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节选23 要跟太阳比一比--文化战线放卫星
在文化战线，其狂热程度到了十分荒唐的程度。
1958 年8 月和10 月间，文化部先后在安徽、郑州召开了省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跃进”。会议有的单位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会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郑州会议还提出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各级都要成立“艺术卫星指挥部”。一瞬间，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群众文化活动组织，例如江西省组织了5000 多个山歌社，四川省组织了22000多个农村文艺创作小组，安徽省队队有创作小组。由于提出了放文艺卫星的任务，层层布置，层层加码，使得许多地方提出了很不切实际甚至是荒唐的口号和要求，诸如什么“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60 个剧本”，“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等等。一些“新民歌”大多是吹牛皮的，例如“稻粒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赶冬瓜，一幅丰收图，跃进农民画。”“ 今年是个丰收年，秋后粮食堆成山，不知粮食打多少，压得地球打转转。”
全国都搞诗歌运动。著名诗人田间下放到河北省怀来县，他在那里搞起了“诗传单”，不但他写，还把所有的村干部、社员都拉进去写诗。写出来的都是顺口溜，什么“千日想，万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六个乡，成一家，社会主义开红花。”这些诗编成集拿到石家庄出版了，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后来，这场诗歌运动越搞越大，闹到火车上每个乘客必须交诗一首，闹到制定文学创作规划，各公社开展有比赛。这个说：“我们年产诗一万首”，那个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部，剧本五部”最后张家口地区竟出了一位“万首诗标兵”，他一个人在一个月内就写了一万首诗！
当时，一些著名作家、诗人、文艺工作者，有的不了解真相，有的随波逐流，有的卖身投靠，用自己手中的笔，胡说八道，助纣为虐。在这些人当中，知名度越高的，危害越大。
当时被认为是大文豪、大诗人的郭沫若，写了不少歌颂大跃进的诗，现引他写的《太阳问答》中的几句：
农民：
太阳太阳我问你，
敢不敢来比一比？
我们出工老半天，
你睡懒觉迟迟起。
我们摸黑才回来，
你早收工进山里。
太阳太阳我问你，
敢不敢来比一比？
太阳：
同志同志你问得好，
我举起双手投降了。
我因为要朝西方跑，
故有半天你见不到。
西方的情况真糟糕，
不劳动的人光胡闹。
超英，十五年不要，
同志同志我敢担保。
接下去是几段农民和月亮、农民和星星的对诗，极其夸张之能事，不再援引。最后一段是农民、太阳、月亮、星星的合唱。
合唱：
感谢党呵感谢党，
党是不落的红太阳。
东风永把西风压，
社会主义放光芒。
鼓足干劲争上游，
多快好省建天堂。
红旗插遍全世界，
红旗插在天顶上。
郭沫若还与周扬一起编《红旗歌谣》，这本书极尽浮夸献媚之能事。但是，1963 年11月14 日，郭沫若给陈明远的信中写道：“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据说，郭沫若的秘书对这封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如果这封信不是真的，那就是郭沫若在1958 年不了解真实情况，跟风起哄；如果这封信是真的，那郭沫若就是明知故犯了。不管郭沫若在1958 年是对实际的无知，跟风起哄，还是内心很明白，却要违背良心，作“新文艺的大敌”、“新社会的大敌”，像他这样有地位的人做出那样浮夸献媚的事，是最可悲的，也是危害最大的。
毛泽东曾说过，“经济事业和作诗是两回事。‘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怎么端得起来？” 但是，当时报刊没有宣传毛泽东这些话。因为“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这样的诗歌在当时浮夸风中推波助澜。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十九章 《“五风”肆虐》第二节《“浮夸风”使人疯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