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革命”论及其问题
文章来源: 康无为2015-04-28 20:38:21
先说点题外话。今天的很多中国国内的学者(在国外生活和工作,受过系统训练的似乎好些)特别热衷于说这样的话: 西方的理论,不能用来盲目地分析中国的实际。中国必须有自己的理论! 做了这样的宣言,学者们似乎心里就好受些了。发泄了怒气,说出了政治正确的话语--谁能否定“盲目套用西方理论是错误的“这个 “正确”的说法呢? 

但问题是,这样说的人,究竟有没有在正面--而非仅仅在否定和负面意义上--提出什么理论呢? 可以负责任的说,根本没有。比如,有个也算著名的学者,对西方的中国研究的批判仅仅停留在喊口号的基础上,他说某美国学者的理论如何不足,却举不出例子;他说中国就应该如何如何,也是一堆空话和似是而非的口号。我甚至可以肯定,他所挑战的那位西方权威学者的英文原著,这位中国学者根本就没有读过。其他大量相关著作,他更没有读过。他自己所做的,按国际学术标准来看,可能只是资料汇集。

呼唤中国的原创理论,当然是必要的,但有时侯,有些理论也可能出现了但受到了一定的误解。毕竟,关于社会政治的理论,人们的判断,不可能摆脱自身的价值观,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客观”。

例如,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出的“告别革命” 这个玩意。中国人要不要“告别革命”?这里肯定没有纯粹“科学”的,客观的答案,端看一个人的政治价值观。再自以为“科学”的学者也无法用科学方法来论证这个问题,因为它太现实,太政治,太主观了。事实上,似乎大多数学者对这一命题都持否定或怀疑态度。

不过, 回到有关中国的原创性思想这个话题,却不得不承认,李泽厚的这个命题是有一定原创性,有逻辑, 有路线图的,不是一般的情绪化表达。

先不管这个说法正确不正确,看它是否有理论的自洽性。

李泽厚坚持认为,在当代,革命年代已经过去,个体利益突出,中国人应该思考如何解放个体,但是,这种解放,并不是以“革命”为前提。在告别革命的前提之下,他提出了四个社会和平演进的面向: 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

假如用这四个方面来衡量当代中国,那么,“经济发展”毫无疑问是成效显著的,“个人自由”(就业,创业,拥有产业,迁移,婚恋, 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比毛泽东时代已经进步了很多,“社会正义”显然是缺失的,“政治民主”程度极低。李泽厚一方面认为这四个要素是相互交织的,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它们存在某种先后顺序。他自己也承认,他把政治民主放到最后,是他本人被自由派攻击的重要原因,但他仍然坚持宣称,民主“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在做任何价值判断之前,我觉得要承认,这四方面说,在理论层面是可以自圆其说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中国现阶段和未来的路径作出一个概括。

假如用这四个要素来衡量新加坡这个国家,可以说,新加坡在前三项上都做得不错,但在第四项上有所欠缺。在第四项,即全面实行西方现代民主体制上,可以预见,在李光耀逝世后,这一进程将加快。

西方之所以能容忍,甚至高度评价一个并不完全符合西方政治民主体制的新加坡,我想是正是因为新加坡在前三项上的成就。因为西方国家的真正底线,是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经济。一个政府假如在政治参与上不够“民主”,但只要保证自由经济,私有财产和法治,他们可以接受,但反过来,假如一个政府剥夺私有财产,即便再“民主”,西方也不会认同。私有财产是政治民主的基石,大概就是哈耶克的观点。当然,私有财产的神圣,而非政治民主,才是资产阶级真正的命根子。

李泽厚的四要素和顺序说,也可以说是圆滑和面面俱到的。他不否认政治民主(西方式的而不是所谓社会主义民主)的终极价值--从这一点来说和自由派也无根本冲突,但又认为它必须排到最后--这又引起他们的不满;他不否认个人自由--这和自由主义有所契合,虽然从理论上李明确地不赞同自由主义,但他作了让步;他认为经济发展无论如何都是第一位的--这和中国官方的话语又合上了拍;他讲社会正义,这也符合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但又是不少自由主义者回避的。

正是在这一高度调和而又多少能自圆其说的意义上,可以说李泽厚其实也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现状和前景的,本土的,值得重视的理论框架,甚至类似于孙中山当年的军政--训政--宪政路线图。而这一路线图,似乎从新加坡的发展轨迹中也能得到某种印证。

当然, 这个理论只能是他私人的一家之言。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立场来抨击他,而政府也不可能接受这一路线图。很简单,假如西方式的“政治民主”被他作为一种重要的选项放在第四步,那么岂不意味着改革的终级目标成了自由主义而非民族主义的。在这里,我们可以肯定,在官方的意识形态里,改革的目标是民族主义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不是搞西式宪政民主。

因此,李泽厚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确提出了一种基于中国国情的,非官方的,独立的理论,但是,他的根本缺陷并不完全在于“告别革命” 这四个字引起了颇多不快--这不是“假洋鬼子”不许咱革命吗?而在于他的面面俱到和调和倾向--即他自己所说的四者都安排得“恰到好处”,使得任何一个阵营的人都从中看到了自己厌恶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