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说“中国汉语拼音之父”
——兼论汉语拼音方案的缺失
常乐侠
2018年1月13日，谷歌首页选用了周有光的画像，并且还沿用了被国内某些无知者所册封的“中国汉语拼音之父”的名号加诸于周，光环不可谓不耀眼。在相关报道后面，果真有一众读者——我估计大都是一些未明真相的后生吧——生发出无限感概和赞叹，甚至还有人自嘲孤陋寡闻、有眼无珠，居然从来还未曾识得这位可以被称作“父”的大师级人物。
这也难怪，此一名号盘旋于周有光先生头顶的时间确实不长，尚属新鲜。当上世纪结终前，汉语拼音方案制定时的那些璀璨群星有的还健在，有的去世不久，断不会也无人敢妄称周有光是汉语拼音之父。怎么到了群星陨落之后，就有人敢跳出来胡说八道生安硬造出这么一顶桂冠了呢？周有光先生若果有规避掠人之美嫌疑的公德，就该明说他的前辈、领导和同事中谁才堪配此一名号，而不是虚晃一枪地玩“父子”游戏（他说过“我不是汉语拼音之父，我是汉语拼音之子”），令后生们云里雾里混沌糊涂，以为那是在玩谦虚。
父者，一般是对具有血缘关系的男性直系长辈的称呼。坊间也有将职业、行业中开风气之先的发明者、创造者、首倡者、缔造者称之为“某行业或某领域之父”的传统，以突出其人在该领域中独一无二的地位。
查周有光先生在汉语拼音领域的建树、作用及地位，是不是够得上被称之为“父”的资格呢？有据可查的资料显示，最早将拉丁文字作为汉语拼音使用的人是明朝末期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当时仅限于为传教士学习汉语之用。这一方法虽未曾在中国推广应用，毕竟首开先河，是为发明者。而第一个将拉丁文字作为汉语言拼音工具向中国推介并潜心研究、创制出中国切音新字的是清末学者、福建同安人氏卢戆章，是为创造者。而第一套在小范围内实际投入使用的汉语拉丁化新文字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联创制，创制者是在苏的中共党员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人与苏联汉学家龙果夫、郭质生，目的是完成苏联政府提出的国家任务——在苏联远东的10万华工中扫除文盲，后来传入国内。在汉语拼音探索过程中，瞿、吴、林、萧等人亦可与卢戆章等同视为创造者。同一期间，国内众多学者展开了拉丁化文字运动，参与其中的有鲁迅、郭沫若、钱玄同、赵元任、林语堂等前辈，独独遍寻不见周有光的身影——只能说那时他还稚嫩，只有旁观的份。尤其值得重笔一书的是，后来对成就了汉语拼音方案卓有贡献的吴玉章先生在建国前夕，即1949年8月25日，就以其先见之明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了对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文字应改成拉丁化的拼音文字，并大胆地提出在全国各地选择重点试行新文字。如果说新中国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得以结成硕果，那么撒种人之一就是吴玉章先生，更不必说整个汉语拼音方案的构思、组织、制定、推广过程都是在吴老先生的直接领导、参与和栽培下完成的。如果一定要选出汉语拼音之父的话，那么吴玉章先生就是当之无愧的不二人选。相信周有光地下有知，也不会反对吧！
1955年，周有光参与汉语拼音方案制定前还有这么一段小插曲：当年10月教育部和文改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当时周有光虽从事经济工作，却以业余爱好发表了《什么是民族形式》一文进入吴玉章的视野，因而受邀与会。会议结束后，正准备赶回复旦大学上课的周有光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让他留在文改会。周有光是这样回忆他与吴玉章的会晤的：“当时我说，不行呀！语言文字我是外行，就是业余搞搞。可是，吴老说，这是一项新工作，我们大家都是外行。”就这样，1955年10月周有光才开始奉命改行，放弃经济学而转向研究汉语拼音，可以说是半路出家参与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工作。如今少数媒体不顾事实称其主持了《汉语拼音方案》，这显然有悖史实。假如周有光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则吴玉章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祖”也不过分。
有心人查询了相关报道，将最早妄称周有光是“汉语拼音之父”的讹传源头追寻到新华社2007年11月初发表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获吴玉章人文社科奖》一文。如果源头到此为止，建议有关部门追查当事人责任。
至此，可以郑重地作出如下结论：周有光从来不是汉语拼音的发明者、创造者、首倡者或缔造者。有人甘愿称其为“父”，那纯属个人的自由，旁人尽可不必在意。但是若要将那“父”强加在“汉语拼音”之上，就只能以史实为衡准诉之于法律了。至于有人要借着纪念所谓“汉语拼音之父”抬高周有光，应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间吧？假若今天我们将其虚有的名号摘取下来，他在其他领域的言论分量尚存几何？
此外，在诸多的读者留言中，不乏“完美”的赞誉。我想顺借这个机会谈谈我对于“汉语拼音方案”存在缺失的意见。
“会”汉语拼音与“懂”汉语拼音完全是两回事。那些赞誉“汉语拼音方案”完美的人，我想他们仅仅只是会使用汉语拼音（知其然），却未必真懂汉语拼音（知其所以然）吧？
且举一例：er拼出的是什么字？“而”或“儿”，你是对的。那么“二”的拼音是什么？你会同样写出“er”。对不对呢？按照目前汉语拼音方案的标准，你也是对的。可是——请你千万不要忽视这个“可是”：“而”和“二”的发音部位是明显不同的。你读“二”时的发音明明是“ar”——由“阿”滑向“儿”，而不是“er”——由“俄”滑向“儿”。为什么两个发音部位明明不同的字，却要使用同样的拼音，或者同样的拼音怎么能够生成两个不同发音的字呢？这就是问题，就是缺失，就是不完美。这么分析起来，难道汉语拼音方案不是应该加入“ar”才趋于合理么？
再举一例：我们的键盘上没有“ü”键，通常是使用“v”键代替韵母“ü”。打出中文“吕”、“女”等含“ü”韵母的字，这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我们在使用电脑中译英翻译人名时无法打出“ü”，英文二十六个字母没有“ü”的位置。于是，在我们的公证处中译英翻译中，只能以“u”取代“ü” 。这么一来，问题就出现了：“吕二女”之名被译作“Lu Ernu”，再翻译成中文就变成了“鲁而努”，已经面目全非、原形莫辨了。“ü”读如“余”，“余”本来就有相对应的汉语拼音“yu”，在英文中“yu”的读音与“余”也相同或相似。“吕”、“女”为什么不能在汉译英时写为“Lyu”、“nyu”以减少歧义呢？
在汉语拼音方案中，最大的缺失还应属“V只用来拼写外来语、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这句话，将V完全排除在汉语拼音声母之外。事实上在汉语拼音声母发音中，声母V不仅是客观、而且是大量存在的。例如：围魏救赵、为人民服务、新闻、伟大、危险、台湾、委员、外交等等，所有以“wai”、“wan”、“wang”、“wei”、“wen”、“weng”等拼出的字在发音时口形都绝非从“w”（音“乌”，嘴唇前突为圆型），而是上齿抵下唇破音而出从“v”，即拼为“vai”、“van”、“vang”、“vei”、“ven”、“veng”音。各位如若不信，尽可以对着镜子验证当你读“围魏”救赵、“为”人民服务、新“闻”、“伟”大、“危”险、台“湾”、“委”员、“外”交等词组或句子时，你是否真的是以声母“v”而不是以声母“w”发音。
话扯远了，最后回到主题。对于周有光来说，“汉语拼音之父”的帽子太大，不仅头部，连身躯都被掩盖得见不着人形。尽管周名有光，恰如月亦有光；只是那光出自日照，并非出自本光。
至于山西农学院那位研究种猪的教授， 幸亏没人称他老人家为“种猪之父”， 说笑， 若看官中他的家人亲属或学生， 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