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的论文《两种社会整合的纽带：中国变革的文化与政治之路》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整合。我之所以用“再整合”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假定：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统一和多民族的人民共和国事实上已经实现了中国在二十世纪的一次强力而有效地整合。这次整合的特点是在反帝民族主义，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基础上把整个民族，从个人到国家都放置到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面临重新融入国际经济秩序， 重建市场经济，肯定私有产权的全新局面，使得曾经在20世纪中叶整合全民族的一系列意识形态处于十分尴尬的位置。
张静首先质疑了在我看来可以称为“新保守”的思潮，即重新回向中国文化传统以整合全社会的观点。在她看来，中国人在传统社会中所依赖的“文化认同纽带”虽然维系了文化血脉，但在现实中政府和民众的基本权益保护之间的关联却非常微弱。也就是说,传统文化下的整合基于文化,日常行为守则，和狭隘的地方和家族利益,而不是现代的公共法律和非个人化的权益保障，这既造成个体国民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疏离，也由于公权和私权不能得到清晰的分界,使公共职位常常成为私人发财的工具。这种疏离就是文中提到的,为什么晚清不少民众可以去帮助外国侵略者的根本原因。
对比文化整合的路径，张静提出建立“政治认同纽带”。在这里，张静显然以现代西方主流政治制度做为参考，强调国家作为公权力组织与国民之间存在“共享利益”,并指出国民的认同感只能在这一基础上重建。她认为国家职责是取代旧有的家族和地方团体,成为公民个人和财产安全的保护者，而拓展这一认同的途径是建立法制。只有建立超越特殊主义环境和关系，具有稳定性和规范性的法制秩序,才能是国民建立政治认同，实现真正有效的整合的途径。张静进一步论证，文化认同具有不可超越，约束松散，和难以消解权益纷争的局限，而政治认同可以通过代议制，投票，和法治形成社会各方力量的参与,牵制和平衡。
张静以现代自由民主理论回应了文化保守主义观点，指出了一种比文化复古更具优势的政治再整合路径。其实传统文化的问题还不仅在基层的家族主义，地方主义，更在于其赋予上层统治者以绝对的政治和经济权威。传统文化中国家的同一性和集中不可不察。另外，在回应有关宗教的整合力时，张静似应该更直接地阐述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全民接受的主流宗教信仰这一事实，这使中国完全不同于文中提到的老挝，或缅甸这样的国家。汉民族的宗教信仰偏弱，而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现状更使基于“政治认同纽带”重建全社会整合显得更为合理。事实上，“文化认同”论者还忽视了一个问题,即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 儒家文化传统和汉族的历史记忆并不被其他民族认同，从这一角度看, 以法制, 利益，权益为核心的“政治认同纽带”和现代的国家/民众关系的确是中国社会再整合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