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向当代秦始皇亮剑的男儿（下）
（四）政变计划的实施和流产
本来毛在庐山会议上，把毛林之争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并且说问题不下山。但下山以后，毛“威逼和诱导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检讨，进而威逼和诱导林彪检讨。”但林彪对奉命前来做说客的汪东兴说：“我要写了检查，主席马上批发全党，那就等于我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承认了我的所谓‘错误’。”“我没有什么错误，我也不会违心地写什么检查。”（《红太阳的陨落》下卷第638、639页）话是这么说，但材料显示，林彪一直要求面见毛，想与毛当面把话说清楚。但毛一直拒绝面见林，因为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话不算话，无法和林彪讲清楚。另一方面，深知毛的阴狠毒辣的林彪夫妻也默许林立果着手进行秘密活动——在空军里网络人才，在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分别建立据点，积极策划武装政变，而且制定了三个方案：一是刺杀毛；二是到广州另立中央；三是逃往苏联。（见《红太阳的陨落》下卷第655页）
迫使林立果实施政变计划的导火索是毛的南巡。1971年8月15日，冒着夏天的酷暑，毛乘他的专列，一路从北京南下，沿途先后到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南京等地，每到一处都是找当地的党政军要员大谈林彪一伙要抢班夺权，做舆论准备。结果，谈话内容很快通过不同渠道传到林彪一伙耳中，这就促使林立果和周宇驰必须马上开始行动。
根据网文《林立果“联合舰队” 密谋八种方法暗杀毛泽东》所提供的材料，林立果和周宇驰武装政变计划的具体实施过程是：9月8日，林立果身带林彪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以看牙为名，乘专机由北戴河飞到北京，与周宇驰、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以及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等策划武装政变计划的具体实施。
首先是在上海刺杀毛的行动，具体执行人是江腾蛟（1909-2009）和王维国（1919-1993）。林立果对江腾蛟说：“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第一，用火焰喷射器和四O火箭筒打火车。第二，调几门高射炮平射打火车。要空四军把‘教导队’带着，就说有坏人要害主席，以营救主席为名往上冲。实在不行，就要王维国趁B-52接见时动手。” 江腾蛟提出：“第一条，火焰喷射器空军没有，就是有，我们也不会用。要战士打，战士不干，还会把下命令的人打死。第二条，向主席专列旁边调高射炮，一动就被发现。再说，主席的专列是防弹玻璃，步枪、机枪打不进。车上的警卫只要抵抗半小时，附近的部队就会从四面八方赶来。要空四军‘教导队’去冲火车打毛主席，他们也不一定干。第三条，要王维国自己动手，不知他干不干。主席专列上可能有仪器，一照就照出来了。枪要是带不上去，又怎么办？”
江腾蛟是开国少将，因为文革中受杨余傅事件牵连被撤职，并且毛批示说“对此人不能重用”，由于林彪暗中保护，他才在军中有一个南空副政委的职务。因此，他对武装政变十分热心，因为政变成功他才有光明前程。江腾蛟看林立果和周宇驰一时没有了主意，提出上海毛的专列附近有一个油库，可以用点燃油库的办法，趁救火的机会对毛的专列下手。
其次是在北方攻打钓鱼台，抓捕四人帮一伙。该计划具体执行人是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9月9日晚上9时许，周宇驰打电话给王飞，要他来空军学院秘密据点。自从被林立果任命为攻打钓鱼台的北线总指挥，王飞就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他知道不干不行，更知道干起来困难重重，生死未卜。 王飞到了之后，林立果问王飞：“想到什么好办法没有？” 王飞回答：“还没有。”林立果叫周宇驰拿来一张描画的钓鱼台地图，展开摊在茶几上，比画着说：“我看就坐上大卡车，从这两个门同时冲进去。枪一响，里面就乱了套，那么高的墙，里面的人想跑也跑不出来。” 王飞说：“硬冲的办法不行。一来空军带着武器进不了城，钓鱼台一带戒备很严，是卫戍区的重点警卫目标；二来即便冲进去了，很快就会被包围，进得去，出不来，加上空军的人对钓鱼台地形不熟，也不一定能抓到要抓的人。” 林立果不同意：“从空司到钓鱼台，才几步啊？警卫营坐上大卡车，顶多十来分钟，就到了嘛。”王飞说：“上午我找空司警卫营的领导问了问情况，他们能动的兵力也不过一二百人。这一二百人要是一起出动，得七八辆卡车，那目标就大了。再说，强攻，武器得好。警卫营都是轻武器，手枪、步枪、冲锋枪、手榴弹，连火箭筒都没有，打起来恐怕不是对手。”周宇驰接上去说：“硬冲不行，那就智取。可以小股隐蔽进入。晚上到门口，把哨兵一抓，就进去了。”王飞说：“那得情况很熟才行。” 林立果说：“老周（宇驰）对那里情况熟，他带你去，你准备好人。”
9月11日中午，林立果、周宇驰、王飞三人在讨论攻打钓鱼台的具体方案时，意见分歧又来了。林立果说：“我请来一个人，你们认识认识。”随即，在于新野的陪同下，一个身穿陆军服装的中年人出现在大家面前。林立果上前拉住他的手，介绍说：“这位是关光烈同志，给首长当过秘书，现在是陆军127师政委。” 关光烈（1926-2008）曾经给林彪当过7年秘书，和林家人非常熟悉。林立果感到兵力不够，他背着北戴河方面，自作主张把在洛阳驻军的关光烈请来，准备向他借兵。
林立果对关光烈说：“今天请你来，研究两件事：第一件，把你们的喷火连调到上海去，由江政委指挥。第二件，从你们师调两个营的部队到北京，协助王副参谋长攻打钓鱼台。你看怎样？”
关光烈听了林立果这一通话，回答说：“调动部队个人没有权，要经过党委讨论，上级批准，由作战部门下达命令，个人谁也调不动。除非军委下命令。而且，调动手续很多。如申报火车皮，必须师报军，军报军区，再由军运部门调拨，才能坐上火车。”
林立果开始想得挺简单，一听傻了眼。接着又问关光烈：“火焰喷射器究竟有多大威力？打火车行不行？” “只要能喷进去，里面的人就统统烧死。不过，它本身连这个门也烧不透。”关光烈指着客厅的门说。林立果问有没有办法？“如果火车的门窗都关严了，就要先用别的武器把目标打穿，再从洞口往里射。”关光烈回答。林立果又问：“先用四O火箭筒把火车打穿，再用火焰喷射器，能行吗？” 关光烈说：“行是行，那得配合好。”林立果仍不死心，哀求一般地问关光烈：“从你们那里调两个喷火连到上海也不行吗？” 关光烈一口咬定：“别说一个连，调一个排也不行。”林立果只好表示暂不研究，趁天还没黑，先去钓鱼台看看地形。
令林立果和周宇驰等没有想到的是，19月12日毛的专列提前回到北京。在南方刺杀毛的行动和攻打钓鱼台的计划已经落空。接着，第二天便发生了九一三林彪坠机事件，周宇驰和于新野乘直升机外逃失败自杀，而其余参加政变以及林彪的所谓“四大金刚”黄吴李邱等都纷纷被捕入狱，而所有清查对象的家属子女，甚至亲朋好友，也都受到受到株连。
总之，又是一场大清洗。
（五）定性和评价
在对林彪事件中的人和事做进一步较为深入的了解中，不免会遇到一些问题，需要进行讨论。
首先就是关于两个所谓“反革命集团”的定性问题。80年代初，对林彪集团和四人帮一伙进行审判，两个帮派分别都定为“反革命集团”。人所共知，所谓“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康生和陈伯达等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一伙，这些人都是文革开始被毛一手提拔起来搞文化大革命的头面人物；而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也无非是毛亲自纠结在一起为文化大革命保驾护航的一个军事集团。在文革中，一再强调的是：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江青一伙和林彪集团，一个是笔杆子，一个是枪杆子，两个集团无非都是秉承毛的旨意在行动。所以，没有江青和林彪两个集团，毛的文化大革命根本不会发生，更不会使这场灾难在中国漫延十年之久。而在毛去世以后，不对毛的罪行进行彻底清算，仅仅把这两个集团分别定为“反革命集团”，不仅逻辑上讲不通，也与事实不符。正像把八九年把那场民主运动定性为一场动乱和暴乱一样，中共如此操作，无非是把十几亿中国人民都看成是幼儿园的孩子，可以随意哄骗。
第二，据文革史专家丁凯文讲，90年代有人撰文为林彪翻案，认为林彪是被拉上文革战车，最后又是毛步步紧逼，迫使林彪被迫出逃，导致机毁人亡。因此，林彪值得同情。实际上，林彪战功赫赫不假，但从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开始，他就已经主动紧紧追随毛，成为毛的打手。他不仅59年对彭德怀大打出手，在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更是罔顾大跃进饿死几千万农民的惨绝人寰的灾难，大肆为毛唱赞歌。当时，毛的权势和威望已经江河日下，他却逆流而上，大搞个人崇拜，把毛再次推上神坛，帮助毛大搞封建法西斯独裁专制，让中国成千上万人淹没在文革灾难的血泪中。因此，林彪晚年死无葬身之地，应该是咎由自取，是他助纣为虐应得的报应。
第三，对于林立果主持制定的《纪要》，《墓碑》作者杨继绳在《天地翻覆》一书中认为是“纸上谈兵”。虽然杨先生在书中也肯定“这份文件是对现实社会深刻的批判。是抨击当代秦始皇独裁专制的最强音。”（见下册第801页）但“纸上谈兵”的说法显然不准确，低估了《纪要》价值和历史意义。凡是经历过毛时代的人都知道，当亿万臣民从上到下几乎都默默忍受毛的暴政，并且只知道逆来顺受，在谎言和欺骗之中苟活；文革年代，更是全民高唱“东方红”，对当代秦始皇顶礼膜拜，并且如清末义和团一样乱打乱杀。在这种背景下，林立果一伙年轻军官冲破了当时的思想牢笼，制定的《纪要》如同惊雷闪电一般划破暗夜，无疑这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件破天荒的历史事件，其历史意义不能低估。
第四，在部队学者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一书中，谈到林立果及其小舰队几个骨干时，称他们“是些小野心家，他们敢冒险，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拼个鱼死网破。”（下册第644页）辛子陵是军事科学院一位有大校军衔的学者，他的《红太阳的陨落》一书材料详实，，分析客观，而且引用不少一般人很难看到的内部资料，是一部难得的中共党史著作。但在具体人物和事件的评判中，说林立果一伙是“小野心家”，显然不妥。前面已经提到，和林立果一起准备暗杀毛的几个年轻军官，当时都是有身份有地位有前途的空军里的精英人物，他们之所以不顾面临的风险，舍弃自己的身家性命，参加结束毛的独裁暴政统治的冒险活动，当然可能有自己的个人打算，但目的是结束毛的专制独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在专制落后的社会，这应该说是一种革命行动。试想，在现代民主社会，有没有野心家的说法？在那里，任何合格的公民，都可以争取当总统，有这种志向的人不仅不会被说成是野心家，相反，人们还认为该人有雄心壮志，有远大理想，他们的志向和努力，会受到保护，受到称赞。实际上，只有在野蛮落后的封建法西斯独裁专制社会，才会产生武装政变的现象。林立果一伙的行动，应该说是真正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因此，认为林立果一伙是野心家的观点，应该说是站在独裁者的立场而产生的一种看法。
第五，罗瑞卿之子罗宇在红二代中，应该说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先知先觉者，他对中共领导层的揭露和批判，是相当深刻的。但在他的著作通过视频方式播放中，有一集专门介绍他所了解的林彪一家，其中谈到如果林彪父子掌权，他认为林彪将比毛更加独裁和更加法西斯化。实际上，1969年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林彪认为“文革运动过去之后，今后还是要讲国家的经济建设，要搞民富国强。”（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69页）这个主张遭到毛和张春桥的反对，毛和张认为应该继续搞革命。另外，周宇驰女儿向红《回忆我的父亲周宇驰》一文中透露，1971年当周宇驰预感到危机来临，他特意把自己大学毕业的亲弟弟叫去，在交代后事时有这样一段对话：周宇驰的弟弟问：将来林副主席上台是什么政策？周宇驰说：搞经济建设，搞科学技术。周的弟弟又问：对知识分子什么政策？周说：将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周宇驰和林立果是无话不谈的生死弟兄，因此，他的这些话，说明林立果一伙掌权后，虽然没有提出民主宪政的目标，但努力向现代化迈进的方向还是明确的。因此，可以预见的是，林彪也好，林立果也好，如果他们当政，中国社会肯定会有变化，至于向哪个方向走，从以上所引的材料和林立果主持制定《纪要》中，我们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
总之，在我的有限的阅读范围里，众多议论林彪事件的文字中，只有张杰博士《文革浊流中的叛逆者林立果》一文这样写道：“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公之于众，客观上摧毁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使毛泽东从神坛上坠落。这一切都说明，林立果是中共党史中一个非常的人物，一个具有英雄气概的叛逆者。”
另外，向红在《回忆我的父亲周宇驰》中提到自己的父亲周宇驰、林立果和于新野时，她这样写道：“在我心目中，他们怀着美好而壮丽的理想，做着自己认为是反独裁、正党风、平天下的大事，是明知会牺牲也义无反顾的革命者，他们舍生取义，是现代的荆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倡导改革开放的先烈，他们用生命谱写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显然，张杰和周向阳女士对林立果和他的同道周宇驰、于新野等的认知和评价，更符合实际。
记得，马克思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在一个邪恶残暴的政权统治下，统治者为了维护他的统治，总是要颠倒是非和混淆黑白，用谎言和欺骗给国人洗脑。长期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人们不免都会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在价值观上出现混乱。但是，可以确信的是，总有一天，当中国实现社会转型，走上健康文明的宪政民主的道路以后，林立果和他的几个生死弟兄，一定会像两千多年前的荆轲一样，作为反抗暴政的英雄写入教科书，名垂青史，甚至他们的塑像会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供国人瞻仰！
2024/6/7日
但是滋生独裁者土壤的百姓也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