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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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后 的清查运动(12)

(2013-11-09 12:31:22) 下一个

               干部考察组的“传讯”

 

省委派的干部考察组来我院已不少日子。据说主要是考察处以上干部在学潮和动乱期间的表现,特别是院级领导干部的表现。考察组的组长是工学院已退休的原党委书记,三个组员则分别来自省委组织部、高校工委,省教委。他们进院后,开了一系列小会之后,接着就是分别找人谈话。上周五,院清查小组派人通知我,说下周一上午八点,叫我准时到院招待所406房间,考察组找我个别谈话。

我按时爬上四楼,走进406房间。只见四位考察组大员已坐在桌子后面,桌子上摆着笔记本,看见这种阵式,我有一种被“传讯”的感觉。

组长打量我一番,还算客气地说,请坐吧。然后,轻言细语地说,今天请你来,主要是想请你谈谈院领导在动乱时期的表现,知道好多,就谈好多。要坚持实事求是。

对于这个问题,我似乎早已有所预感,而且打定主意,一定要为几个被极左分子盯上的院领导辩护,让院内那几个一心想借运动之机,企图踏着别人尸体向上爬的家伙,在仕途上多一份阻力。因此,我运用文学创作的手法,针对院清查小组几个别有用心的政治爬虫的观点,开始发表我的看法。

首先谈尚院长。(关于尚院长我在《六四后的清查运动》第2节中已经有所介绍)我说,尚院长在学潮闹得最凶的时候,我听别人讲,他日夜不安,多次出面去劝阻学生,希望他们不要上街。在中层干部会上,他也讲过,说我们要爱护学生,他们和普通大学生不一样,他们进校前就是中学教师,他们家中差不多都上有老,下有小,到省城来读书很不容易。

在五月底,我曾见尚院长、姜副院长,还有汪副院长(这三位院长是学院几个极左分子要取而代之的目标),他们三位院领导在办公室谈论学潮。我是因工作上的问题去请示姜院长,虽然没听见他们谈话的内容,但是看样子他们三人都很为形势的发展感到焦急,不知如何是好。当时报上声援、支持学生的文章很多,还有一些名牌大学校长的联名信,也登在报上,呼吁中央领导接见学生代表,与学生代表对话等等,总之,弄得他们非常困惑……

开学后,尚院长在教职工会上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学潮和动乱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的。这是多年来我所听到他的报告中,最为精彩的一个。

有人说,尚院长是两面派,但说这种话的人可能在工作上和尚院长有矛盾,比如某系主任在系上的工作中,某些作法受到尚院长的批评,对尚院长一直耿耿于怀,有意见。我觉得,在这次干部考察中,不应把个人平日的成见,或者是个人恩怨带进来。有些事情,应该客观公正地去看待。如在学潮期间,学生组织上街游行,尚院长劝阻不了,他就对教职工说,你们跟在学生后面,任务是保护学生,不要出事。作为一院之长,我认为他这种作法是正确的,目的是防止社会上一些闲杂人员走进学生队伍,冒充学生去搞打砸抢;或者是防止学生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下,做出一些越轨的事情。可是,有人却说,是尚院长指使教职工上街游行,这种说法就不符合实际。我觉得这是为了达到个人某些目的而进行的一种政治陷害。这在党的历次运动中,都存在着的一种不好的现象。过去平反的大量冤假错案,其中有相当一些案件就是这样造成的。

其次谈谈我对姜院长的看法,姜院长是我的顶头上司,工作上接触较多,了解也比较具体,所以,我想对他的情况多做一些介绍。

姜院长是学报社科版的主编。他不像某些高校领导那样,仅仅挂个虚名,或者是听下面的人汇报,实际上是主而不编。姜院长不,他除了外语稿子而外,其它稿子他都认真审阅,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这说明他对党的事业是高度认真负责的。其次,在终审稿件中,他对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稿子,能及时发现,并采取果断的措施。比如,有个政教系毕业生写了一篇毕业论文,题目叫《逻辑证明在真理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篇稿子是由政教系两位教师推荐的,这两位教师认为很有新意。我看了之后,也基本同意这两位教师的看法。但姜院长在终审时,他找到我,说这篇稿子不宜采用。他说,这篇文章提出不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逻辑证明也可以发现真理与检验真理。虽然在学术研究上,可以言之成理;但在政治上,这篇文章对邓小平支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提出了挑战和质疑。这种稿子目前以不用为好。(当然,我内心还是不支持姜院长这种对待学术论文的评审标准的,但为了说明他党性强,我只能这样说)还有个例子,也是一位毕业生写的一篇论文,题目叫《任一已之心力,主万姓之沉浮》。这篇文章通过毛主席的诗词来分析他的人格特征及其所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文章写得很有文采,作者也很有才气。我请姜院长审稿,因为他对主席诗词很有研究,他自己也喜欢写诗。姜院长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提出,该文把毛主席不同历史时期的诗词拿来,不考虑写作的具体背景,用来印证作者个人对毛主席的看法,这是很不科学的分析方法,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且立论也有些偏颇。他的意见是,不予采用。(我内心同样不支持他这种做法,但在这里为了保姜院长,我只能站在左的立场来表扬他。)

以上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姜院长马列主义水平高,党性原则强,能够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至于在学潮期间,姜院长表现如何,我不太清楚。但我亲眼见的是,他曾经亲自出面阻拦学生上街游行,直到跟着游行队伍走了一百多米,也未能说服学生回心转意。当时我觉得姜院长显得很可笑,并且认为他是螳臂挡车。现在看来,姜院长是反对学生上街的,是不支持动乱的;而我自己当时的思想情绪是有问题的。正因为我当时同情学生的举动,在言行中也有所流露,姜院长曾经个别提醒我,他说你现在不要迷失方向,在大是大非面前要站稳立场。(这一条是我杜撰的)。这说明姜院长作为一名院领导在学潮和动乱期间的表现是好的。

下面再谈谈我对汪院长的看法。汪副院长从团省委调到我院,给我的印象是谦虚好学,对教育事业很热爱。有人说她搞的学术讲座很成问题,主讲人在大厅广众中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我觉得应该具体分析。当时中央有指示,要求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到来之际,在大学生中要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汪院长作为负责学院学生处和共青团工作的院领导,与学生处和共青团负责人一起组织了“新视野文化系列讲座”。这个讲座的主讲人都是省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他们主讲的题目报给学院领导审查,据说党委书记并不反对。另外,按惯例,学术讲座的讲稿,人家专家学者可以写成文章,也可以列个提纲,所以,主办者是从不审查主讲人的讲座内容的。在这种情况下,主讲人在讲座中讲了些过头话,或是举了个别不恰当的例子,都不能追究主办者的责任。

四位考察组大员一直静静听我谈话,有三位不时拿起笔来在面前的本子上记一下,组长这时打断我:

“你还能回忆一下周向阳讲的内容吗?”

我说,周向阳是哲学博士,中共预备党员,全国有名的青年学者,他的著作在大陆出版后,很有影响。他回贵阳探亲,有人希望他来讲一个题目,汪院长自然赞成。记得,他讲的题目叫《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命运》。周向阳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方面论述当代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所遇到的挑战。他所讲的内容,我认为在一些报刊杂志上都登过,只不过他讲得更系统,更有说服力。

“听说他还讲了些港台报纸上的内容。”考察组负责人问,“并且还编了顺口溜来讽刺四项基本原则?”

我说,我记得他只提到香港报纸上的一幅漫画,似乎是说摸着石头过河的风险。具体内容记不清了。

“那么顺口溜是如何讲的?”组长又问。

我说,没什么印象了。(实际上,我记得很清楚,那四句顺口溜是: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力量;坚持社会主义没有方向;坚持马列主义没有市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对象。这四句顺口溜无非是概括了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现在极左分子不过是落井下石——把周向阳这样有才气的年轻学者推到井里,然后把这几句话当作石头,用来砸人,置对方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去帮他们捡石头吗?不仅不能,而且要坚决发出我的不同声音。)

最后,关于其他几个院领导,如管后勤的魏副院长、党委王书记、纪委孙书记等,他们始终站在党的立场,坚决反对动乱,这是众所周知的,我就不必再谈。

四位考察大员见我不再讲什么,便合上笔记本。组长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今后有什么重要的情况需要补充,可随时来找我们。我希望你回去后,对今天的谈话不要外传,特别是考察组向你提的什么问题,一概保密。这要作为一条纪律来遵守。

我没理他。站起来就走了。

 

                                                                            (1989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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