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论历史因果律和史学的科学性

历史学究竟是不是“科学”? 自从十九世纪以来，不论什么学科，只要还有人在读书，在研究，都难免喜欢跟“科学”沾边，因为，如果一旦有人说句你“不科学”，你就立刻矮了半截，好象一个被戳穿的江湖骗子。这就是所谓的“科学主义”，scientism

历史学算不算科学? 在美国大学的学科分类里，历史有时被算成人文学科，humanities 和文学，哲学为伍，有时又被算成social sciences ，和经济学，政治学为伴。我一个同事，做和心理学，乃至神经科学有关的历史学研究，有一次就开玩笑地说，是不是应该有historical science ？很难说清楚，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依据的标准是什么，作为“社会科学”又依据什么，这基本上是一笔糊涂帐。据说，社会科学研究是要建立理论模型，并且可以预测未来的，这样看来，历史学又矮了一截，因为历史学不试图建立某种抽象的理论的框架，也不绝对需要应用某种既有的理论，更不打算预测未来。一个常见的情况是，历史学者往往觉得社会学政治学理论很虚无，而社会学者往往觉得历史学者很琐碎，太微观。

科学是讲究“客观”的。历史学客观还是不客观呢? 这又是一笔糊涂帐。后现代史学干脆否定历史的客观性，说历史编篡纯粹就是一种虚构，和写小说其实没有区别。绝大部分的历史学家都很义愤，因为这样说把历史学坚持的严谨，求真，“科学性”搞得跟拍“还珠格格”，和“戏说”这个那个完全没有了区别，历史学家会很没面子。

记得有一次去普林斯顿开会，中间喝咖啡闲扯。有一个来自国内在澳门念书的女研究生加入进来，和艾尔曼教授聊了起来。女硕士生大概是学社会学的，她不知道这Benjamin Elman 是何许人，只听他说是研究历史的，就一通猛攻：历史，其实非常主观! 艾尔曼也不急，一边思考，一边用中文慢慢地回答：历史，不能说是完全客观的，但也不能说是完全主观的。我估计，这是个很偶然但也难得的对话，因为可能很少有人把这个问题直截了当地甩在他面前。不过这个回答，说得上是谨慎也正确的。

关于历史学是否完全客观，受因果律支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就已经讨论过。我觉得，他的思考，因为不受后来的党派政治和特定意识形态的影响，其实是很有启发性的。

梁启超以为，历史学家的职责固然是说明事实的原因结果，但历史学却不能等同于对自然界的研究，因为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心力”并非“物理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其实，梁氏在这里揭示了历史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历史是人的历史，是受到人的心理和行为型塑的，人的“自由意志”，free will，往往会起到很大的干预作用，偶然性，contingency ，也会起很大的作用。这使得人类历史进程和具体事件很难呈现整齐的规律性。比如，假如毛泽东于五六十年代就早逝了，文革还会爆发吗？固然，文革爆发的诸多“客观”因素都存在，但我怀疑，假如没有他毛泽东，即使有堆干柴，但因为没有那个放火的人，火可能还是燃不起来，或者燃不到那么燎原。因此，毛泽东想不想发动文革，认不认为有这个必要，即他个人的自由意志，还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这就使得历史之“因”非常多元和复杂。

梁启超接下来详论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

 1. 自然科学事项有反复性，而历史事件往往是一次性的。因此，自然科学有“纯客观”的因果律，“而历史盖难言之矣”。也就是说，历史重演其实是一种修辞性的说法，事实上是很难重演的。因为环境，条件，都处在变动之中，而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更是完全不同，孔子，拿破仑都只有一个，即使在类似的条件下，也不一定会出现类似的结果，因为不同的人可能做出不同的选择，因此，要找出一条历史的铁律，我也相信是不太可能的。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也可以说，梁启超完全怀疑后来被奉为圭臬的历史目的论。

 

2. 自然科学事项有普遍性，而历史事项常是个性的。梁启超的确说得很准确。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结论往往都具有普适性，能（至少努力）揭示某种共同规律。历史的研究对象因而非常复杂多变，不可思议，史家需要从极为散漫，极复杂的个性聚合而成的“史网”中窥见实体，描出总相，然后再尝试应用因果律。 

3. 自然科学超越时空，而历史时间受特定时空局限，历史事件的意义随时空的改变而改变。在甲处重要的事，未必在乙处同样重要。因此，史学推论必须结合当时当地两个观念，因此比自然科学更复杂。我想，坚持在潜意识里认为社会学类同自然科学的人，就会有这样的认识误区（包括相当有名望的学者，名字就不列举了），认为以美国为研究对象得出的某种理论放到中国也应该有效，因为这是具有普适性的理论，假如并不有效，就百思不得其解，或者觉得他询问的人在说谎话。在我看来，这就是忽略了人文社会研究的时空特性，过度迷信“科学规律”所致。 

上文提到关于毛泽东和文革的关系，梁启超固然未及看到文革，但是他也触及了这个大问题: 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梁启超的回答是，个别大人物的行为和个性，“渐次浸入”社会，获得社会多数人的同感或盲从，个人特性逐渐变为民众特性。用今天的话来说，梁启超看到的是一种“互动”。那么，一个人的个性，可以扩充为一个时代的共性？梁启超注重心理学，他认为，社会心理，或民族心理是政治和思想的基础，历史学者需要调查社会心理的发动和变化。大人物，则是最能了解社会心理的人。

梁启超又引入了佛教的因缘观阐释历史事件。辛亥革命的“因”---似乎是指长期的心理和结构性问题—包括民族观念觉醒，清廷腐败，新思潮输入，“缘”则似乎指更直接的诱因和催化，如铁路国有政策。他认为，史家不能误缘为因，即把短期和直接的诱因当成潜伏和带根本性的深层原因。对于义和团运动，梁启超列举两条“因”：1，中国人的排外心理；2，迷信；多条“缘”：1，社会革新运动失败（就是指他参与鼓捣的1898年变法）导致清廷仇外2，宫廷阴谋。第二条又包含三小条: 1，日本大陆政策，2，俄国东侵政策，3，德国诱助俄国东侵，另外还包括地方教案和民教冲突。因缘和合，解释了何故发生，即why？或cause 的问题，而结果，effect，是梁所称的“果”，这里梁启超简略描述了义和团运动的组织过程和参与各方，提出要研究民间秘密社会，群众心理，和士大夫心理。最后，“有果必有报”，义和团运动所造成的后果被梁氏称为“业报”，包括八国联军入京，东南自保，辛丑条约，新政等。更进一步，八国联军撤退后，俄军占东北又引发了日俄战争，最后导致朝鲜灭亡。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并不认为历史学有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绝对科学属性，因为历史本身有人心因素，有偶然性，个体性，不重复性，受时空限制，难以象自然科学那样依靠可重复的实证研究推求出某种绝对客观的法则。(文学史大家夏志清在随笔《克莱娥蒙难》中, 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假如世界人事的预测，可以按原则预测，那就等于否定了个人有自由意志去改造历史： 拿破仑，华盛顿都变成了历史的傀儡”)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某个历史事件没有自己内在的因果关系和逻辑链条，只是这一关系并非是机械的，而是比一般人想的要复杂很多。梁启超借用佛教的因缘果报观念其实简明然而很精辟地阐述了一个历史事件—义和团运动--的前因后果，拒绝使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而追求外在，直接原因和内在深层原因，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相当复杂和微妙的互动。不得不说，即使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如周锡瑞和柯文对义和团的研究，虽然精深细致新颖，在大框架上，其实并没有脱离梁启超设定的范围和议题。

关于否定单一因果关系这一点，牟宗三在《中国人的具体感与抽象感》一文中，也了尖锐的看法：“中国人头脑简单，理智薄弱, 每好将事实归化简单，说到自己所想的因，必斩钉截铁以为唯一的因, 充足的因， 旁的都不是，旁人所说都不对。”

有梁启超在前，中国学者何以做不出周锡瑞和柯文那样的研究? 只能说，这又涉及历史学研究的另一大问题，也是它和自然科学的区别，即以揭示和阐释为要务的史学研究自身受时空局限，受角度和方法影响太大。当整个时代和政治环境规定只能用阶级斗争和反帝斗争去阐述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只能去美化的时候，没有人敢于去象梁启超倡导的那样去综合研究背后的民族心理，秘密社会，甚至去运用人类学的方法。遗憾的是，被庸俗化的唯物史观，远不比梁启超的史学方法高明。

的确，“历史，不能说是完全客观的，但也不能说是完全主观的。”或许，追求自然科学那样的绝对客观对历史学者来说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任务，因为不仅历史人物和事件（真正发生的事情）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历史的记录（被写下来的“历史”）也有复杂和某种主观性，而历史学者的角度，方法，个人的价值观（被专业学者书写和阐释的“历史”）对他的研究都有影响，他的评价和结论必然带有自身立场的投射，这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的地方。历史学者只能尽可能地去接近，鉴别和搜求事实，尽可能地进行符合逻辑，并且持平的推论和分析，只有绝对主观是要绝对避免的。

作为读者，其实不必去纠结客观和主观的绝对分野，也不必迷信某一本史著，某一个学者的研究和观点，但也不必完全不信或被不同著作之间的不同阐述或立场所困扰，因为一个多元阅读和真正深入探求的读者，最终会通过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个时候，他将不再是一个被动的读者，而成为一个参与者和思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