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毛泽东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纪念日”前
摘要： 总括了三条，说“文革”是一场反文明的盛宴，是国耻，并不夸张。在那场盛宴中，掌国柄者“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据要津者噤若寒蝉，甚至卖身投靠，英雄群众，则把神赐给的毒药当甘露，举杯豪饮，自己为自己修造监狱…
题记：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接见、检阅了从全国各地蜂拥到北京的百万红卫兵，“文革”狂飙突进，就此走向高潮。在十年“文革”史上，8·18是个标志性的日子。
十年“文革”如何定性?按照三十多年前官方决议，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领导者是谁?人人心里清楚，就是要打哑谜。为尊者讳，于此可见一斑。其实，“文革”十年，无论是在当时煌煌典籍上，还是在官方各种媒体上，无不白纸黑字写着、铿锵有力地宣称：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老人家似乎也没对这番表述提出过异议。以雄视千古、聛睨一切的毛氏风格，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不世之功”面前，他大概也不屑于所谓伟大的谦虚。所以，在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上，冠以领导者，似可不必，徒给人以思想上混乱，更给对要了解这段历史的后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至于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就更费解。文化大革命，是被毛泽东视为一生干的第二件最得意的大事，也是最后一件事。写脚本的是他，总导演也是他，制片人还是他，可谓在兹念兹，情有独钟，宝贝得不得了。以他对《二十四史》兴亡治乱炉火纯青的研究和犀燃烛照的洞察力，怎么可能被反革命集团利用!重复的还是皇上圣明，奸臣弄权的老故事，无意间对老人家表示了不恭。看来，官家说辞，不管集中了多少人的智慧，终究还是不能不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
但无论如何，对十年“文革”是灾难，内乱，动乱，浩劫的定性，从官方到民间，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达成共识。持异议的人不是没有，但无非是两岸的猿声，是秋后的蝉鸣，是毛泽东所说的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是马克思所讥讽的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是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旗帜，没有什么严肃的人把它当成正常的声音了。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深化而提高。对“文革”的定性，决议不是完美的终结，而是良好的开启，也许还是当时所能提供的最大公约数?不好说。解放思想，就包括对已有的结论，哪怕是权威的结论的怀疑、批判和扬弃。定于一尊，祖宗之法不可违，现成的结论不能变，从来与解放思想绝缘。循此，说“文革”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恐怕还不够，不够在国人对历史教训更深切的认识与把握上。好在，从那以后，国人对那场浩劫没有停止思考和研究，对“文革”的定性更准确更实事求是有太多的期待。事实上，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有人对“文革”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给出了自己的说法，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明确提出，“文革”是国耻，值得探讨和研究。
李先生在1998年2月撰写的《只有一个顾准——<顾准日记序>的补充》一文中，郑重地指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真能改造好人们(不仅顾准)的思想上，而在于它居然能把八亿人口的大国改造成一个普遍说假话的大国。”，“所以我认为，历来的所谓‘国耻’，其实不过是各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国难’，‘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国耻’。”同年底，在《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送别钱钟书先生》一文中，李慎之先生说：“钱先生为杨绛的《干校六记》写小引，说其实还漏了一记——‘运动记愧’。我想这篇文章其实是应该由全中国人来做的，中国人如果完不成，或者做不好这篇文章，是洗雪不了中国这一段的国耻的。”
李先生所言极是。
所以言者，概因“文革”是当时的国家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开展“文革”的《5·16通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经毛泽东钦定和在他主持下被最高当局认定和通过的。没有证据证明这个通知和决定的起草、出台是草率的，也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台上衮衮诸公，有谁在这个祸国殃民的通知和决定出笼前后，要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公开发出不同的声音，甚至面折廷争，从而为这个国家留存了一抹睿智的目光，一根挺直的脊梁，一份天地间的正气。不错，当时黑云压城，压力山大，但你既然你占着那个位子，你就是国家的栋梁，就有抗争的义务，就得有所担当。“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是鲁迅先生讲的。毛泽东也有鼓励，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提倡反潮流，在多个场合下号召共产党人五不怕，所谓不怕扣帽子，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老婆离婚，以及不怕孤立、不怕打棍子，云云。可惜，我们看到的是，在“文革”发动之初，庙堂中竟然无一男儿!在火烧到自己身上，也演出了怀仁堂拍案一说，那就基本上是在重复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马丁·尼莫拉牧师的铭文所讲述的故事了：“纳粹杀共产党时，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接着他们迫害犹太人，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然后他们杀工会成员，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后来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我没有出声，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为我发声了。”
“文革”的发动和开展，也得到了当时国家机器的全力支持、保驾护航。笔杆子在前，各种舆论机器全部开动起来，为“文革”摇唇鼓舌、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贩卖的无不是阶级斗争、造反有理、个人迷信等这些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丛林哲学与邪教，干尽了掩盖真相、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无限上纲等伤天害理的勾当，颠覆的是人类的基本良知和常情常理与常识。公检法居中，对“文革”对象和不满“文革”者全面张网。当时有砸烂公检法一说，但砸烂的无非是至少在形式上还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最后两道防线。没有辩护，辩护就是犯罪，没有审判，审判就是言出法随。此后，公检法合署办公，按照“公安六条”行事，沾上这六条的边，就能下狱乃至杀头。莫须有，并不是秦桧的专利。望文生义，深文周纳，凡是两千年来专制发明的构陷都派上用场，且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达于极致。至于在群众专政的疯狂中，湖南道县和北京大兴县的大屠杀，则完全失控，令人发指。殿后的是军队，所谓支左，支了什么，过来人心里都有数。
“文革”还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极为虔诚和狂热的拥护。这等于是上面说，你们自残吧，打自己的脸吧，这是练功，能强身健体，于是，从上到下男女老少兴高采烈争先恐后扇自己的耳光，还恨不得拿砖头砸自己的脑袋;上面说，你们一起往沟里跳吧，那里是天堂，于是，从上到下男女老少唱着赞美诗奋勇争先往下跳;上面说，你们大家互相掐架吧，其乐无穷，于是，从上到下男女老少揎拳掳袖照准对方的软肋猛下狠手。当其时也，不是没有清醒的人，可惜经过多少年的洗脑，已经很少，还无一例外都被捆绑住手脚，蒙住了眼睛，捂住了耳朵和嘴巴。即使有像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这样的先知先觉、大智大勇，挣脱了精神的枷锁，告诉大家皇帝没穿衣服，也被认为是疯子、恶魔。全民脑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文革”罪错不能全部归于毛泽东，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总括以上三条，说“文革”是一场反文明的盛宴，是国耻，并不夸张。在那场盛宴中，掌国柄者“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据要津者噤若寒蝉，甚至卖身投靠，英雄群众，则把神赐给的毒药当甘露，举杯豪饮，自己为自己修造监狱，还匍匐在神的脚下感激涕零，感恩戴德，口口声声吾皇万岁。告密亲人成了忠诚的代名词，同族相残受到制度性的唆使和奖励，假话已经是每个人的护身符和往上爬的通行证，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这些洋相，一时成了时髦。几千年古国文明包括人类所有文明，都被妖魔化被糟蹋精尽。这种自淫自残、自乱江山，自掘坟墓的蠢事，都是在神圣的名义下，万众一心，心甘情愿地干，理直气壮地干，信心满满地干，唱着赞歌干，一直干到共和国主席、解放军两位元帅、大批社会精英，以及无数被打入另类者，死的死了，死不瞑目，跑的跑了，亡命天涯，关的关了，没关进去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叶剑英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披露了“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我统计了一下，那十年，被杀害、自杀、整死和失踪者，高达210多万人。与八年抗战国军牺牲350余万将士相比，该做何感想。如果考虑到叶剑英作报告时“文革”刚刚结束，考虑到“文革”期间几乎无档案可言， 210多万这个数字应该说不能不是保守的。
很明显，在“文革”期间，举国几乎人人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说是国耻，并不为过。顺便说一句，张志新临刑被割断喉管、林昭被杀害后警察向其母亲索要子弹费、钟海源被活体取肾，随便哪一例，都够得上国耻。
回到李慎公话题上，国耻和国难，按照我的理解，区别就在是自为的还是他加的。国耻者，自导自演自作孽也。国难者，老天爷或侵略者作孽也。如果这个理解不错的话，那么，说句题外话，“九·一八”事变是国耻，还是国难，值得研究。如果一定要说是国耻，也是日本的国耻。当然，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应该刻上那个不放一枪就逃窜到关内的浪荡公子的名字。
说到这里，不能不特别指出的是，即使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也没能把他们的铁蹄伸向黄河对面的延安乃至更广大的西部地区，“文革”制造的灾难在中国大陆却无远弗届。抗战八年，西南联大再怎么艰难，也还能让教授们教书，学子们读书，“文革”十年，举国却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而吴晗，傅雷、卞仲耘们，能走出国难，却走不出史无前例的造反岁月。
一个国家在集体发疯，国难耶，国耻耶?大概都有吧。
每年“九·一八”都要鸣笛以警示国人莫忘国耻，那么，对“文革”，该不该确定一个日子，以警示国人?如有必要，那么， 1966年5月16日，是那个臭名昭著的通知发出的日子，1966年8月5日，是那张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出笼的日子，1966年8月8日，是做出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决定的日子，1966年8月18日，是毛泽东首次接见、检阅百万红卫兵的日子，都有资格做“文革”的警示日。
国耻不足畏，知耻而后勇，怕的是讳疾忌医。以史为镜，不重犯“文革”错误，这一课似乎应该补上。
来源:共识网 作者:段协平 201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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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日趋细节化了。如果证据证明64学运的领导人有意把学运引导到流血这一步，则确实应该谴责这一行径。但是那些所谓的“64学运的领导人”其实影响力有限，当时连我在内，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又应该不会相信中共会暴力镇压、枪弹横飞！
至于“占中”从一开始就是暴力运动，完全不能与陆肆相提并论。
中共内部在陆肆早期意见不统一，没有做到应该做的一切，导致事件失控后，又采取会导致事情更加失控的暴力镇压，所以主要责任还是要由中共来负责！
五四运动有“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也是激进的革命运动！
文革是运动本身造成大量无辜群众和受害者死亡，所以也是激进的。
可是陆肆确实是和平请愿游行，之所以会死人，是中共采取暴力驻军行动才出现的，就算是一个巴掌拍不响，责任也是中共要负担十之八九。
摔跟头的经验要汲取，但是不能找错了缘由。
文革培养了白卷亿万富翁张铁生。
我可以认同你关于关于陆肆中前期和后期的变化和差异，陆肆里面确实还留有一些文革的余毒，但是这不足以否定整个陆肆运动。因为陆肆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和平请愿运动。
陆肆更接近于四五运动，而和文革有本质却别。
但你对陆肆的不足和反思还是很令人称道的。人类的前进途中总会有无数的跟斗要摔，关键是不能退缩和畏惧不前。更不能以会摔跟头为名，禁锢人民的前进步伐！
他們兩人曾多次肯定西南聯合大學教育對他們的價值。
文革期間培養了哪些菁英？經歷過文革的菁英，會稱讚文革幫助了他們成為菁英嘛？
文革是毛煽动亿万阿Q斗阿Q，把中华五千年英烈和文化各个鞭尸掘坟。
纪念64并不是赞同当时所有的事和人，而是谴责这个党这个军队这个国家对百姓的血腥镇压。
把二者混淆为同类，说明 '白熊from北京' 因是受毛教育年头长。
······。
而且，文革和64都失败了，说明不符合天意。
毕凡把文革中的红卫兵比作 “ 一个暴君煽动的暴民；跟当年慈禧和义和团相似 ” ，可那是一代人的卷入，绝不是象一两个义和团一样的，我就是其中之一。那会儿的年轻人的热情和8964时的一样，和上世纪之初54时的一样。不是你一句暴民能否定的了的。但我的体会是，愿望和效果的巨大差距，你不能不想想在历史上的作用。所以参加过文革的当年的红卫兵，在64时都已经是中年了，看着新起的一代在重蹈自己的覆辙，能不忧心忡忡吗？我参加了64前的多次打游行，后来逐渐淡出。而有些文革红卫兵却在积极地为运动出谋划策，清华红卫兵郑毅，就把当年斗走资派的战术，有用到了天安门的绝食学生身上。你能说他们不是红卫兵运动再现吗？当家在北京的学生们渐渐离开了广场后，只有外地的不明真相的学生不断的加入。我一遍又一遍的看YOUTUBE 上《天安门》 的镜头，看绝食指挥部的头头们的极左言行和错过一次有一次的妥协的机会吧学生运动引入歧途。他们是在用暴力手段，名为和平，是在用共产党的暴力夺取政权的手段和共产党周旋，你玩得过共产党吗？在《天安门》纪录片中，连刘小波说的话，他们都听不进去。他们激进的言行，使赵紫阳不得不下台。作为一个经历过文革的红卫兵，喜见胡赵改革十年的进步，此刻，大好改革形势被64中断。64流血前很长一段时间的运动，尚可称为民主运动，可后来就变了味。越来越像红卫兵造反派的脾气了，“你要不革命，就滚TMD的蛋” ，老子天下第一，和你对话是看得起你！等等。他们最后的表现是民主吗？和义和团的暴民，和文革中的红卫兵有什么两样？还值得学习吗？没想到过了23年，到了1989年年轻人和1966年的红卫兵一个样？值得肯定吗？这些都是我们民族的阴暗的一面，是伤疤。在看《天安门》纪录片时，一方面看到中共镇压残忍，一方面也看到绝食学生被人误导已经走上了象红卫兵一样的道路，甚至说出流血才能唤醒人民的话来。想留别人的血而出名的柴铃跑了，可了流血的天安门母亲们还要流泪。柴玲们还在说原谅！这些绝不肯定，决不能效法。所以说，文革的真正结素是在64之后.文革和64一脉相承。都应当否定。
谢谢！
此文原是国内网站上的：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40818111444.html
照片是在网上另找补充的。
另外还可以把此文贴到《Microsoft Office Word》上用电子邮件转到国内。
毕凡的文革论说的很好：文革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无非是一大帮由一个暴君煽动的暴民；跟当年慈禧和义和团相似。你可以硬塞民主的定义，就象你可以叫手做脚，叫脚做手。但为全世界绝大多数理智的人们接受的民主离不开法律和程序，而且参加者自愿接受领导。文革中谁敢说毛一个不字那是死无葬身之地。就凭这一点就已没有民主可言。红卫兵和造反派仅仅是毛的木偶。跟木偶谈民主还不如对牛弹琴。
所以我同意你对文革的看法，不完全同意你对陆肆的看法。陆肆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和平请愿运动，比五四运动还要和平，比49年以前中共发动的历次游行请愿都要文明。
如果按照你的逻辑，反对文革也要反对陆肆，那四五运动呢？五四运动呢？
非常同意你这两个评论。
有些人的观点只证明了其受毛毒太甚的表现。
你可以硬塞民主的定义，就象你可以叫手做脚，叫脚做手。但为全世界绝大多数理智的人们接受的民主离不开法律和程序，而且参加者自愿接受领导。文革中谁敢说毛一个不字那是死无葬身之地。就凭这一点就已没有民主可言。红卫兵和造反派仅仅是毛的木偶。跟木偶谈民主还不如对牛弹琴。
谢谢风情的嘉班长。
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谢谢！
谢谢!
给文革定性？首先说说文革是那年结素的？1976年老毛死后，抓了四人帮？你真那么以为？ 看看文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吧，1966年，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开始，那么文革的真正结素应该是1989年的64.是邓小平结素了文革，清算了文革，否定了文革！文革时的红卫兵“天不怕，地不怕，舍得一身剐，要把皇帝拉下马 ” 。那会儿64时的学生，还没有出生呢，但我们民族血液中的 “造反精神” 遗传给了他们。看看他们在64前的表现，一点也不输给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我是文革初的红卫兵，那会儿怎么折腾“走资派”，记忆犹新。同时代的清华红卫兵郑毅，64时的参加者，鼓动折，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到：当年在外省纠走资派时，绝食，救护车的战术都用上了。引起了社会的轰动以及舆论的高度关注！23年以后，这一幕再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当救护车摇着铃铛，飞驰过长安街时，引起了市民极大的同情。在4-5月份的几次大游行，我都参加了，那会儿也是很激进愤青的，经管年纪都不小了。后来觉得不对劲，怎么没完没了的。老毛说文革7，8年来一次，来一次折腾7，8年。怎么真要在折腾7，8年吗？那受苦的就是老百姓了。这时，我才觉得文革没有结素，文革的基因体现在新的一代身上。今天大陆有很多人怀念文革，就是这种基因的表现型。在对64的不依不饶，更是将来文革再现的隐患。所以说否定文革，研究文革，要有历史观。邓小平被文革打倒，只有他能从根本上否定文革。对64 要是象，尤抱批把半遮面那样，否定文革，却肯定64 不是既要立牌坊，有想当婊子吗？那将来有一天文革会在来，可以打折64的旗号，在搞文革呀！
文革前，老毛把38军从关外调到离北京不远的地方，开始了文革，64时老邓把38军掉进了北京，不是巧合吧！中国人民，你真的那么喜欢文革吗？否定文革，就要联64一起否定掉。否则国无宁日，有一天文革有来了，不是危言耸听！
林蕴辉
“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经验教训？本文以陈云两次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具体负责人胡乔木谈话为开始，回顾了从长征到建国后直至“文革”发生，党内民主集中制逐步缺失，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生的历程，进而总结指出：不实行民主法治，权力不受约束，丧失党内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陈云指出毛泽东晚年错误
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引起的伤痛，不能不使与毛泽东同辈的领导人进行深刻反思。陈云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曾多次谈到“文革”的教训。
1980年11月，陈云两次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具体负责人胡乔木谈话，指出：
（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
（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
（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
值得后人思考的是，当时中央常委的人除毛泽东外，为什么没有“都是彭德怀呢”？难道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都是在明哲保身吗？
为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彭德怀在庐山上书，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的情景。
彭德怀说：“第二天，即24日上午，有两个同志来到我处。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检讨。’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
金冲及主编的《刘少奇传》中说，在1964年12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刘少奇谈了与毛泽东的不同看法，受到毛泽东的多次严厉批评。党内不少人感到忧虑。朱德、贺龙等找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
刘少奇接受大家的意见，主动找毛泽东作自我批评。
对1958年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严厉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上纲为“政治问题”，周恩来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不得不痛苦地一再检讨。以上三例，说明一点：不管毛泽东的意见正确与否，其他领导人的不同意见都只有检讨的份。维护毛泽东个人的权威，就是维护“大局”，就是维护“党”的利益。
毛泽东刘少奇论党的性质
维护领袖个人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利益，这就是“大局”。这个逻辑能成立吗？
刘少奇在《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的演讲中，曾下过这样的定义，党“是矛盾的统一体”。
他说：“整个党的结合形式就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党员的结合，就是由党的中央和党的各部分、各机关以及各个支部的结合，就是党的领袖、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大众的结合，就是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结合。因此我们党的结构不是混合物，不是几十万党员的简单的总合，不是没有一定的结构的，而是几十万党员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和一定的规则结合起来的；是一个矛盾的结合，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有党的领袖和党员，有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党的这种组织结构使党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否则就是‘乌合之众’了。”“党的具体的结合形式就是民主集中制。”
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人们，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一个战斗集体，是包括了党的领袖、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大众的结合体。党不是领袖个人。
那么，什么是大局呢？对此，毛泽东有过精辟的解释，他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可见，服从大局，是讲要服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党有一条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路线。服从大局，绝非是服从领袖个人意志，或维护领袖个人权威。
遵义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典范
为使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在组织上得到保证，在出现偏差或错误时有可能及时得到纠正，党的历届党章都赋予党员对党的重大决策有自由讨论的民主权利。
中共六大党章第十二章44条规定：“严格的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全国大会、中央委员会及其他上级机关的决议都应当迅速而且正确的执行，同时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
中共七大党章第一章第3条增加有：“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
中共八大党章第一章第3条又补充：“对于党的决议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除了无条件地执行以外，可以保留和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为保障党员权利切实有效地行使，还规定“党员和党组织负责人如果不尊重党员的这些权利，应当给予批评和教育；如果侵害党员的这些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
可见，从中共六大到八大党章，有关党员权利的规定是不断完善的。
这些规定，无疑是为保证党内民主得以实行，是党内从普通党员到党的最高领导人都应遵从而无可例外的。
应该说，在党的历史上由于党员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使革命事业免遭失败的事例是存在的。
最具说服力的是1932年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受到排斥以后，对党内的重大决策仍拥有发言权，因而在长征路上可以与张闻天、王稼祥自由地讨论五次反围剿的军事路线，并取得张、王的支持，于是才有发生历史转折的遵义会议的召开。
毛泽东本人在中共七大和九大的讲话中都曾谈及此事。金冲及在《毛泽东传》1893至1949“长征”一节中写道：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又和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认为红军已经不能按原计划行动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了。
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
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张闻天也同意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在西征途中形成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中央队三人团”，对于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转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他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幽默地用“担架上的‘阴谋’”为标题专门写了一章。
张闻天在总结这段历史时则采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语言。他写道：在长征出发后，“他（指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这段历史充分说明，由于党员有权自由讨论党内重大决策，并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和争论，才使红军在长征途中将遭全军覆灭的路线错误得以纠正，出现历史性的转折。
建国后党内民主遭破坏
然而，党在取得全国的执政地位以后，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机制逐渐受到扭曲。对党内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不经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讨论，由主要领导人个人决定的情况屡屡发生。
这是因为，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央政治局于1943年3月20日通过的《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在明确“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的同时，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这样，就赋予了毛泽东超越中央集体之上的权力。尽管在全国解放之前的战争年代，未发生由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典型事例，但在建国后不久，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如：1951年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
当事人薄一波回顾说：“毛主席找少奇同志、刘澜涛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表示他不能支持我们，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同时，他指示陈伯达召开互助合作会议。”
如果说，只是个人表态，毛泽东完全有自己的权利。但未经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讨论，就指示陈伯达召开互助合作会议并起草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显然就是在行使主席的最后决定权了。
其二，1951年12月，在工会工作方针问题上开展对李立三的批判，也属同样情况。1950年7月，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上报告，谈了工会工作的基本立场和基本任务，党内高层明显出现不同意见。
1950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上批示：四中全会一定要讨论工会工作并且以管好工厂工会工作为中心来研究，因此要组织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案；过去工会工作是有成绩的，成绩很大，问题甚多…… 后来，七届四中全会因故推迟召开。
1951年10月2日，全国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李立三写了《关于在工会工作中发生争论的问题的意见向毛主席的报告》。不久，毛泽东在中央一个文件上批示：工会工作中有严重错误。李立三随即在全总党组举行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并撤销职务。工会工作的方针问题，就这样一锤定音了。
以上种种，开了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先例。邓小平曾明确说道：“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
记取历史的沉痛教训
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凡属毛泽东所不赞同的意见，一律被上纲上线。以至在1958年“大跃进”中，薛暮桥和宋劭文希望陈云找毛泽东谈谈他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的想法时，陈云无可奈何地表示：“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
正是鉴于党内高层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彭德怀在庐山才下决心上书毛泽东。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写道：“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彭德怀这种种考虑完全是从大局出发，从党的利益出发的，不幸在庐山上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子。
“文化大革命”搞得天下大乱，出于对党和国家大局利益的考虑，1967年2月，叶剑英、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和副总理在京西宾馆、怀仁堂先后对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进行批评和争论。
对党内高层如此重大的分歧，未经中央集体讨论，毛泽东一人定调，就把这些老帅和副总理打成了“二月逆流”，使党内高层再也无法进言。
鉴于历史的沉痛教训，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作了更具体的规定：“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要按照这一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是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重大工作任务的部署，干部的重要任免……应该根据情况分别提交党的委员会、常委会或书记处、党组讨论决定，而不得由个人专断。”
“在党委会内，决定问题要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会中平等的一员。书记或第一书记要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
“各级党组织必须切实保障党员的各项权利。侵犯党员权利的行为，是严重违犯党纪的。
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问题的讨论，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提出批评。党员对党的方针、政策决议有不同意见，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也可以向各级党组织直至中央作口头或书面的报告。党组织应当欢迎党员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并且鼓励党员为了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和主张。”
这些经过长达20年“左倾”，付出了沉重代价取得的教训，在改革开放取得较为顺利发展的今天，又逐渐为不少人淡忘了。有的单位的领导人竟然把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意见的党员视为“不安定因素”；有的更明文剥夺党员的权利，不许三人以上联名向党组织反映意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重温那段痛苦岁月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是绝非多余的。
六四也是一种运动，这点是跟同样是运动的文革一样。但也仅此而已！其它都不相同，这也被你拿来说事，可见毛左之流已经无言以对，开始鸡蛋里挑骨头了！
的确是这样。
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