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在周向阳家谈形势
（1989年9月6日）
(在《理想与信念的破灭》第7部分，有一篇笔者与人大教师周向阳对话记录，里面介绍了年轻学者、中共预备党员、博士生周向阳的情况。下面是第二次访谈记录。)
上午，在门口遇到刘君山，他告诉我，周向阳回来了，他这次是接妻子去北京。
周向阳与妻子结婚后，一直是两地分居，每年只有寒假和暑假夫妻才能相聚，比牛郎和织女每年多一次相会的机会。现在孩子已经两岁多，夫妻终于要结束两地的分居生活，可以在一起过日子了。
我和刘君山约好一道去周向阳家看望他。我们到了他家，见周向阳和妻子都在。问周向阳何时走，他说，东西已经装了集装箱运走，但妻子每天要去学院参加政治学习，不准请假，学完才准离开。周又说，集装箱运到北京后，十天之内必须提走，过期就按规定罚款。
我和刘君山最关心的是北京的情况，所以问周向阳，北京最近情况如何？
周向阳说，也和这里一样：每天学习，不准迟到，不准早退。每人在会上要表态，要写出思想小结，要人人过关。
我说，真没想到，又倒退到五十年代去了。我比他们两个青年学者年纪大。他们俩都是五十年代生人，没有经历五十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也不知道那时要经常写思想汇报，以及如何向党交心。
周向阳说，目前这种搞法，我看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性质差不多——同样是践踏人的尊严，侮辱人的人格！连七八十岁的老教授也不放过。人家那么大年纪，平日就深居简出，连研究生都很难见到，这次也强迫人家要参加学习。他们拄着拐杖，来到会议室，用哆哆嗦嗦的手，写小结，实际上是写思想汇报，交待六四前后自己的言行。然后再把小结交给系上的小姑娘——党总支副书记。这不是侮辱人吗？把一个老教授当成了什么人？
是啊，邓小平说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莫非就是这种“尊重”法？不过，正像一位老教授所说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近半个世纪的磨难中，已经骨头被煨趴了，再也无法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人格了。这实际上是整个民族的悲哀。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我问：
“听北京回来的人讲，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常有人失踪？”
“有。”周向阳用肯定的口气讲，“人大哲学系有两个博士生就失踪了。一个叫陈宣良，研究西方哲学的。他的那本《理性主义》，在青年学生中影响比较大。还有一个叫远志明，他在报刊上经常发表文章，有一本叫《沉重的主体》的书，是他写的，在读者中也很有影响。”
周向阳提到的这两个哲学博士，我都有印象。1988年7月，我到北京参加《文化：中国与世界》讲习班，曾经听陈宣良博士讲过课，他的课题叫“存在主义哲学”。他当时也就三十岁左右，体魄健壮，有点像个篮球运动员。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黑格尔哲学是专制主义的理论”这种说法。他说，存在主义是对理性主义的反动。显然，他对理性主义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至于远志明，我虽然没见过其人，但他的文章，及他的《沉重的主体》一书却令我心仪和钦佩！就在昨天，我还读了他前一个时期写的一篇谈论《君王论》的文章，题目叫《民心为本，大智所用》。该文指出，统治者在民心和人性方面应该重视历史经验和教训。
“为什么要抓远志明呢？”我问。
“他是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的副校长，特聘教授。”
是啊，有了这一条，政府就可以对他下手了。
“据说邓小平把文化精英看成是‘动乱妖精’？”
一直沉默的周妻说，这些靠枪杆子打天下的农民领袖，是从来都不把知识分子放在眼中的。他们所说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必须像那几个文化知识界的投机分子那样，对他们言听计从，即使他们杀了几百上千的人，你也站出来说杀得好，干得对，表示支持，表示拥护。不然，你再有知识，再是难得的人才，他也不会尊重你，不仅不尊重你，而且还要侮辱你，迫害你；倘若你还敢讲真话，敢仗义执言，他还可以随便找个借口，把你抓起来，甚至杀掉你！
真没想到，周向阳的妻子看问题是这样尖锐，这样一针见血。在大学老师中，也算是看问题有水平的。周向阳见我们很关心北京秘密处决的事，他说：
“我也是听别人讲，晚上十二点以后，用警车把人拉到卢沟桥方向，在那里处决一些运动骨干。凡是烧过军车，抢过军用品，那怕是拿过一件军服，一旦查实，立即就判处死刑，也包括大学生在内。”
大家听了，都不再讲话，陷入恐怖的沉默之中。还是周的妻子恨恨地说，这简直和国民党当年对进步人士的迫害一模一样。
周向阳接着说，现在北京对大学生和研究生查得特别严。有个北大的研究生，暑假回到贵州的天柱县乡下。到家刚住下，村支部书记就带着联防小分队和民兵队长，前去搜查，然后告诉他，不准到处走动，不准乱讲，外出要请假。完全把他当成了过去那些所谓“地富反坏分子”。他在家里呆了几天，全家都为他提心吊胆，也不知他到底犯了多大错误。他简直没想到，自己的家乡竟然是这个样子，觉得实在没法呆不下去了，就提前返校。从天柱坐汽车到贵阳，一路上就搜查了三次。第三次特别仔细，连他的日记都打开翻阅，看到里面有几页记的是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就要没收。这个研究生争辩说，日记是个人稳私，受法律保护，你们无权没收！但那些公安人员哪听他这一套，他们非常粗暴地说，你不愿意交出来，就进公安局，先审查你半个月，弄清你的问题再说！停车检查时间太长，起码一两个小时，旅客纷纷提出抗议。那些检查人员背着枪，他们对旅客的抗议装没听见。最后，这个研究生没办法，只好把日记交出去了。他回到学校以后，非常气愤地讲了一句：“我现在真正认识到什么是法西斯统治了！”
周君山说，我有个朋友，最近从四川秀山老家回来。他告诉我，有个从北京回秀山原藉过暑假的大学生，到家之后，他父母都很高兴，便决定把亲朋好友及儿子的中学同学请到家里吃一顿。他父母准备好一桌酒席，刚吃了几口酒菜，县公安局的摩托车和警车就开到他家门口，杀气腾腾地走进屋，问：
“你们今天要干什么？”
“老同学两年不见，在一起吃顿饭。”那位从北京回来的大学生回答。吓坏的父母赶忙站起来向公安民警敬烟、倒茶。一位负责人模样的人说，你们聚在一起，不准聚众闹事，不准煽动演说，不准传播北京的谣言……最后警告大家，如果不听招呼，有违背上级指示精神的言行，将以反革命论处！”
“不是已经取消反革命罪了吗？”我问。
“我的朋友是这样介绍的。估计讲的是以动乱分子的罪名论处。”
周妻说，我们学院里政治系的主任老赵，五七年打成“右派”，在法国的老婆和他离了婚。平反以后，当了系主任，有了女朋友。学潮和六四事件以后，女朋友逃到美国，这次他又要挨整，真是一辈子倒霉！为什么遭整？头几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有人举报他，说他在讲课时提到匈牙利事件，他说那是匈牙利人民争取独立，反对苏联统治，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定成“反革命事件”显然是颠倒黑白。这次清查运动，省公安厅的一位副厅长在会上点了他的名，说他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播美国之音的广播内容。还有一条是，说他和“中国民联”有联系，而“中国民联”是在美国的一个所谓“反动组织”。
老赵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很是紧张，他亲自跑到省公安厅去找那位厅长。门卫拦住他，问他进去找谁？他说找副厅长。问他是哪个副厅长？他说是开会点他名的那位副厅长。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是去坦白交待。门卫打电话，请示领导，同意他进去。
老赵被领进一间办公室，几个处长听他坦白交待。他却讲他当年为了建设新中国，毅然离开法国，离开有钱的妻子，只身回到中国，专心教书；并且和美国的“中国民联”没有任何联系；也没向学生传播美国之音的广播内容。几个处长听了他的辩解之后，让他先回学校，调查期间，不要到任何地方去，有问题随时找他。
调查情况如何？“中国民联”的事否定了。原来是老赵接到过一个从四川打来的电报，落款写的是“中国民联”。公安机关得到学校保卫部门提供的材料，误以为老赵与美国那个“中国民联”有联系。实际上，是一个叫“中国民间艺术联合会”的群众组织给他发的电报，通知他去开会。发电报时为了省几块钱，把“中国民间艺术联合会”缩写成“中国民联”，结果害了不少人！关于传播美国之音的举报，现在已派人到乡下去找学生取证。如果证明他确实在学生中传播过美国之音的内容，那么他就有可能被定罪。
“会定什么罪呢？”我自言自语地讲。
“恐怕要定为‘煽动学生闹事’，‘颠覆政府’之类的罪名。”刘君山讲。
看来，在各个高校都安插一些公安机关的耳目，他们专门搜集高校教职工政治思想方面的材料，不然他们怎么会连赵主任的一封电报落款都了解这么仔细？
周向阳的妻子说，不仅党委一班人，就连组织部、宣传部，各系党总支，都负责监视老师和同学们的言行，他们经常开会研究师生的思想动态。此外，还有个别奴性十足的左派分子，你比如我们学院的朱鹏，那么大年纪，在大会上登台亮相，自我表白，说他对党的感情是多么深，一生是多么热爱党，对动乱又是多么深恶痛绝，好像他就是平息动乱的英雄……大家在台下听了，都轰他，说他“恬不知耻”，真是什么样的货色都有。在系里组织的政治学习会上，要求大家人人发言，我只说了两句话：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是你死我活的。这就是我的认识。
大家认为，目前统治者是用两手对付人民：一手是搞大清查，对参加民主运动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搞政治迫害；另一手就是开动宣传机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欺骗人民。当局自己很清楚：军队虽然把民主运动压下去了，但他们的威信也随着全部丧失了。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他们是一清二楚的。这次残暴、血腥的镇压，其后遗症将逐渐暴露出来……
从那时起,我就预料,人民解放军jun魂死了. 只有等待下一场战争(如对日)时才可以再生.如果是和日本之外的国家打,人民的反应将是木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