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节选18 成都会议--大跃进前奏曲
1958 年3 月9 日召开的成都会议，是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只请部分省委书记到会。会址是成都金牛坝宾馆。
会议3 月26 日结束。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始终处于兴奋状态。在18 天的会议中，除了在听各省汇报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参加会议的吴冷西回忆说，当时毛泽东“真可谓思如泉涌，气若长虹，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成都会议是在南宁会议一个月以后，由于南宁会议的贯彻，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批右倾，争跃进”的潮头，各省和中央各部重新修订计划，再次提高原来的指标，并纷纷上书毛泽东表态。
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报告说：毛主席不断革命的指示，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了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的问题，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论”，粉碎了“反冒进”（就是反跃进）的观点，以最锋利的马克思主义武器把我们武装起来，乘风破浪，跃进再跃进。
成都会议和南宁会议的基调一样，批评反冒进，鼓劲，为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继续统一思想。看到大跃进的潮头已起，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也不是完全讲一面话，他大讲辩证法，也讲了不要指标太高，要留有余地的话。但他总的精神是鼓劲，他的另一面的话就被人们理解为策略性的。
他说，两种方法比较，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个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还是采取冒进。他强调“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好？”
很明显，冒进是轰轰烈烈，反冒进是冷冷清清。
……
在“气若长虹，势如破竹”的毛泽东面前，刘少奇唯恐紧跟不及，他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当然，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一切不是谁都可以学到的。他附合毛泽东的想法说：“急性病是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问题，慢性病是落后于运动的问题，人们往往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应当认识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绝不亚于急性病。”“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到底应当多快呢？现在还难以预料，从当前来看，右倾保守还是主要的。”
3 月25 日，周恩来又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查。他说：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了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反冒进的错误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个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毛泽东的两位重臣如此低三下四，他的任何意见也就完全可以畅通无阻了。在刘、周之下的官员们也都作了检查。
3 月21 日，陈云在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检讨了反冒进中的错误。
陈伯达作了长篇发言，用理论的语言把毛泽东的想法“科学化”，还提出“一天等于20年”的口号，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陶铸在3 月18 日的发言中提出解决“搞社会主义的立场问题”，他举例说，合浦专区县以下干部大概有80％的干部搞社会主义是有困难的。毛泽东插话说，这个问题全国也没有解决。陶铸表白说“前两年反冒进，我没有反，我是被反的”。
3 月19 日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在会上受命与没有到会的河南、湖南两省联系，显得不同于一般省委书记。他的发言，不仅讲湖北，还讲河南。他说：“速度到底有多快？我的看法，农业也好，工业也好，发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其快的速度，不是我们在平常情况下能估计到的。”“ 不管河南也好，湖北也好，增产确实不是平常的速度。湖北今年麦收要比去年增产50％－70％ 。”“ 一个礼拜一个县就车子化了，群众性的工具改革成果很大。”王任重表白说：“我们没有反冒进，我们查了报纸、会议文件、记录，从全年看，省委总的方向上是反保守的。”
在成都会议上，所有反冒进的人都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全都向毛泽东臣服；没有反冒进的或被反的纷纷表功。与会者千方百计地迎合毛泽东，讨好毛泽东，并且把他的想法向更为极端发展。
成都会议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多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将它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在3 月25日，中共中央将提交给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草稿》提交给与会者讨论。《报告草稿》中，毛泽东将一段话修改为“今后我们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并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还需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斟酌处理。”
成都会议通过的37 个文件中，其中之一是《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这个文件对人民公社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十六章 《大饥荒的祸根是这样酿成的》第五节《成都会议：总路线已有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