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多小说和电影其实都在讲一些反理想的事情，即宏大叙事—— 国家，朝廷，天下，得道成圣对个体的制约和规范以及个体极其微弱的反抗。比如《水浒》，就是要用效忠皇帝这个主旋律来把最初的反叛者们一个个降服，反叛是因为“义”，但义还有“忠”管着，你实在太有个性？那宋江怎么对付李逵的大家都看到了。《西游记》也如此，孙悟空的最终结局决不是回到花果山继续当山贼，而是要到佛祖的殿堂上，即体制内去取得名分，才算善终，到那时候，紧箍也自动消失了，因为紧箍作为成就孙悟空招安过程的工具已不再需要了。当代的电影《英雄》就更不用说了，个人的恩怨，必须让位于“天下”的统一和安定，残剑才是领悟了大道理的先进人物，无名在经过思想改造后紧随其后，而作为女人的飞雪只知为父报仇，显然是狭隘落后的，她无法理解秦王的宏伟蓝图。这些主题都是反理想和极端现实的。
到我看田壮壮的据称“恶评如潮”的新电影《狼灾记》的时候，更相信，理想主义还是在的。《狼灾记》的主题是很反以上那些“其道”而行之的。主人公陆沈康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异数，在残酷的军旅生涯中，偏偏他是一个温厚不爱杀伐的人——而他的爱好和平和秦始皇的爱好和平完全不同；人人都过正常的生活，偏偏他会爱上被诅咒的卡雷人部族中的女子，他的爱不仅把自己疏离于自己的本民族，更有自绝于人类的危险—变成狼。然而，即便变成野兽，被自己的群体完全抛开，面临被捕杀的危险，甚至与自己原先的群体为敌，也要爱。这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主题是什么呢？由田壮壮来拍摄这部电影并不奇怪。这并不因为田壮壮是不是什么如今早就一钱不值的“大师”，而仅仅因为田壮壮是一个还有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的导演。整个电影就是以个体为核心出发点，以爱为归宿，讲述一个个体和群体对抗，疏离以及敌对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框架，是不符合中国从古至今的“主旋律”，也不符合一般观众审美趣味的，因此故事是日本人写出来的不奇怪，电影由田壮壮来拍更不奇怪。
田壮壮因为《蓝风筝》被封杀十年的事不是新闻，但我们看看《蓝风筝》和《活着》两部电影，就知道田壮壮何以是田壮壮，而张艺谋何以为张艺谋。《蓝风筝》和《活着》看似都表现建国后到文革中的一段历史，其实两者的批判力度大相径庭。《蓝风筝》直接和鲜明地表现反右的残酷和荒谬，《活着》因为剧情原因没有涉及，但《活着》对大跃进的表现是含混的：造成福贵的小儿子有庆的死有两个因素：1，大跃进迫使小学生参加过量劳动（间接）；2，春生倒车撞跨了墙（直接）。剧中对春生驾车不慎以及家珍对春生的不谅解的渲染会诱使观众把有庆的死看成一件纯粹的意外事故。《蓝风筝》中女主人公的母亲直接地评论说革命家革了一辈子命怎么还革不完，而且表现官员霸占女舞蹈演员这一最真实因而也最怕被揭露的事实，《活着》则基本上造成一种片中没有一个人是坏人，悲剧都是因为阴差阳错的效果，而且没有一个人敢于正面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会发生。 《蓝风筝》的结尾是开放和悲剧性的，《活着》的结尾在阉割了小说的悲剧结尾后是开放和温情的，乐观的，唯一的微妙变化是福贵在讲鸡变鸭，鸭变鹅的故事时再也不敢提“共产主义”了。
田壮壮对宏大的政治力量对个体的戕害的揭露（《蓝风筝》）是毫不留情的，而对于个体的反抗的同情十分强烈（《狼灾记》）。尽管从电影本身的角度看，我并不认为《蓝风筝》比《活着》拍得更好，尤其在叙事的简洁方面，也不认为《狼灾记》就非常优秀，不认为田壮壮比张艺谋更会“讲故事”，但我相信，田壮壮在电影中传达出的思想意识是值得珍视的，他一以贯之的立场是值得尊重的。无论如何，看一个普通人为了爱变成狼的故事，比看一个英雄为了“天下”被射成大刺猬的故事更让我感动。
2010年3月14日深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