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贯穿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高潮以至几个回合的惊心动魄的较量，最后到结束的一个最为典型的政治家，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文革领袖人物。他一生最精彩的就是文革中的经历，人们感兴趣的也是他在文革中的表现，重点是他参与策划一系列机密的那几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摘自师东兵《张春桥在狱中》）
张春桥（1917-2005）的人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文革之前的四十九年为成长成熟期，文革中的十年为得意辉煌期，以及文革后的二十九年为落难低谷期。师东兵说“他一生最精彩的就是文革中的经历，人们感兴趣的也是他在文革中的表现”，其实并不确切。倘若没有了他人生最后二十九年对于共产主义信仰、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和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坚信、坚定、坚持、坚守的苦苦执著追求，我们顶多就会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处于权力中心维护自己既得利益，最多也就是忠诚执行毛泽东政治路线的文职高官，一个平步青云的文革干将，我们也许就错过了见识、鉴定和欣赏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真容和内心的机会。1976年那场突如其来、却也在他预料之中的政治巨浪将张春桥和他的战友掀翻在地，并且被重重地压上了一座大山，这时历史才真正开始了对张春桥人生最严峻的考验。他是不是一块真金，1976年10月6日之后的烈火才是试金石。对于张春桥而言，是他政治生命的低谷而不是巅峰才成就了他人生最令人惊叹的精华与亮点。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非法逮捕。1981年1月25日，张春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再后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
但是，依照现行国法、党纪的标准重新审视目前所有能够看到的资料信息，似乎都不足以判定张春桥有罪，更别提什么死罪了。当初张春桥是以什么罪名被起诉的呢？是杀人放火、买凶投毒？还是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是以权谋私、挥霍公帑？还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男盗女娼、道德败坏？还是徇私枉法、公器私用？是卖官鬻爵、权钱交易？还是认贼作父、内外勾结？是出卖机密、卖国投敌？还是割让领土、引狼入室？全都不是。当今中国大小老虎们所能犯下的一切勾当，都与张春桥丝毫无涉。如果任何人确认张春桥有罪，欢迎将其罪行及其证据摆到桌面上来加以声讨。
依据1981年1月25日宣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张春桥的罪名是：“被告人张春桥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详查如今所能够看到的资料信息，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二条及第一百三十八条各条目中对于犯罪内容的陈述，都没有判决书中所罗列的相应罪名（至于原版的《刑法》已经所遁无踪，未知其故。大概修订过？无从考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两罪名已经从现行《刑法》中匿迹，第一百零四条保留了“组织、策划、实施武装叛乱或者武装暴乱”罪，第一百零五条保留了“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罪、最接近于“反革命煽动罪”的“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罪和第二百四十三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罪，大概最接近于判决书中给张春桥所定的罪名。可是，这个刑法是1997年3月14日才修订、1997年10月1日才施行，而张春桥被起诉的所有罪名都是此前依据当时党或政府合法的法律、法令、法规、政策和通知而执行的，何罪之有？不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可惜特别法庭始终拿不出一点张春桥依照“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的”证据来，这种以后来所界定的罪名强行追诉以前发生的责任完全缺乏充分的合法合理依据，违反历史常理常规。何况自邓小平篡权以来的二十年间，中国社会急剧向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早已名存实亡，到底是谁触犯刑法第一百零五条“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大家有目共睹。
如果大家都没有健忘症的话，在逮捕“四人帮”的最初几年，加戴在他们头上的“罪名”之一居然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条罪名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让今天的我们看了不禁哑然失笑。当文革还具有正面意义可资利用时，“四人帮”被斥为破坏文革的罪魁祸首。那么在文革被彻底否定之后，“四人帮”岂不就是历史功臣了吗？何以邓小平们不为他们平反呢？不行啊！这些随意捏揉历史的走资派们对历史根本缺乏起码的尊重。今天当他们需要历史是方的时，他们会将对手捏成圆的；明天当他们醒悟到历史本来就是圆的时，他们又会将对手捏成方的：历史在他们的手中横竖都是可以随意揉捏的胶泥。所以当文革被他们彻底否定之后，“四人帮”又船到桥头自然直地变成了“文革的凶恶打手”。正如前述所遁无踪的原版《刑法》可能被修订过却不留痕迹一样，原定罪名大概也是可以肆意更改的。这种随意给政治对手添加改换罪名的玩弄历史、游戏人生的做法，使我们对以国家最高法院名义施加给张春桥乃至“四人帮”的罪名不能不打上大大的问号。
事实上张春桥确实是文革的铁杆主将之一。文革是谁发起的？是毛主席。这是所有文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不持异议的少有共识。作为文革的主将之一，张春桥对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绝对忠诚无可置疑。特别是仔细审视了他在人生最后二十九年中的表现后，就只能得出这样而非其他别的什么结论（可参见《女儿眼中的张春桥：张维维访谈》、《张春桥狱中家书》、师东兵《张春桥在狱中》及叶永烈《张春桥传》等）。当初给他强加的“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在某些对文革持否定观点的人看来，这也许应该划入功名？），难道不是一次对历史所开的非常不严谨的黑色玩笑吗？
再看早期曾经的罪名“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妄图架空毛主席”。前述张春桥对于毛泽东的忠诚无可置疑，他怎么会企图和实际“架空毛主席”呢？既没有证据，也没有动机，这样的罪状显得十分苍白而缺乏说服力。在被判刑之后的1992年12月20日，张春桥写给女儿维维的信中仍然坚称：“你我都是毛主席的学生。”，“在漫长的革命征途，毛和他的战友们在‘鬼也不上门’的日子里，都是力争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这种精神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在以阶下囚之身尚且还矢志不改初衷，张春桥对毛泽东的敬仰崇拜不是比千言万语更说明问题吗？话说1976年10月6日也就是“四人帮”被非法逮捕的当天上午，张春桥在和江青通电话的时候还提醒她：“我重新看了一下赫鲁晓夫搞掉马林科夫等人的材料，非常触目惊心。我感到现在我们中央的局势和苏联那时的情景有许多非常相似之处。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们的突然袭击，我觉得你也应该有所防范，华国锋这个人的变化反差太大。你应该看到这一点。”不可谓张春桥的政治敏感性不强。他确实嗅出了一种巨大危险正在临近。而江青则不紧不慢地说：“我看也不必草木皆兵。华国锋没有多大的胆子，他如果造反，老娘一声臭骂就得叫他放下屠刀。他才来中央几天呢？刚刚担任了中央最高领导权的职务不久。他难道还不满足吗？我是考虑下一步的中央全会上，我们如何把绝大多数的同志发动起来，通过我们需要决议……”从他们谈话的内容、语气中一点儿都找不出搞阴谋诡计的蛛丝马迹，反而还证实了正是他们才寄希望于通过光明正大的合法的党内正常程序来实现其政治目的。以他们当年的政治能量，假如他们稍微有一点心机搞阴谋诡计的话，恐怕今天的历史就要重写了。
回顾一九七六年万花筒一般的历史过程，到底是谁在搞“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直观上最适合佩戴这顶帽子者肯定非华国锋莫属。但华的所为仅只浮于表层，其幕后深层操纵者仍然是邓小平，而张春桥与阴谋则完全无涉。当年华国锋依靠的完全是台底下少数几个高层的密谋策划和挟兵权以令天下，通过私用武力而非合法的党内正常程序取得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难道这不是“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事后党内元老陈云淳淳告诫后来者“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就是对这种以下作的阴谋活动铲除对手的做法表示不齿。大凡有所作为的政治家都对自己的目标自信而且执着，公示天下而取之有道；偷鸡摸狗、猫窥鼠盗、私议于暗室、密谋于阴沟的所为只是阴谋家的勾当，绝非政治家所为。华国锋自己也在数年后若有所悟地对被邓小平排挤的前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说：“四人帮”搞得都是“阳谋”，邓小平搞得才是“阴谋”。言外之意既肯定了“四人帮”政治目的和手段光明正大，又否定了邓小平人前人后的黑白两面。中国古谚早就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说，华国锋悟出其中滋味时已经是帮助邓小平火中取栗，铺平了后者再度出山之路，而自己却落得个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地步。可惜华国锋始终打着手电筒照射别人，唯独没有对他自己搞“阴谋”有所反省以警示后人，非常遗憾。据说张春桥对于华国锋的憎恶远超出于邓小平，是由于华表面忠诚于毛的事业却成为了毛事业的最大叛徒，具有从背后捅刀的欺骗性；而邓是开明车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邓上台后的种种作为让人见怪不怪。其实不然，华的两面手法与邓的两面手法根本不在一个等量级上，只是华的两面做派对于历史转向上所起的作用惊天霹雳，邓的两面做派却隐蔽甚深、阴险莫辨罢了。
大概读者有所不明何以前述“其幕后深层操纵者仍然是邓小平”？邓小平其人历史上所耍的阴阳两面手法不是一次两次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查阅。这里只想就1966年及十年之后的1976年的三件事情证明邓小平的阴谋手段远非常人能够想象。一是1966年正值文革如火如荼的年代，文革的熊熊烈火正烧向当年一小撮走资派们。为了混淆视听、保护自己、破坏文革，有人极力将文革的打击面恣意扩大化，搞得好自己可以浑水从中开溜，即使自己不得好死也要拉上几个垫背的，于是挑起了武斗歪风。这股歪风当时肆虐到各个大、中甚至小学，造成一片混沌形势。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就是这股武斗歪风中不幸死亡的受害者之一，凶手包括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二是当年八月份，北京大兴县出现“联动”分子（大部分是走资派子女）残杀数十名所谓“黑五类”子女的恶性血案。三是1976年4月，邓小平和胡耀邦利用人民怀念周总理的悲伤情绪，在“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搞点行动，给主席一个刺激”的情况下，有预谋、有计划地策划挑动了“四五”天安门事件，而且确实有人“把矛头对准主席”，“那些人又大搞打砸抢，打伤了许多的解放军”，还刻意为邓小平复出制造舆论蛊惑人心。当时北京市公安局有二十余名科处级干部掌握了这起事件的关键证据。
邓小平复出后，为了抹掉上述三桩历史事件的真相以保护他的亲属党羽以及掩饰他操纵舆论的痕迹，指示胡耀邦不露声色地掩盖卞仲耘及数十名“黑五类”子女被害和四五天安门事件幕后黑手的真相，不惜将多名掌握卞仲耘之死、大兴县血案真凶的证人残忍迫害，使之自杀的自杀，判刑的判刑，对于掌握“四五”天安门事件证据的北京市公安局二十余名科处级干部，更以堂而皇之的事由于1980年3月间骗至云南大理秘密杀害，事后还以意外事故加以掩饰（见链接http://www.wenxuecity.com/blog/201511/62600/322244.html#.VyudFrW0i-M.gmail）。单纯善良的老百姓们怎能想象得出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居然可以干出此等令人发指、丑恶至极的阴谋行径？连记录这些惊人秘密的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获知真相后都不禁惊呼：“怎么可以这样随便杀人，四人帮也没有这么干过呀？”杨尚昆的感叹同样既从正面否定了邓小平胆大妄为、无法无天的恶行，自然也从侧面证实了“四人帮”并不曾以玩弄阴谋随便杀人而谋取政治利益的真相。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复出的社会基础是否操纵民意，其执政手段是否光明正大，显然疑问重重。无论如何，这些见不得人的阴谋行径决不是一个政治家所能够做得出来的。两相对照，邓、张是谁进行阴谋活动，是谁坚持光明正大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总之，强加于张春桥头上的罪名没有一条可以成立，逐条批驳也就失去了意义。譬如有人随便污你是乌龟，如果你认真起来，从自己的每一个生物特征来论证自己与乌龟的区别，你就上当了。举证你是乌龟的责任，本应由告你的人负责。是以面对种种污蔑之词，既然举证不足，张春桥在法庭上的沉默就显得非常得体，让公诉方急的跳脚又无可奈何。
在否决了对张春桥的负面指控之后，我们来看看张春桥的正面形象。
一个共产党员，坚信、坚定、坚持、坚守自己的政治信仰，这本来是非常本分、非常正常、非常应该的事情。可是现在许多，哦不，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甚至党的最高领导干部们都已经丧失了这种本分、这种坚持，所以张春桥对于共产主义信仰毫不动摇的坚持就显得特别难能可贵。如果说张春桥在高位时坚持他的信仰与他维系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息息相关、不得不为的话，那么当他以阶下之囚的身份仍然坚定不疑地追寻共产主义理想，并且坚持按照这个标准做人处事和臧否时事，就显露出了他的高风亮节和共产党员的优秀本色了。《女儿眼中的张春桥：张维维访谈》、《张春桥在狱中》和《张春桥狱中家书》三书对于张春桥在其人生的最后二十九年的描述和记录，完整地刻画出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是如何与其共产主义信仰严丝合缝地结合在一起，为他的人生增加了无比耀眼的亮点。如果不是他的后半生遭逢大逆的坎坷命运，也许人们还无从领略到他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光芒。这个坎坷的境遇、这个云泥的反差、这个冰火的衬托，完全是由他的政敌为他造就准备的。从他1976年10月被捕，经历了剥夺自由、关押铁窗、政治高压、法庭审判，到他狱中回味人生、思索道路，他从来不曾低下他那高昂的头颅，他的内心世界因为对于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也从未曾经历过空虚和恐惧。我们可以从他的书信和言论，甚至沉默的对抗和鄙夷的眼光中看出他内心是何等的强大和自信！人生经历过如此大起大落的跌宕，人居然可以一如初衷不改其志，绝无任何屈服、任何软弱、任何悔改的表示（不像某些伪人还要违心地写下誓不翻案的保证书丢人现眼），不禁令人感叹、令人崇敬、令人佩服、令人仰慕！就如同师东兵在其《张春桥在狱中》所说：“作为政治家，他是无可奈何的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的目标和理想，这是他赖以生存和傲笑今日人间的信仰和动力。”失败并不可怕，古往今来多少胸怀大志的政治人物都失败了。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信仰不因失败而丢失沦落。看看张春桥的政敌们，又有哪一个能够坚持自己当初的信仰而付诸于社会实践走到底的？从坚持信仰的角度看，真正失败、令人可怜可悲可恨而且不可翻身的正是张春桥曾经的同事、后来的政敌们。当历史重新翻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页章，那些满含着理想和信仰走上革命的道路，后来成为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共和国的当权派那一拨人中，有谁走到最后仍然能够问心无愧地告慰于世人：“我自始胸怀信仰并坚持到了人生的最后，我是含笑离开这个世界的”？张春桥肯定是其中之一。邓小平、华国锋之类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他们可以在九泉之下问心无愧吗？我不禁想起了陈毅的那首《青松》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若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以青松比喻张春桥，绝无过誉。如果在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单位中有千分之一的党员，在省部级干部中有百分之一的党员，在中央委员中有十分之一的委员，在政治局委员中有五分之一的委员，在政治局常委中有半数以上的常委具有张春桥那样对共产主义信仰执着的追求和坚持，那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令人担忧，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就不会如此泛滥。
张春桥的失败对于一个共产党人而言，是可以而且允许总结的。他在狱中回顾遭逢失败时曾经提及，自己“过高地估计了江青的能力和作用”。作为主席夫人的江青，不管她有多少缺点，其性格有多少缺陷，在不畏权贵、誓不低头、忠诚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这一点上是和张春桥一致的。江青在这一点上的表现值得肯定和敬佩！但是，江青确实有倚势欺人、志大才疏、心胸不广的缺点，其性格缺陷尤其突出，动辄得罪周边的人，临丛驱鸟、临渊驱鱼，不懂得团结大多数人的重要性。从上面引述张春桥在1976年10月6日上午与江青的电话对话中，也可以大致看出江青对于政治形势的盲目自信和误判。当大难临头、战友警告的情况下，她还沉迷在仍可沿用毛主席在世时她所具有的独特优势的幻想中，以至疏忽大意，断送前程。她的判断不可能不对张春桥产生影响。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做出解决“四人帮”的决心时，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江青性格上过于强势张扬、过于咄咄逼人而被逼出来的。以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的地位和能量，不至于让他们的政敌冒如此大风险的动作来背水一搏。由此可见，政治家具有博大度量和容人胸怀何其重要。
张春桥在理论修养方面的造诣是颇为深厚、堪为人杰的。这与他长期从事宣传舆论工作有很大关系。他的长处在此，同时他的短板也在此：正由于他长期埋头于理论研究和宣传舆论工作，使他不能将时间和精力深入触及于经济领域、军事领域（尤其他在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时），在管理经济工作和熟悉军事工作中都没有积累丰富经验并建立广泛的人脉关系。
对于掌握、至少也需过问中央中枢警卫部门领导权的必要性，张春桥也显得过于文人气质而有所忽略。从中央警卫团（即8341部队）控制“四人帮”就得以操纵中央最高权力机构、形成新的中央领导层看，暴露出中央警卫团的权力过于膨胀和无所制约的危险弊端，却视中共中央全会和中央军委如摆设。后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随意动用中央警卫团插手掩盖其子令谷车祸现场的处理事件上，同样反映出这一漏洞。这是需要中央政治局特别讨论加以制约修正的。
纵观张春桥一生，最后的二十九年至为精彩：因为那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巨大挫折和生死考验之下视死如归、不屈不挠、始终如一地追求信仰，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形象尽情迸发、尽情表露的艰难历程。当一个清教徒一般忠心的共产党人，被自己的组织清除出党，还被自己的祖国判处死刑，仍然忠诚于自己的党和祖国，仍然热爱着他曾经用血和火去解放的人民，仍然时刻关注国家和世界大事远胜于关注自己微不足道的生命，这该有多么坚毅的意志、多么神圣的信仰和多么博大的胸怀才能做到啊！而一个政党如此对待自己忠诚的成员，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个党犯了重大错误，二是这个党变了质。
借助本文，这里对于张维维的访谈再说几句。不像邓小平南巡时邓家女儿居高临下、狐假虎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前，张家女儿实实在在地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邓家女儿对其父的回忆多有拔高吹捧远离世俗报喜不报忧之嫌，张家女儿口中的张春桥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可敬可爱相当真实。可惜囿于当局的监督，张春桥未能尽抒胸臆地对女儿谈论对邓小平执政的看法，只是散见于零星的评论，例如“六四”之后张春桥震惊于对学生开枪，仅一句话：“邓小平真是下得了手呀！”他还提及邓小平1975年复出工作时能力较强，以及托付梦境讲述了在马克思那里见到马克思、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情景。在被问及对改革开放的看法时张维维客观地说：“我爸爸当然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社会总是要进步的。他们也要发展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么，并不只是邓小平要发展生产。而且，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很朴素很实在也很让人信服的叙述。希望那些认为“四人帮”只要革命不要生产、只要草而不要苗的人稍微动脑想一想：“四人帮”就真的那么傻吗？文革确实是失败了，失败自有失败的原因。然而不要忘记：失败也是成功之母。革命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我们承认现实的话，今天社会的种种弊端，不就是全面否定文革的必然结果吗？
在文革发动五十周年之际我突发奇想：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在将来某个时候纠正自身的失误而为光明磊落的张春桥乃至“四人帮”平反不得而知。不过，对于文革，仅凭被文革列为改造对象的一帮走资派拼凑出来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远远不足以成为最终历史结论的。
最后，再借助张维维在访谈中为其父所作的数条对子中取其三条作为本文结尾：
坚忍不拔，将牢底坐穿；忠贞不渝，对主义不变。
风雨九十载，书生意气；日月万千年，磊落光明。
坚信马列，追随主席，六十年激扬文字；
身陷陋室，信念永恒，三十年一语不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