文元亲自操刀写了编者按，大赞其“向地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了新的进攻”。4天后，《人民日报》再以头版头条刊出相关报道。
一时间，退兵退学的风潮席卷而来。矛头对准周恩来的批林批孔、针对老干部的批走后门，三箭齐发，如同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再次到来。
2月15日，毛泽东做出批示：“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中共中央下发了八号文件。由此，反“走后门”运动草草收场。
南京大学政治系党总支书记、钟志民的班主任胡福明听到传达后，觉得莫名其妙。“你总不能说，就算好人走了后门，这事也值得提倡吧?走后门就是应该纠正的。”今年78岁、后来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胡福明告诉记者。
他开始意识到，不是领导人的一切指示都是对的，3年后，写出了开启思想解放运动大幕的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光明日报》发表时改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而不再被运动需要的钟志民，在一夜成名之后，又一夜之间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一退到底，再也不见。
40年后，记者在云南曲靖见到的他，语气淡定，常带微笑。
多年来，常有人打听这个一夜消失的典型，尤其是电视剧《血色浪漫》上映后，传说男主角钟跃民就是以他为原型的。但是，他从没有回应和接受过采访。现在，他已届耳顺之年，任总经理的燃气公司也已步入正轨。这是一个对的时间，他觉得现在可以说了。
“他们整个感觉都和普通人不一样”
1972年，在文革中停顿的大学招生工作在全国恢复。根据之前试点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经验，高考制度被废除，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两到三年。
陆军第26军76师的步兵班长、20岁的钟志民，请求其父、分管干部工作的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钟学林，帮他上大学。
一开始，钟学林不想搞特殊化，没有同意，但经不住儿子的多次央求，还是给军区政治部干部科打了电话。钟志民得到了所在师的两个推荐名额之一——这原本是需要基层推荐、师里审批的，被南京大学录取了。
开学前，父亲问他想读什么专业，他说想学哲学。文化程度不高的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时间是什么?空间是什么?社会制度为什么是这样的?我希望搞明白。”他告诉记者。
1972年4月，钟志民来到南京大学报到，成为政治系哲学专业的一名学生。他发现，班上30个同学中，有七八成是部队来的，其中三分之一是干部子弟，地方来的则多数是革委会成员。
他的班主任，是时任南京大学政治系党总支书记胡福明。这是南大招收的第一届工农兵学员，也是文革开始后南大首次恢复招生，全体老师刚从五七干校回来。终于能回归本职工作，大家都非常高兴，对这一届的学生投入了全部的热情。
每天晚饭后，胡福明都会从家中步行到学生宿舍查看情况，很快熟悉了班上的学生。不久，他注意到了有思考能力、好问、勤恳的钟志民。
他知道钟志民是高干子弟，但并不清楚他父母是干什么的，也不想多问，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住在钟志民下铺的兄弟，叫谷嘉旺，是老三届的知青，比钟志民大3岁。因为笔头好，他受到公社书记的赏识，得以被推荐上大学，并成为班上的学习委员。他告诉记者，学校里干部子弟非常多，而且很好辨认。“他们穿着军装，而且整个成长环境和农民不一样，长得人高马大，气色也好。整个感觉都和普通人不一样。”
有一次，钟志民从兜里掏出一块巧克力，分给了谷嘉旺一块。第一次尝到这种普通老百姓闻所未闻的东西，谷嘉旺知道了，这个同学的出身很不寻常。
不过，钟志民从没有对人谈起过自己的父母，也从不炫耀。有一次拉练，谷嘉旺睡在上铺，不小心摔了下来，手腕肿了，钟志民就替他洗了一个多星期的衣服。
“我错了，我承担，我改”
为了给这些初中甚至更低文化程度的学生补习，南京大学先进行了半年的高中教育。钟志民感觉，知识在“膨胀”，熄灯后还经常一个人在卫生间里看书看到一两点。
1972年年底，正式开始了专业课的学习。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钟志民逐渐觉得，他们所学的19世纪的古典理论，和20世纪中后期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文革的现实严重脱节。谷嘉旺也告诉记者，这种想法当时普遍存在于他们的脑海中，朦朦胧胧，却表达不出来。
宿舍的同学经常交流。谷嘉旺注意到，钟志民说话谨慎，都经过深思熟虑，但却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如对教育改革，他认为带有竞争性质的高考才是选拔学生的好方法，现在的方法不够合理，需要改变。
因强调“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政治系的社会实践很多。1973年5、6月，他们去南京凤凰山铁矿搞“开门办学”。期间，传达了《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
福建莆田的农村小学教员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说，“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自己的儿子插队后最起码的温饱都无法解决，反之，一些干部子弟下乡没几天就被招工、招生、招干回去了。毛泽东回信说：“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传达时，群情激奋，让钟志民颇感抬不起头。
钟志民前20年的人生，都过着普通人不可企及的特权生活。
他的父亲、时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钟学林是行政九级干部(十三级以上为高干)，每个月工资250多元，母亲是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的正处级干部，工资150元，家庭月收入是普通家庭的近10倍。
在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的时候，他生活的军队大院却有特供的物资，如肉、牛奶、巧克力等，敞开供应。军队高干家庭住着独栋的房子，配有专车。他曾有一块400多元的手表，不小心弄丢了，他毫不在意，母亲又给他买了一块180元的。
不但上大学，钟志民当兵，也是走后门的结果。
1968年10月，他从南昌第二中学毕业，上山下乡去了江西瑞金县沙洲坝公社。没多久，全国征兵。他找了县人民武装部的一名政委，对方为他从另一个公社调来了一个名额(本来该社一社员已体检合格，即将入伍)，结果下乡不到3个月，他就入伍了。
其实不仅仅是特权阶级，当时走后门已经是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胡福明还记得，从吃的到用的，从菜场到百货商场，人们都想尽办法走后门。连买几个西瓜，都要去商场的营业员那里走后门。一切的社会关系，都被动用起来。
胡福明和其他老师都在不同场合谈起过，对走后门一事的厌恶。他们并不知道，钟志民也是走后门来的。
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刚到大学时，他曾想给部队写信，说“决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想到自己不是组织推荐来的，一直没有勇气写。现在又听到这么多的议论，血气方刚的他，第一次冒出了退学的念头。
“我觉得我还年轻，退学有什么大不了的?既然人家都看不起这个事情，我就要站出来说，老子就是干了这个事，但我承担了，我改。”钟志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对于退学之后去哪里，钟志民却有些茫然。他当兵也走了后门，要退就该退回到农村，但扎根农村之后，生活怎么办?而且，还有“个人问题”没有解决。
此时恰逢大一结束，钟志民特意买了一条烟和几斤糖果，想去插队的村子看一看，站在村口，却无颜迈步。
放假回家时，钟志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震动了全家上下。
母亲告诉他，这个认识是对的，但不同意他退学，认为影响不好，别的领导家的孩子怎么办?父亲工作忙，只跟他谈过一次，认为“不一定退”。他则提出，干部子弟不去农村，说明马列主义都是说给别人听的。父亲无言以对，最后表示：“家里出个把农民也好。”
大学二年级开学回校，谷嘉旺注意到，钟志民变得沉默寡言，像总在思考些什么。
他终于想清楚了。1973年9月29日，是一个周六。他记得自己那天穿的是褪了色的军装，怀揣着写在3张稿纸上的退学申请报告。
这是头一天晚上，他在宿舍昏暗的灯光下花了数小时写出的。他感觉，自己心里的想法“如同破壳的小鸡”，跃然纸上。
他在校园里找到时任南京大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王勇，将报告交给了他。
1974年，南京大学的同学们欢送钟志民离校。前排左二为谷嘉旺，中排右四为钟志民。
阜宁整风
很快，王勇找他谈话，表示了三点意见：第一，他的问题发生在1972年5月中央19号文件(即《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下达以前，不在退学范围内，可以不退;第二，同学、教师对他反映比较好，没有必要退学;第三，已学了一年半，再退回去对国家也是个损失。
既然这是组织上的决定，钟志民觉得心里轻松了些，但他又感到，“事情好像没有结束”。
这年11月，政治系的30名学生和部分教师，和江苏省委工作组一起，去江苏盐城的阜宁县帮助县委常委整风。期间，胡福明和钟志民一起，去了最穷困的五滩公社做社会调查。
当地收成低，征购之后口粮不够，农民每顿都用胡萝卜叶子裹一把米糠，做成黏糊糊的一团吃下去。很多时候，只能去借高利贷。“这和旧社会有什么区别?解放这么多年了，老百姓还没有得到温饱。”胡福明记得，钟志民当时掉下了眼泪。
在公社的小旅馆，他们坐在床上，促膝长谈。钟志民告诉胡福明，农民日子这么苦，他却走后门上了大学，心里非常内疚，一定要退学。
胡福明震惊了。他没想到，这个在他看来将来可以在理论上出成果的学生，竟然想要退学。回到县城后，他跟其他老师说了此事，大家都劝钟志民，有这个认识就可以了，还有一年半就毕业了，不如毕业后再好好为人民服务，去改变现状。
但钟志民的想法已经非常坚定：一定要退回去，而且退到底，当农民。
姚文元亲自写编者按
很长一段时间，钟志民都不知道，他的退学报告交上去后，有怎样的遭遇。后来，谷嘉旺从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人民日报》评论部，才了解了一些内情。
收到他的退学申请报告后，南大校党委认为这是工农兵教育的成功范例，有思想有境界，因此将他作为正面典型上报了江苏省，省里又上报了国务院。周恩来看了简报后批示：一方面认为钟是典型，反走后门很好，另一方面却又说他本人不应退学，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而江青和姚文元却从中看到，这是一个打击老干部的好抓手，立刻指示大力宣传钟志民。
1974年1月17日，南大校党委召开常委会，钟志民在会上汇报了自己退学的思想经过。他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在南昌二中当红卫兵时，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是对的，现在他认识到这是错误的，决心要跟广大革命干部、广大工农兵群众在一起。
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钟志民的退学申请和姚文元写的编者按。编者按中写道：建议大家读一读《战国策》上《触詟说赵太后》这篇文章，看看触詟规谏赵太后不要溺爱自己的小儿子长安君的故事吧!
谷嘉旺后来在单位档案中看到了这期报纸的大样，他偷偷带回了家，收藏起来。记者看到，钟志民的退学申请被编辑做了多处修改。
其中有一处，原文是：“我开始感觉到自己过去的很多想法都是不正确的，逐渐地认识到‘走后门’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编辑则加了：“‘走后门’这种做法，并不是一种合理的现象，并不是一种光彩的事情，而是极端错误的。”类似的大修改全文共有10处，均用黑色蝇头小字标注在两旁的空白处。
大样上，姚文元的编者按是用红笔写，洋洋洒洒整整一页，也经过多处修改。
出于谷嘉旺不了解的原因，编辑此前的修改并未派上用场，最后刊登出来的是钟志民的原文，一字未动。
成为典型
钟志民三个字，一日之内红遍全国。
19日，钟志民的父母给学校发来电报，表示完全支持儿子的行动。
随后，学校批准了钟志民的申请，并号召全校师生员工向他学习。
八人一间的学生宿舍里，挤满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南京日报》等来自全国的记者。谷嘉旺和其他室友根本无法在宿舍里呆下去，直到钟志民离开学校，他都没有机会再跟他推心置腹地聊一次。
全国各地的信件雪片般飞来。在写信的人中，有一位也当过兵的南京女医生，对他的选择非常认同，后来成为了他的笔友，再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
南京市的高校、江苏省委甚至南京军区，都请他去作报告。“我一个人在上面作报告，下面几万个大学生，群情激昂。”
离开南京的那一天，是钟志民一生都记得的大场面。火车站里人山人海，大学生们来送行，过路的旅客听说这个“典型”真的要退回江西了，都纷纷过来看热闹。
胡福明受学校委托，送钟志民回家。在上海转车时，他们特意去了谷嘉旺家中吃了一顿饭。
到南昌时，已经是1月22日了。这一天是除夕。
节后，钟志民就去江西瑞金沙洲坝公社百花园生产队报到了。记者们也跟踪而至。村民们得知，生产队来了一个干部子弟，还是全国的模范典型。
但不到一个月，记者忽然销声匿迹。有一个与钟志民相熟的记者，向他道出了原因：反走后门运动已经被叫停了。
一退到底之后
在农村生活，最现实的问题是，吃不饱。没有油，铁锅一直生锈，每天烧饭之前，都要给锅除锈。饿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钟志民给大队书记写信，书记特批他五斤肥肉。钟志民将走了这个小小后门得来的肥肉通通熬成油，吃了整一年。
一开始，他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就像油和水，完全融不到一起。“有点想念南大的生活，觉得有书读真好。”钟志民告诉记者。
但一年多之后，情况就改变了。他学会了犁地，能挑重担，一个月能挣几百个工分。
1974年暑假，南京大学组织学生会干部看望钟志民，谷嘉旺作为班级代表也在其中。他眼前的钟志民，晒得很黑，剃了平头，非常瘦。穿着一件破军装，一只裤腿挽到小腿上，脚下都是泥。“他已经一口土话，和当地人交流顺畅。但和我们说话的时候，还是会说普通话。”
1976年，文革结束。在清算四人帮时，有人提出反“走后门”是针对老干部的，钟志民差点被打成“三种人”。好在，公社里从农民到书记都为他说好话。他庆幸，自己每天低头劳作，很少外出开会，没有成为风头人物，才能安全过关。
1977年，钟志民成了生产队长，次年又当上支部书记。他过年常常陪着农民从初一喝到十五，喝到吐，仍然豪气不减，在农民中很有威慑力。他带着村民兴修水利，一家一家地讲愿景。最后，两千亩地实现灌溉，不再“靠天吃饭”。
“我看着老百姓能吃饱、有钱花，他们的命运开始得到了改变，这种感觉很好。”他告诉记者。
一步步地，他成为共青团瑞金县委副书记、书记，共青团赣州地委副书记、书记，中共南康县委副书记。
1987，他被任命为江西驻深圳办事处主任，负责招商引资。这个原本沉入中国乡村最深处的退学大学生，阴差阳错来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接受了市场经济和国际先进管理经验的脱胎换骨般的洗礼。“在内地，几块钱就可以吃得很好了，而我第一次请港商吃饭，花了600元，我看着账单都愣了。”
钟志民逐渐意识到，靠带着农民种地、修水利来致富太慢了，只有经商才是最好的发展之路。1997年，他辞去公职，正式下海。
几经浮沉之后，他投身燃气业，只身南下云南曲靖，从零做起，如今已是一个近500人规模的燃气集团的总经理，旗下有17家子公司、拥有完整的产业链。
记者面前的钟志民，操相当熟练的曲靖方言。从瑞金开始，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立刻学会当地的方言。
他管理的这个小社会，始终带着当年的痕迹。每个员工都要轮流在大门口站岗，以锻炼意志。单位小卖部不用及时结账，记账即可，一周一结，以考察员工的诚信。
退休前任人民日报事业发展局局长的谷嘉旺告诉记者，当初班上的30个同学，多数进入了军队内，最高已是军级干部。只有钟志民一人选择了下海。以钟志民的聪明和勤恳，如果在体制内一直干下去，可能如今已是高位。
但钟志民却认为，自己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其实并不适合体制内。
他的身体略有些发福，当年的棱角像是被逐渐磨去，说话的时候始终面带微笑。他说，经历了这么多，他才能说，对于自己当初的选择，他无悔。★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14-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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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年那些人即使不像钟志民选择退学，而是在各自的岗位上为老百姓为社会去做些有益的事情，我们就不用背井离乡了。
如果中国有一天，能让钟志民这样的人上去，那国家就有希望了。
这就是中国特色！
如果记载了这位理想主义者的名字，就等于煽了包括习帝在内，目前在台上，原是走后门上大学的所谓工农兵学员们的耳光。
情何以堪。
已修改了标题,谢谢！
你说的那些现象的确存在。从文革后到今天；从地方到中央包括习帝；从国内到海外包括文学城内腊肉的老信徒们仍然无时不刻地为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或信仰而胡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