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节选27 庐山会议中的周恩来
在过去漫长的革命岁月，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直高于毛泽东。在长征中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是“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实际上，周恩来将军事实际指挥权交给了毛泽东。1935 年3 月的“打鼓新场风波”以后，毛泽东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军事指挥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并以辞职相要胁，最终得到了周、张的同意，毛泽东从此取得了独自指挥军队的权力。建国以后，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毛泽东以君臣关系相处。
1956 年，周恩来和陈云根据在第一线抓经济所遇到的困难，提出了“反冒进”，后来在南宁会议以及其它会议上，遭到毛泽东的痛斥。周恩来一度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大跃进”就是针对“反冒进”而提出来的。周恩来从此“痛改前非”，再也不敢非议“大跃进”了，紧跟毛泽东搞“大跃进”。
1959 年7 月庐山会议前期，全党范围内的纠“左”，已成气候。6 月24 日，毛泽东在赴长沙的火车上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谈起1958 年“大跃进”的失误时,提到正在养病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竟说出了“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那样耐人寻味的话。同时，他再三提议由周恩来负责编制1959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周恩来等人这才重新获得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会议的第二天，周恩来受留在北京主持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之托，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将国家经委党组提交的《关于当前工业生产中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分送到会各同志参考。这份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着重强调：大跃进以来所出现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某些失调现象也是严重的，低估这方面也是危险的。为此,报告提出了一些调整、巩固的措施。
周恩来是7 月1 日上山的，2 日，他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了毛泽东出的19 个题目，关于国际问题是他建议加上去的。以后，他先后参加东北小组、华南小组、华北小组、西北小组等小组会以及各协作区主任会议，都明确地指出了“大跃进”以来的党在领导工农业方面的一系列缺点、错误:生产计划指标偏高，基本建设规模偏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周恩来是一个聪明人，他深知，对某些“左”的错误进行一定程度的批评或纠正可以，但伤及“三面红旗”是绝对不行的。周恩来的传记作者认为；“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对形势有着和彭德怀类似的看法，但没有采取和彭德怀相同的做法。”
既要维护“三面红旗”，又要解决“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周恩来的内心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心态，造成了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双重人格。他一方面努力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迎合毛泽东。
7 月10 日，毛泽东召集各小组组长开了一次会，讲了一番话。这番讲话主要是为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辩护。第二天传达时，当传达到“一年来有好的坏的经验，有成功的与错误的经验；不能光说有坏的错误的经验”时，周恩来插话说，1958 年邀请来中国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季科回国后谈在中国的观感，说中国高速度发展，“大跃进”超过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好处；错误缺点发现快，纠正也快。苏联一教授说中国“大跃进”这个词好。其实，扎夏季科对中国有批评性意见。周恩来只转达人家的好话，把人家批评的话隐瞒了。周恩来为了用苏联人的话为毛泽东帮腔，竟片面地转述人家的意见。
7 月12 日到22 日，周恩来四次找国务院各部开会，讨论形势与任务。12 日周有一个长篇讲话，谈形势、摆问题、算细账，他认为去年是新的革命，当然问题不少，突破了旧的平衡，要解决新的平衡。他用大量的时间讲业务问题，这是国务院工作的需要，也可以回避政治斗争的锋芒。
7 月16 日，关于大炼钢铁问题，周恩来讲话中算了一笔账：虽然财政补贴了40 亿，但是“取得了经验，争取了时间”。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钢铁生产的设备能力，而且大大缩短了投入生产的时间。“小土群”为“小洋群”作了准备，小高炉为大高炉作了准备。“两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铁资源。钢铁账要算，但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既要算现在盈亏的账，也要算将来盈亏的账。当时不少人认为，周恩来这么算账，对于维护“大跃进”，很有说服力。
7 月23 日上午，毛泽东发表讲话批评彭德怀，却表扬了周恩来。在讲话中间，他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一边表扬，一边又说：“他们重复1956 年下半年、1957 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 公里了。”这句话虽然是指批评大跃进的那些人，但钩起周恩来南宁会议的旧痛。毛泽东又拉又打，使周恩来更加小心。
7 月23 日毛泽东讲话散会以后，周恩来召集几位副总理谈话。其中，周恩来和彭德怀有一段对话颇有意味，不妨抄录如下：
周：9000 万人上山。1070 万吨钢，是一个革命。2700 万－3000 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落实到1300 万吨。
彭：我写的“有失有得”是讲“小土群”这一点，只讲这一点，根本没讲“小洋群”。
周：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把落实和泄气分开。
彭：1070 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冷得比较早，10 月底就冷下来了。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呢？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主席说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名，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的情况，有那么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比较紧。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还要机械、财政、金融、外贸……上海的煤只有7 天的储备。6月底的存粮只有310 亿斤。去年增加了2010 万人。按“一五”经验，1 元货币比9．6 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1956 年1 比8．8 就紧张了。
彭：这个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这是方法，不是1956 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的，没有准备好就跑到二中全会上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慎，汲取教训。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实，你有鉴于我，还是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冒进”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这两个方面都说了的。
周彭对话中，彭很直率地批评周恩来“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彭德怀学海瑞，周恩来没有学，彭德怀学了。现在周恩来主动了，可以批评彭德怀了。
7 月26 日，毛泽东提出“对事，也要对人”以后，批斗升级。彭德怀写信成了“右倾活动”，成了“猖狂进攻”。这一天下午，周恩来向北京来的各部委的来参加会议的干部作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坚持两点：一点是政治上维护总路线，另一点是实事求是地抓工作。
说：“这两点一个是政治方向，一个是工作态度”。他强调：“政治主向是第一位的问题，是思想性、政治性、路线性的问题，工作态度是第二位的问题。”他不仅认为彭德怀的信属于政治方向的问题，还说国家计委李云仲的信也是政治方向上的错误。” 他苦口婆心地对他的部下关照。让大家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不要站错队，要保卫总路线，不要动摇；同时要抓好经济工作，渡过经济难关。
8 月1 日常委会上，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其他人也不时插话，追问。周恩来也有不少插话和追问。彭德怀在谈到一些历史情况时，周恩来问，访问苏联时，他们一起同斯大林谈话后，送彭德怀出门时，斯大林跟彭德怀说过什么话。这是在追查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
周还插话说，彭德怀的信“方向是向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是指向总路线”。“主席讲了话，还听不进去。”当林彪说彭德怀“不少人说你讲假话，有野心”、“看风使舵”、“马列主义世界观没有接受”的时候，周恩来插话：“相反，很骄傲，犯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辩证法。要脱胎换骨。我多次错误，认识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周恩来说彭批评毛泽东是“犯上”，这显然是皇权时代的思维。
当刘少奇揭发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时，周恩来插话说：“这是感情问题。”当毛泽东说彭德怀过去和他七分合作时，周恩来急忙补充说：“华北又闹独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战争合作，抗美援朝，回到军委，不大靠拢了。”
8 月1 日，批判彭德怀的大批“援军”上山，他们是来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8 月4 日晚，由刘少奇主持，向这批“援军”传达前两天常委批评彭德怀的情况。
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他说：“会议中有一种苗头，就是多讲缺点，夸大缺点，以彭德怀同志为代表。他在火车上就谈到若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就会出匈牙利事件，7 月7 日在主席那里汇报时，他也谈了这个看法，我们听到就不以为然。”，接着，周恩来把常委会上强加给彭德怀的各种罪名，传达给“援军”。如：“常委会找彭谈，认为这封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一个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主席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 “张闻天讲了三个钟头，‘文武合壁，相得益彰’。一文一武，国防、外交。省上的周小舟同志，他也是打着无产阶级旗帜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进攻的。”“ 彭信一出来，问题性质变了……是纠左之后，右倾机会主义露头了。山上山下，党内党外，国外都有。彭德怀同志是这一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所以，这次全会毛主席提出来，全会的任务，就是要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内分裂斗争。问题本质是这么一回事。”
8 月19 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集中力量批判毛泽东强加给彭德怀等人的“军事俱乐部”。8 月24 日，周恩来在这个会上作《善于彭德怀同志历史问题的报告》，不仅传达了庐山会议上加给彭德怀的种种罪名，还按照毛泽东的口径，清算了彭德怀在历史上的错误。
在彭德怀受到围攻的时候，周恩来没有说一句公道话，反而落井下石。在7 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附和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还担任了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賊”。刘少奇这个定案材料，经周恩来签字，传达到全国每一个党支部。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二十一章 《庐山之变》第四节《大臣们机变求自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