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先说点题外话。今天的很多中国国内的学者（在国外生活和工作，受过系统训练的似乎好些）特别热衷于说这样的话: 西方的理论，不能用来盲目地分析中国的实际。中国必须有自己的理论! 做了这样的宣言，学者们似乎心里就好受些了。发泄了怒气，说出了政治正确的话语--谁能否定“盲目套用西方理论是错误的“这个 “正确”的说法呢?
但问题是，这样说的人，究竟有没有在正面--而非仅仅在否定和负面意义上--提出什么理论呢? 可以负责任的说，根本没有。比如，有个也算著名的学者，对西方的中国研究的批判仅仅停留在喊口号的基础上，他说某美国学者的理论如何不足，却举不出例子；他说中国就应该如何如何，也是一堆空话和似是而非的口号。我甚至可以肯定，他所挑战的那位西方权威学者的英文原著，这位中国学者根本就没有读过。其他大量相关著作，他更没有读过。他自己所做的，按国际学术标准来看，可能只是资料汇集。
呼唤中国的原创理论，当然是必要的，但有时侯，有些理论也可能出现了但受到了一定的误解。毕竟，关于社会政治的理论，人们的判断，不可能摆脱自身的价值观，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客观”。
例如，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出的“告别革命” 这个玩意。中国人要不要“告别革命”？这里肯定没有纯粹“科学”的，客观的答案，端看一个人的政治价值观。再自以为“科学”的学者也无法用科学方法来论证这个问题，因为它太现实，太政治，太主观了。事实上，似乎大多数学者对这一命题都持否定或怀疑态度。
不过, 回到有关中国的原创性思想这个话题，却不得不承认，李泽厚的这个命题是有一定原创性，有逻辑, 有路线图的，不是一般的情绪化表达。
先不管这个说法正确不正确，看它是否有理论的自洽性。
李泽厚坚持认为，在当代，革命年代已经过去，个体利益突出，中国人应该思考如何解放个体，但是，这种解放，并不是以“革命”为前提。在告别革命的前提之下，他提出了四个社会和平演进的面向： 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
假如用这四个方面来衡量当代中国，那么，“经济发展”毫无疑问是成效显著的，“个人自由”（就业，创业，拥有产业，迁移，婚恋, 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比毛泽东时代已经进步了很多，“社会正义”显然是缺失的，“政治民主”程度极低。李泽厚一方面认为这四个要素是相互交织的，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它们存在某种先后顺序。他自己也承认，他把政治民主放到最后，是他本人被自由派攻击的重要原因，但他仍然坚持宣称，民主“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在做任何价值判断之前，我觉得要承认，这四方面说，在理论层面是可以自圆其说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中国现阶段和未来的路径作出一个概括。
假如用这四个要素来衡量新加坡这个国家，可以说，新加坡在前三项上都做得不错，但在第四项上有所欠缺。在第四项，即全面实行西方现代民主体制上，可以预见，在李光耀逝世后，这一进程将加快。
西方之所以能容忍，甚至高度评价一个并不完全符合西方政治民主体制的新加坡，我想是正是因为新加坡在前三项上的成就。因为西方国家的真正底线，是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经济。一个政府假如在政治参与上不够“民主”，但只要保证自由经济，私有财产和法治，他们可以接受，但反过来，假如一个政府剥夺私有财产，即便再“民主”，西方也不会认同。私有财产是政治民主的基石，大概就是哈耶克的观点。当然，私有财产的神圣，而非政治民主，才是资产阶级真正的命根子。
李泽厚的四要素和顺序说，也可以说是圆滑和面面俱到的。他不否认政治民主（西方式的而不是所谓社会主义民主）的终极价值--从这一点来说和自由派也无根本冲突，但又认为它必须排到最后--这又引起他们的不满；他不否认个人自由--这和自由主义有所契合，虽然从理论上李明确地不赞同自由主义，但他作了让步；他认为经济发展无论如何都是第一位的--这和中国官方的话语又合上了拍；他讲社会正义，这也符合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但又是不少自由主义者回避的。
正是在这一高度调和而又多少能自圆其说的意义上，可以说李泽厚其实也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现状和前景的，本土的，值得重视的理论框架，甚至类似于孙中山当年的军政--训政--宪政路线图。而这一路线图，似乎从新加坡的发展轨迹中也能得到某种印证。
当然， 这个理论只能是他私人的一家之言。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立场来抨击他，而政府也不可能接受这一路线图。很简单，假如西方式的“政治民主”被他作为一种重要的选项放在第四步，那么岂不意味着改革的终级目标成了自由主义而非民族主义的。在这里，我们可以肯定，在官方的意识形态里，改革的目标是民族主义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不是搞西式宪政民主。
因此，李泽厚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确提出了一种基于中国国情的，非官方的，独立的理论，但是，他的根本缺陷并不完全在于“告别革命” 这四个字引起了颇多不快--这不是“假洋鬼子”不许咱革命吗?而在于他的面面俱到和调和倾向--即他自己所说的四者都安排得“恰到好处”，使得任何一个阵营的人都从中看到了自己厌恶的东西。
但问题是，这样说的人，究竟有没有在正面--而非仅仅在否定和负面意义上--提出什么理论呢? 可以负责任的说，根本没有。比如，有个也算著名的学者，对西方的中国研究的批判仅仅停留在喊口号的基础上，他说某美国学者的理论如何不足，却举不出例子；他说中国就应该如何如何，也是一堆空话和似是而非的口号。我甚至可以肯定，他所挑战的那位西方权威学者的英文原著，这位中国学者根本就没有读过。其他大量相关著作，他更没有读过。他自己所做的，按国际学术标准来看，可能只是资料汇集。
呼唤中国的原创理论，当然是必要的，但有时侯，有些理论也可能出现了但受到了一定的误解。毕竟，关于社会政治的理论，人们的判断，不可能摆脱自身的价值观，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客观”。
例如，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出的“告别革命” 这个玩意。中国人要不要“告别革命”？这里肯定没有纯粹“科学”的，客观的答案，端看一个人的政治价值观。再自以为“科学”的学者也无法用科学方法来论证这个问题，因为它太现实，太政治，太主观了。事实上，似乎大多数学者对这一命题都持否定或怀疑态度。
不过, 回到有关中国的原创性思想这个话题，却不得不承认，李泽厚的这个命题是有一定原创性，有逻辑, 有路线图的，不是一般的情绪化表达。
先不管这个说法正确不正确，看它是否有理论的自洽性。
李泽厚坚持认为，在当代，革命年代已经过去，个体利益突出，中国人应该思考如何解放个体，但是，这种解放，并不是以“革命”为前提。在告别革命的前提之下，他提出了四个社会和平演进的面向： 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
假如用这四个方面来衡量当代中国，那么，“经济发展”毫无疑问是成效显著的，“个人自由”（就业，创业，拥有产业，迁移，婚恋, 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比毛泽东时代已经进步了很多，“社会正义”显然是缺失的，“政治民主”程度极低。李泽厚一方面认为这四个要素是相互交织的，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它们存在某种先后顺序。他自己也承认，他把政治民主放到最后，是他本人被自由派攻击的重要原因，但他仍然坚持宣称，民主“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在做任何价值判断之前，我觉得要承认，这四方面说，在理论层面是可以自圆其说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中国现阶段和未来的路径作出一个概括。
假如用这四个要素来衡量新加坡这个国家，可以说，新加坡在前三项上都做得不错，但在第四项上有所欠缺。在第四项，即全面实行西方现代民主体制上，可以预见，在李光耀逝世后，这一进程将加快。
西方之所以能容忍，甚至高度评价一个并不完全符合西方政治民主体制的新加坡，我想是正是因为新加坡在前三项上的成就。因为西方国家的真正底线，是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经济。一个政府假如在政治参与上不够“民主”，但只要保证自由经济，私有财产和法治，他们可以接受，但反过来，假如一个政府剥夺私有财产，即便再“民主”，西方也不会认同。私有财产是政治民主的基石，大概就是哈耶克的观点。当然，私有财产的神圣，而非政治民主，才是资产阶级真正的命根子。
李泽厚的四要素和顺序说，也可以说是圆滑和面面俱到的。他不否认政治民主（西方式的而不是所谓社会主义民主）的终极价值--从这一点来说和自由派也无根本冲突，但又认为它必须排到最后--这又引起他们的不满；他不否认个人自由--这和自由主义有所契合，虽然从理论上李明确地不赞同自由主义，但他作了让步；他认为经济发展无论如何都是第一位的--这和中国官方的话语又合上了拍；他讲社会正义，这也符合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但又是不少自由主义者回避的。
正是在这一高度调和而又多少能自圆其说的意义上，可以说李泽厚其实也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现状和前景的，本土的，值得重视的理论框架，甚至类似于孙中山当年的军政--训政--宪政路线图。而这一路线图，似乎从新加坡的发展轨迹中也能得到某种印证。
当然， 这个理论只能是他私人的一家之言。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立场来抨击他，而政府也不可能接受这一路线图。很简单，假如西方式的“政治民主”被他作为一种重要的选项放在第四步，那么岂不意味着改革的终级目标成了自由主义而非民族主义的。在这里，我们可以肯定，在官方的意识形态里，改革的目标是民族主义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不是搞西式宪政民主。
因此，李泽厚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确提出了一种基于中国国情的，非官方的，独立的理论，但是，他的根本缺陷并不完全在于“告别革命” 这四个字引起了颇多不快--这不是“假洋鬼子”不许咱革命吗?而在于他的面面俱到和调和倾向--即他自己所说的四者都安排得“恰到好处”，使得任何一个阵营的人都从中看到了自己厌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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