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留学回忆：加拿大之旅

    温哥华是中国华侨集中的地方，有十万华侨。中国在那里设有总领事馆。到了温哥华以后，当地华侨热情接待我们，对他们来讲，这也是新鲜事。所以，虽然我们是访问学者，是去学科技知识，但好像有点外交人员的意思。实际上也这样。我去的时候，在这个大学，一共有30_40位中国访问学者。总领事馆出面，宴请所有访问学者以及加拿大导师和夫人。我的导师是香港去的。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博士。他只会讲广东话，不大会讲国语。收到请帖很高兴，因为请帖上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很隆重的。问我是否要穿礼服。我不懂他问的意思。反正我们就是一套西服，这种场合当然穿西服。直到多年以后，才知道，西方服装可以分四种级别：休闲服，便服，西服，礼服。对领事馆邀请的宴会，他问的是，穿西服还是礼服。我根本没有礼服概念，当然不懂他的问题。宴会进行得很顺利，不过结束时有一点小问题。因为是冬天，当时我们除了穿西服，外面还穿了呢料长大衣。宴会是在当地一家中餐馆举行的。餐馆里面有暖气，进入餐馆，大家把大衣脱下，放在衣帽间。宴会结束，各人当然要找自己的大衣。可是，我们的大衣都是公费，同一家店(出国服务部)统一做的。一样的料子，一样的颜色，一样的式样。除了大小不同，其它没有区别。所以要找到自己的大衣就麻烦了。    
    虽然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中国，但其实我们不同于外交人员。外交人员有严格纪律，不能自由行动。我们就比较自由，比方可以接受华侨邀请，到他们家里作客，不需要事先批准。另外，我们还有几十加元的零花钱，加元与美元比价差不多。这也是外交人员羡慕的。几十加元等于几百人民币，那时是很多钱。当时的工资每月才50元人民币。而且，我们能够节省的还不止零花钱，还可以从伙食费中节省下来一些。总共给我们的费用是每月400加元。住房规定住大学学生宿舍，大概花去200加元。这是固定开支，无法节省。伙食原来也是在大学食堂包伙，这样也不可能节省。不久改为可以自己起伙，就可以节省一些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决定改为可以自己起伙，是否有人抱怨吃不惯食堂伙食。反正，我们在食堂吃的那些日子的确很难熬。所谓包伙，就是每月伙食费固定，交了以后，可以随便吃。东西是很丰富，可是太甜了，吃多了，实在倒胃口。使我想起六十年代学校食堂吃白薯的日子。白薯是挺好吃，但吃多了，胃泛酸水。现在，也是这种感觉。我还好一点，坚持到宣布可以自己起伙。有一位访问学者受不了了，一进食堂就要吐。我看这种情况，就到附近小杂货店买了一包方便面给他，用我自己的零花钱。这点钱，今天看来是微不足道，但在那时，对中国人来讲，外汇是多么宝贵。节省下来的钱，都是打算买电视机或其它“大件”回国的，谁也不舍不得浪费一分钱。具体来说，假定加拿大一包方便面加元五毛，合成人民币是四元。假定国内白菜是五分一斤。加拿大一包方便面的钱，回国可以买80斤白菜！具体数据我不记得了，但不会有太大出入。所以对我的“慷慨”，他是非常感激。我想，外汇再宝贵，也不能不顾健康吧。幸好政策改变，允许自己做饭了，挽救了他，也挽救了我们，不然真不知怎么度过这两年。两年期满回国的时候，我们的确都“发财”了。因为温哥华是海滨城市，有中国贸易船只往返中加之间，可以顺便帮我们运回行李。我装了六个大木箱，包括一辆名牌自行车。回国以后，礼品送了50多人(家)亲友。   
    不过，我们当时的”贫穷“的确是非常突出的，免不了出点洋相。有一次，当地华侨组织郊游，问我们去不去。许多人表示要去。但当地华侨他们忽略了一点。郊游要租大桥车，所以每人要七元车费。他们以为，这点钱微不足道，所以事先没有讲。当一切安排好了，他们通知大家准备交七元钱，结果就没有人去了。我本来是不打算去的。看到这种情况，觉得很没有面子，所以我赶紧报名参加。不过总共还是只有少数几个人参加。当地华侨当然感到奇怪。怎么这么多人改变主意了？一了解，原来是因为这七元钱。于是赶紧宣布，这个钱由他们付，我们不必出了。于是，许多人又参加了。我就退出来了。因为我本来不想去，只是为了掩盖一点我们的“穷”样，才参加的。现在不需要了。还有一次，这个大学的一位副校长，也是邀请我们郊游。他知道我们没有钱，所以通知，所有食品，旅游点门票全部由他负责。而且说话还很注意，不伤害我们自尊。我们很感激他的善意。不过，我想，我们也不至于一点贡献也做不到。我与几位访问学者商量，决定我们自己准备一点香肠，茶叶蛋等。这样也算挽回一点面子。这次旅游很愉快。不过，尽管人家对我们很热情友好，我们却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不久前，中华大地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还如火如荼地展开着，现在一下子让我们来到一向被说成是敌对势力的西方世界，而对这个重大转折又没有明确交代过，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我也不敢大意。有一次，一位台湾老太太， 邀请我们一些大陆访问学者吃饭。我就很警惕。平白无故为什么请我们吃饭？而且一下子请那么多人？我又不好公开提出疑问。如果真是好意，不是得罪人家吗？于是，我也不说不去，到宴会时间，我躲起来了。他们找不到我，觉得很奇怪，刚才还在这里。其实这种 误解，除了过去对国外的片面宣传以外，还是与“穷”有关。因为在国内，请这么多人吃饭，恐怕几个月的工资也不够。所以怀疑她。而对她们来说，这种请客吃饭花费很有限。还有，一位台湾女留学生，长的还很漂亮。大概对大陆来的人好奇吧，所以常常来串门。一会找这个，一会找那个。我们所住的公寓，六人一单元，一人一间房，厨房厕所公用。她也来找我。我想，别中了美人计，就麻烦了，虽然我身上也没有什么国家机密。所以她进来时，我把房间门开着。房间里只有一张凳子。如果一个人要坐下，另一个人只能坐在床上了。我干脆也不请她坐，站着与她说话。这当然没有轻松，聊天气氛了。不一会，她只好走了。我想我也不是圣人，没有古人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功夫，还是给自己加一道防线为好。这是我的“预防”措施。有时还“进攻”。我导师并没有得罪我。但我想着要“为国争光”。虽然在业务上，我无法与他竞争，他的研究专题，我在国内时完全不知道。但我在读他的课程讲义时，发现一个小错。我就向他提出。他也没有在意，因为不是大问题。我却揪住不放，他只好承认有错。我当时很得意。现在看来，当然很可笑。我们对人家有敌意，人家没有。  
   温哥华是个漂亮的城市。地处海滨。这里虽然纬度很高，但因为有暖流经过，所以不太冷。卑诗大学在城市边上，紧靠海边，远离城市其它部分。我们住的宿舍，从窗户望出去，就可以看到海，这是太平洋。在圣诞节时间，一个月以前，就有节日气氛。商店开始促销，这个时期的销售额占全年销售很大比例。商店布置非常漂亮。在我离开温哥华回国那年的圣诞节，我到一家大百货公司去，想把商店的美景拍照下来，留作纪念。一个加拿大老太太过来制止我。她说她是商店的秘密工作人员。这里的布置不许照相，因为他们是请人专门设计的。他们怕竞争对手学去这种布置。我对她说，我要回中国了，拍一些照留作纪念，不会与他们竞争。她就让我照了几张。商店雇用秘密工作人员，主要不是为了对付刺探营业机密，主要是圣诞节期间小偷活跃，所以临时雇用一些人，对付小偷。平时是没有的。有的街道，马路上的树，也用灯彩布置起来。居民家里，也布置得很漂亮。大多数住房是独立房。房子周围有草地，一般没有围栏。许多家庭沿着房檐，门框布置了彩灯。家里也买了圣诞树，上面布置了彩灯和各种饰物。许多家庭往往不拉上客厅窗廉，所以过往行人可以看到客厅内的圣诞树。走在街上，路边居民房上的彩灯和房内的圣诞树，五光十色，多姿多彩，恍若身处仙境。
    自从大学毕业以后，只工作了一年多，文化革命爆发，专业工作停止了。文化革命中，虽然参加了一个工程项目，但只是一个具体项目，不是学术工作。文化革命结束以后，还需要有个过渡阶段。从加拿大回国以后，才真正可以搞专业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