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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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中走进文革大潮(2)

(2018-08-08 14:54:04) 下一个

2、贵阳的天翻地覆

     回到省城贵阳以后,突然发现往日沉闷的贵阳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市内一些高层建筑上,挂着非常醒目的黑字白底大横幅,上面写着“炮轰黑省委,打倒贾启云!”,当时贾启云是贵州的省委书记,大权在握的封疆大吏;还有“炮轰黑市委,打倒伍家谟!”伍家谟是贵阳的市委书记,也是贵阳人人敬畏的高官。

      第一眼看到这样的横幅标语,不免让人感到心惊肉跳。因为自从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以后,全国大大小小的书记,都是代表党。谁要是对书记心怀不满,那就是反党。现在,在省会城市出现这样一些直接把矛头对准省委和市委书记的大标语,这样明目张胆的把矛头指向党的领导,这真是让人难以相信。我对着这些大标语反复看,直到确认我没有看错,才移动脚步。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谁的胆子这么大?为什么有人竟敢写这样的大标语?此外,在贵阳平日最繁华的中华路上,几乎所有商店的橱窗上,也是贴满大标语和大字报,矛头都是指向各级领导和已经撤走的工作组,其中有的是血泪控诉,控诉工作组逼他的亲人用剪刀自杀……。

      我在农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一幅景象!

     五七年大鸣大放,我当时在读初中,那时的大字报,仅仅是贴在各单位的内部墙上,内容都是给一些领导提意见,结果写大字报的人几乎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全家遭殃;而今天出现这样声势浩大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会不会相五七年那样搞秋后算账?当年划成的右派是一下子被打入地狱,全家老婆孩子跟着一起被打入社会底层的贱民;现在这些写大标语和大字报的人,莫非不知道五七年的前车之鉴?莫非不怕身家性命永劫不复?

      应该说明的是,我当时是一个在学校被彻底洗脑的大学毕业生。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为了追求进步,为了跟党走,一直努力争取入团入党,通过阅读和钻图书馆,深知建国以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残酷和无情,因此,学生时代就知道要夹着尾巴做人。此外,也明白要活下去,要活得人模狗样,在社会上让人瞧得起,就必须努力改造自己,必须自觉自愿做党的驯服工具。所以,看到贵阳市出现这番景象,我自然就如同清朝末年那些专制王朝的顺民和良民一样,深感惶恐和不安。

     还有,我们省文化局机关大楼坐落在延安路,而《贵州日报》社也在延安路,省文化局大楼和报社大楼两座建筑隔街相望,只见报社的三层楼上,也挂着横幅大标语,上面斗大的黑字是:“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汪小川!”,凡是见过这种横幅大标语的,都会印象深刻,因为这种大横幅标语非常醒目,对感官和人的心理都有极大的冲击作用。这还不算,在《贵州日报》上,则是整版揭露和批判汪小川罪行的整版大块文章。

      那么,汪小川又是何许人?他是贵州省委宣传部长,据说他参加过长征,是一个红军中的秀才,喜欢写东西。他写有一篇反映红军长征的小说,题为《冲出绝境》(究竟是发表在何处,已经没有印象),还写有一些议论现实生活的散文杂文之类的文章,发表在《贵州日报》上。

     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各省都要紧跟中央,所以,中央所在地北京揪出吴晗、邓拓、廖默沙,把他们的作品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进行批判,那么贵州省委自然要紧跟,也依葫芦画瓢,就把汪小川抛出来,作为贵州文化大革命的活靶子。细读批判文章,也按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调子,上纲上线,说汪小川的小说《冲出绝境》写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战斗的惨烈和巨大的牺牲,是对红军长征的诬蔑,作品中散布悲观绝望情绪等等。

      因为在过去的宣传中,都说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汪小川在小说《冲出绝境》里,却把红军在大转移中经历的那些惨烈的战斗如实写出来,让读者看到有那么多红军指战员流血牺牲。这哪里有一点英雄气概?

     这些批判汪小川的大块文章,同样也引起我的不安。因为我是深受俄苏文学影响,是主张写真实的一个文艺青年,看到这些批判文章,不免心想,我要是汪小川,恐怕也会按他的路子来写,不是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了吗?

     现在,当我知道更多历史真相以后,特别是红军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被迫撤出江西苏区,进行大转移和大撤退,10万红军一路战斗,到陕北已经只剩2万人。湖南湘江一战,红军死伤非常惨重。难道汪小川通过文学作品真实地描写这段历史,就是犯罪吗?显然这些大批判是在颠倒黑白,歪曲历史。但对这种颠倒黑白的大批判,当时虽然也隐隐觉得有些牵强附会,但理智马上提醒我,应该把这些大批判文章当成自己学习的教材,努力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改造到这种大批判的高度上来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不然就会有灭顶之灾。

      还有,就是社会上到处都有一些油印传单,内容多是中央领导的讲话,如周恩来、林彪、江青、陈伯达、叶剑英等人在一些会议上的发言,这些发言里有歌颂林彪的,有揭露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罪状的……这些东西不是通过报刊杂志发表,而是通过油印传单在社会上广为散发。心想,这些油印传单过去可从来没有过,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宣传品?而且满社会到处散发?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油印材料同样是有来头和有背景的,是有中央文革在背后默许和支持的。

     直到如今,我才知道,聂元梓的大字报,红卫兵揪斗刘少奇,红卫兵的打砸烧杀等等,都是背后有中央文革的人教唆和指使的。

     正是从这些油印材料中,得到了林彪5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政变的讲话,在这次讲话里,林彪提出党内有人要搞政变,同时提到毛主席是500年才出现的天才,谁反对毛主席,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另外,油印的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材料里,说彭真是大党阀,他把北京市建成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他阻止姚文元的文章在北京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江青只好拿到上海去发表……彭真是北京市长,他曾经给我们65届高校毕业生做过报告,在报告中他代表党对年轻大学毕业生提出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还告诉我们,说毛主席讲,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没想到,仅仅一年后,彭真竟然成了反党分子。陆定一是中宣部长,他写的《老山界》一文是我们中学语文课本的教材,写红军长征克服困难的英雄事迹;现在传单中说,陆定一把中宣部搞成“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而且透露说,这是毛主席讲的话……。罗瑞卿是当时的公安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而没想到他竟然是野心家,反对林彪;杨尚昆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妻子李伯钊是我们中戏的院党委书记,传单中说,他给毛主席按窃听器,要搞毛主席的黑材料……

       总之,这些到处流传的传单,后来还有红卫兵办的小报,使我第一次知道党内高层不仅有高岗和饶漱石反党,有彭德怀反党集团,而且还有彭陆罗杨等等“阴谋家和野心家”,看来党内高层的矛盾还很多,很激烈。在学校读书期间,我们接受的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全党都团结在英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之下。而这些油印材料披露的事实真相,一下子让我们这些普通人看到党内高层这些激烈的矛盾和斗争,不免有些惊心动魄;另一方面也促使我幼稚单纯甚至有些愚蠢的头脑,在困惑中开始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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