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我当“审读员”的心路历程
潘文鸣
1
“审读员”在国家公务员编制系列中，似乎没有这样一个职务；我在2000年退休以后，在省新闻出版局开会，我才知道“审读员”是个什么角色。
那是退休没好久，一天，忽然接到省新闻出版局的电话，通知我某天上午9点，到省新闻出版局局机关二楼新闻出版处会议室开会。心想，我在担任高校学报编辑部的常务副主编时，到省委宣传部或省新闻出版局开会，去听上级领导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这是每年都有的事情。但我现在已经退休，还去开什么会？
心里带着这个疑问，我那天乘公交车到城北的省新闻出版局大楼附近下车，准时走进会议室。坐下一看，在座的都是市内一些高校退休的学报主编或副主编，其中有《贵州大学学报》的原主编徐达、《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原主编徐成淼，《贵阳师范大学学报》原主编张祥光，《贵阳师专学报》原主编蓝泰开……加上我，一共六七个人。这些高校学报的原负责人和我一样，都是近几年陆续退休，在家赋闲。当年我们在岗期间，大家都是省高校学报学会的理事，每年都在一起开几次会，所以彼此都十分熟悉。
会议开始，四十岁出头个子不高的出版处项处长说，今天这个会，本来局长要参加，因为省委宣传部有个重要会议，要求局长到会，所以，委托我来接待大家，和大家交换一下意见。
又说，在座的都是高校退下来的专家学者老前辈，一辈子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和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勤勤恳恳，做出许多贡献。现在退下来，党和人民还希望你们继续发光发热，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看来，项处长官话套话讲得十分熟练得体，干得好，很有希望更上一层楼，坐上局长的宝座。
项处长接着说，今天请各位来的目的是，请大家在退休的闲暇时间，帮助我们审读一下省内各家学报，看看这些学报的办报思想，是否符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帮助我们新闻出版局把好我省学报的政治思想关，使我省各大专院校学报的办报指导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上来，促使我们的学报越办越好，使党的教育事业和学术发展，始终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
又说，在座各位老前辈退休前，长期从事高校学报编辑部的负责工作，对如何办好学报有丰富经验，而且在政治思想上过硬，是党在文化思想战线可靠的老兵。因此，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指示精神，以及其它一些省市自治区的经验，我们省也设立高校学报审读员的岗位，建立对高校学报的审读制度，在政治思想方面把好关。经局党组研究，认为在座各位老前辈，是担任审读员这个职务最佳人选。所以，今天特通知在座各位来开个会，把局党组的决定告诉大家。
与会的几位老家伙互相交换一下目光，脸上都露出原来如此的麻木神情。我心想，要是在文革前，我也许会为党的信任而感到高兴，甚至感到自豪；而现在，经过十年文革，特别是六四镇压及随之而来的清查运动以后，我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奴才心理已经基本清除，对臣民社会和公民社会已经有所认识。因此，对审读学报，当学术警察，不仅没有一点兴趣，而且十分反感。
项处长接着讲，具体操作方法是：把我们省内的大专院校办的20多家学报，分配给我们在座的各位，每人负责对三四家学报进行审读，然后，每个人写一份审读意见交给我们。
最后，项处长说，大家知道，我们新闻出版局是个清水衙门，只能象征性的给大家发一点辛苦费，请大家多多谅解。
项处长讲完，他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经过六四镇压和清查运动以后，大家都变得谨言慎行，在底下闲谈，或饭桌上的朋友之间，大家也可能阴一句或阳一句，发点牢骚，说些心里话，但在这种正式会议上，谁还愿意发言？ 另外，据我所知，在座的几位退休主编里，贵大的徐达和民院的徐成淼都是文革前来自上海复旦的大学毕业生，他们被发配到贵州这个穷乡僻壤，可能都有一些原因。如徐成淼五七年被划成右派，要是没有改革开放，他怎么会成为民院学报的主编？另外，贵阳师专的蓝泰开，也像我一样不是党员，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被安在高校学报编辑部主编或副主编的位置上，完全是因为我们在学术成就方面能够使高校教师接受和服气。所以，在座的诸位除了师大的张祥光，都不是根正苗红的人物。大家不讲话，是因为大家都历经沧桑，看穿了各种政治把戏。
项处长见大家都不发言，就说大家都很谦虚，如果没有不同意见，我们今天就把学报领回去，争取在两周里审完，交一份审读意见给我们。
2
从出版局大楼出来，我和师大学报原主编老张一路向喷水池方向走。老张的样子像个农家子弟出身，四川人，历史专业毕业，原是师大历史系的系主任，是个老党员，80年代中期，由于师大学报编辑部的负责人身体不好，才把他从历史系调到学报负责主持学报编辑部的工作。由于我们学报编辑部和师大学报编辑部在全民经商的大潮中，曾经联合办过电脑排版服务部，从事电脑排版业务，为两家学报编辑部的同志谋点福利，所以，作为两家学报编辑部的负责人，我和老张曾经接触比较多。老张给我的印象是头脑灵活，没有知识分子的书生气，对许多社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印象最深的是在一次全省高校学报理事会上，大家讨论关于对外稿收取版面费的问题。我说，本来学报的来稿中，质量高的稿子就少，对外稿一收版面费，会不会外稿会更少，影响学报的质量？
老张说，管那么多干什么？办得好，领导也不会奖励你；办得差，也不会追究你的责任。办垮了又如何？
我当时听了很惊奇，心想，一个老党员，怎么这样讲？后来我渐渐明白了：老张已经看破红尘，对发展学术，已经不抱什么希望。
我们两个边走边聊，我这次又犯了傻气，问老张说，新闻出版局设立审读制度，对各高校小报进行审读，你觉得有必要吗？
老张说，上级领导的事，我们管那么多干什么？
我说，不弄清楚，我们糊里糊涂，怎么审读？
老张说，刚才小项处长不是已经讲清楚了吗?你就照他说的办不就行了吗？
估计老张对我的天真幼稚已经了然于心，不想再开导我。
我还是意识不到他的意思，说你比如项处长刚才讲，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里有一条叫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公有制，但是现在农村都搞联产承包制，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如果有一篇论文写的是包产到户的优越性，你能说这篇文章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吗？
老张说，你这人何必死心眼？他作为党的干部，上级怎么讲，他就照本宣科，你就那么一听，到时候你灵活对待，拿不准的就在审读报告中写一笔，不就完了吗？
老张又说，我们经历那么多运动，莫非你还没有看清楚？上级今天这么讲，明天又那么讲——毛泽东时代强调阶级斗争，八十年代地富反坏右都平反，邓小平讲四项基本原则，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你现在对谁专政？谁是专政对象？现在是对搞动乱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搞专政，你明白了吧？
我说，佩服。
老张又开导我说，你们学报不是在八九年登过人大一个博士的文章吗？题目叫什么马克思主义和新时代，对吧？里面讲的就是我们搞改革开放，许多做法和马克思主义原则有矛盾，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不能把经典著作当教条，对不对？你说清查运动中有人拿出这篇文章来要整你们蒋院长。历次运动不都是这样吗？这就是政治斗争。
我说，老张，你不愧是学历史的。
老张又告诉我，你看公安局门口也好，法院门口也好，许多国家机关门口都写着“为人民服务”几个醒目的大字，实际上是这样吗？现在改成“为人民币服务”，那就名副其实了。我们这些人，读书期间，都是天真无邪，走向社会以后，我们就逐渐明白许多。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林彪事件，经过六四学潮，经过清查运动，好多事情我们不是都看明白了吗？
看来，只有老张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共体制下，才能如鱼得水，活得自由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