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和信念的破灭（11）

一个“模范共产党员”的心态

 

吕桂华是我原来的同事。从七四年到八五年，我们曾一起编过刊物。那时她四十多岁，个子不高，剪个短发，一幅精明能干的样子。

当时我们办的是一份省级通俗文艺刊物，内容包括很广，几乎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都可以发表。当时的分工是：她编小说、散文，我编戏剧和评论。后来刊物更名，很少再发表戏剧稿子，主编就安排我们俩一起负责小说、散文和评论稿子的编辑工作。由于工作关系，彼此接触较多，渐渐对她的经历也就较为了解了。

五十年代，吕桂华高中毕业就进团省委当干部。在团省委，她认识了老朱，经过互相了解，与老朱结了婚。可是新婚没两年，丈夫老朱被打成“右派”。夫妻双双被从省会下放到县里去教书。用她的话说，那几年是“以泪洗面”，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六十年代，吕桂华先回省城安排在文化系统工作。粉碎四人帮之后，平反冤假错案时，老朱摘了“右派”帽子。回到省城，落实政策办公室给她丈夫安排了工作。

吕桂华学历不高，但她喜欢读书。特别是丈夫被打成“右派”以后，在那些苦闷烦恼抬不起头的日子里，只有在一些文学名著里，精神才获得一些解脱。当然，兴趣和爱好并不等于修养，也就是说，凭兴趣和爱好读了不少文学作品，比那些没接触过文学作品的人，对文学的熟悉程度和鉴赏能力肯定要强得多；但作为文学编辑，应该说文学修养还是不够的。不过，在毛泽东时代，整个社会对知识和人才普遍不重视，各行各业对专业技术能力也普遍忽视，那时只要有毛泽东思想，人人都可以上天揽月，人人都可以下海捉鳖。那么，到了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文艺处于大发展的时期，在这个贫穷落后的省份，专业编辑非常缺乏的情况下，吕桂华当文艺编辑，就没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吕桂华一家的日子，随着丈夫老朱的解放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老朱原在团省委工作时期，就是个中层干部。八十年代初，他的老领导当了省委省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老朱有了这个背景，稍加活动，便被提到省外事办当一把手，由原来的处级提到厅局级，成了高干。这一提，地位可就大不同了——一般中层干部是享受不到什么特权的，而成了高干以后，就算是进入特权阶层了。于是，吕桂华全家很快从破旧不堪的团省委老宿舍，搬进省委的“高干楼”。那里不再有闹市的嘈杂，不再有街上的灰尘飞扬；而是环境幽雅、室内宽敞、空气清新、采光合理。当年天津的两位知名作家来我省，我们编辑部便是借用她家的客厅来接待的。这套住房四室一厅，配上她丈夫出国带回的进口彩电、冰箱，当时也算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令一般人望而生羡了。

俗语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虽然是讲旧社会的现象，但在所谓新社会，这种现象也屡见不鲜。吕桂华两个女儿的命运，也随着老朱的青云至上而发生转折：大姑娘原在拖拉机厂当工人，靠父母的关系，很快调到工人报社，不久又调到省电视台。不仅工作一步一个台阶，越调越好；就是女婿，也来个更新换代——由工人换成干部。二女儿则从师专调到政府机关，后来又弄出国门，在西方某国安家落户。只有三女儿是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北京某艺术学院。

吕桂花呢？自然也不甘落后，她深知自己读书曾手不释卷，脑筋也不比谁笨，现在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右派”家属的苦难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老公已经是个高干，难道自己总是个普通干部，一辈子听别人指挥？她自然不甘心。要翻个身，首先是要解决党票问题，所以，老公一平反掌权，她马上便把入党申请书递到党支部。经过一番公关活动，没多久，便成了中共预备党员。接着，运气和机遇就来了：原编辑部负责人是位部队诗人，五七年也同样被打成“右派”。平反落实政策没多久，主编的椅子尚未坐了几天，便生病住进了医院，医生诊断为肺癌。这位刚到花甲之年的诗人，还没过上几天翻身得解放的日子，就匆匆离开了人世。此时，正值盛年的吕桂华，又是中共党员，加上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关系密切（这是她自己多次的表白），因此，主编的宝座便让她去坐了。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许多刊物的主编尚未意识到办刊可以赚钱时，吕桂华便认识到办通俗刊物有销路，可能赚大钱。所以，经过一番活动和策划，她把所办的综合性文艺月刊改为通俗文娱刊物，更名为《娱乐天地》，专发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作品。这样一改，刊物的销量立即逐月增加，不到一年，办刊经费便由国家补贴而转为自给自足，编辑部很快又成了文化系统的盈利单位。于是，吕桂华成了省文化系统的先进人物和模范党员，她的先进事迹还上了省报。从此，吕桂华才算真正扬眉吐气，实现了自己的抱负。

不过，就在她一家芝麻开花节节高，她个人也大红大紫和春风得意的时候，她的编辑部后院却起了火。这个火就是她和自己的两个副手关系越来越紧张。窝里斗的方式是，双方都找机会造舆论，给对方脸上抹黑；工作上则是扯皮，形不成一股合力。两个副手虽然是经她提名上来的，但她却无权罢免这两个副手的官职。在我国的官场里，包括企事业单位当中，有个通例，就是一旦提成个什么长，只要他在位不犯什么错误，就不会罢他的官，撤他的职。所以，吕桂华和自己的两个副手搞不来，她既无法把他们俩撤掉，又没办法把他们调走，另换新人。而两个副手反对她，也同样搞不翻她。因此，吕桂华在编辑部的威信并没有因她荣誉的增加而上升；相反，日子却过得不怎样舒心。

我离开吕桂华那个编辑部，到一个新的学术期刊编辑部已经两年多了。由于假期在家，没有参加省新闻出版局召开的主编工作会议，因而不太了解报刊整顿的新精神。想到吕桂华又搬入新居，而且离我家只有十分钟的路，估计她肯定参加了这个会，便决定去她那里打听打听有关报刊整顿的新精神。

 

吕桂华的新居在省政府大院里。她头几年那套坐落在省委大院里的四室一厅新宅，已经给了大女儿。现在这套是她丈夫在离休前又新搞到手的。显然，在被打成“右派”二十年的苦日子里，他们夫妻两个对现实已经看得既深且透，那就是：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是骗人和哄鬼的。所以，面对新时期的社会新潮流，他们上看下看，左看右看，终于彻底悟透了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吕桂华夫妇都是聪明人，他们深知，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一旦有了权，不大捞一把，能对得起孩子和自己吗？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只有傻瓜才不以权谋私。因此，他们搞了一套又一套房子，据说都是用公款装修，他们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好，而是非常心安理得。

省府大院和省委大院都类似于一个大公园。文革前的厅级局高干均住在省府大院里，而省委的头头脑脑则住在省委大院里。高干们都是一楼一底的独门独院。吕桂华的新居则是新盖的四层小楼，每个高干住一层，大约是200多平方吧。吕桂华家住的是二楼。敲了几下门，不见有人开门。正当我想转身要走时，屋里传出吕桂华的声音：“谁呀？”

当她听清楚我的声音以后，才把门打开。

“警惕性满高啊。”我说。

“你没听说吗？最近小偷闹得有点凶。”吕桂华笑眯眯地讲。

走进她家新居，只见装修比省委大院那套更讲究，写字台、书柜的式样更新，真皮沙发的边边和角角都镀着克勒米，闪闪发亮。客厅铺的是地砖，卧室是地毯……这在目前来说，也堪称是领导新潮流。据知情人说，这套房子用公款装修的费用是数万。

吕桂华领我参观了新居，脸上掩饰不住得意的神情，问我：“还可以吧？”

“不是可以的问题，”我说，“在全省也算得上是一流的豪宅啊！”

她笑得更开心了。当年在县份上住得情况，吕桂华说，真是“要多寒酸有多寒酸”；而落实政策以后，他们一家所住的团省委旧宿舍，那情景也是不堪回首。记得，那是一大间房子，中间隔开成两间，吕桂华夫妇住一间，两个女儿住一间。箱箱柜柜和杂物把屋内几乎堆满，可以说，摆上一张书桌以后，屋内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了。煮饭做菜的灶台，则在烟薰火燎黑洞洞的楼道里。与县份上的居住情况相比，与团省委旧居相比，真是天上人间。

她把我带进书房，打开电扇，给我倒了一杯水。只见她的写字台上摆着她办的刊物，还有钢笔和纸。估计她正在准备写“自查报告”。

“真烦死人！”她见我看了一眼她桌子上的“摊子”说，“去年检查刊物，前年整顿检查，今年又来这套，你看烦不烦？”

“干革命，还能嫌烦？千万不要忘记你是模范共产党员。”我和她开玩笑。

接着，我问她：“听说前年整顿报刊时，曾经想砍掉你们的刊物，多亏你四处奔走，多方找关系，才把刊物保住？”

“别提了，”她来气了，“越穷越落后的地方，那些掌权的越左。为了表示自己党性强，水平高，拼命在鸡蛋里挑骨头。硬说我们刊物里既有凶杀，又有色情。真他妈不懂装懂。我看这些人简直是对文学艺术一窍不通，还坐在那里振振有辞，指手划脚……。”

“你先别发牢骚。”我说，“究竟今年整顿有什么新精神？”

“你没去开会？”她两眼注视着我问，我说学校放假，没看到通知。

她说：“还有什么新精神？和往年也差不多，什么违背四项原则呀，资产阶级自由化呀，凶杀、暴力、色情……老一套，然后再加上动乱期间的表现……”

我说，我们是学术刊物，凶杀、暴力、色情挨不上边，只是弄不清什么叫“资产阶级自由化”，什么叫“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这些东西辨别不出来，查起来有困难。

“你还辨别不出来？马列主义的书读得比我们都多，水平也比我们高。”

看她不是取笑，而是严肃认真地讲，我心想，我越钻研马克思的著作，越觉得我们国家搞得和马克思主义对不上号。不过，我不便这样讲，我只是说：

“你想，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的所长苏绍智，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都出了问题，更何况你我？”

“倒也是。”她马上不无幽默地说，“连党的总书记都坚持不好：一个上台没几年换下去，又一上台没几年，又换下去，这么几年换了两个了。你说，我们干起来有什么意思？”

“封建法西斯时代刚结束，又来了一个专制独裁的时代。”我说。

“我看他比毛泽东还毒，你说呢？”她两眼注视着我，希望我表态。我问：

“你指的是六四大屠杀？”

“可不，你想，纯粹是为了维护他个人的独裁统治，就调动部队，下令开枪，打死打伤那么多人……”

“的确，为了几个老家伙的特权，他们什么手段都可以使。”

“所以，在政治学习时，我提出个问题：既然早就知道是少数人在组织、煽动、策划，要推翻共产党，要搞暴乱，为什么不早点采取措施？非要把动乱扩大到全国，弄成那么大的损失？我讲完之后，有人马上说，可不是，解放军和学生都是爱国青年，死了都可惜！我怕大家都按着这个调子讲，我也负不起责，赶紧把话题岔开了。经历了那么多运动，谁不害怕？”

我问她：“主持会议的书记是什么态度？”因为书记是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我们曾经一起到乡下搞过“农业学大寨 ”。他给我的印象是：平日沉默寡言，多年潜心文学创作，似乎是与世无争。偶尔发表意见，也显得相当客观谨慎。

“他呀，”吕桂华说，“讨论时他坐在那里，像个木头人，一动不动，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你讲什么，他都好像没听见似的……”

我笑了：“他恐怕在考虑自己小说中的情节人物之类的东西吧？”

“谁知道他。单位长期瘫痪，政治空气不浓。大家开会读文件、讨论，还不是走走过场，应付一下上边。哪还像过去老毛时代那样认真啊……你说呢？”

“的确。现在再搞毛泽东时代那套东西，恐怕没有市场了。”

“我家老朱最近刚从深圳、珠海回来，在开会时，会上会下，好多人还不是不服。广东人根本就不听中央那套。现在江泽民重复毛泽东那一套，你说他笨不笨？……”说到这，她突然问：

“有本书不知你看了没有，是戴晴写的，叫《储安平与党天下》，里边把共产党和法西斯相提并论。”

“看到了，不过，戴晴头些日子已被抓了。”

“真的？”她露出惊奇的神色。

“美国之音报道的。”

这时，她丈夫老朱走进来，吕桂华把戴晴被捕的消息告诉他。老朱听了面无表情，无动于衷，而且一言没发。到底是经过大起大落的人，到底是高干，城府比一般人深不可测。我不免有些担心，便在老朱离开房间后，说：

“我们在老朱面前讲这些，是不是不太妥？”

“嘿，他这个人，早看透了。当了那么多年右派，心中没数？现在下都下了，还管那么多干啥？”

是呵，不少高干都是高智商，会演戏。只有普通干部和普通群众才相信文件和报纸上那一套。这时，我突然想到一篇评论，说：

“人民日报上有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好像是《提高觉悟，增强党性的好时机》，你看了没有？”

“懒得看。”她不屑地说，“最近的电视和报纸没意思透了！都是哄老百姓的。真不知道那些领导人是怎么想的，拿这些东西来哄人，把大家当娃娃，简直可笑！”

吕桂华头几年和我争论时，曾经满脸正经地说，“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做保证！”想起当年的模样，看看今天的态度，我觉得很好笑。不过，我没笑出来。我接着说：

“报上这篇评论员文章很有意思。里面写道，有的人，他指的是一些共产党员，对咒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种种叫嚣，听之任之；相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和口号，却表示同情和支持。对中央的措施总是挑剔和责难，对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散布的谣言却一听就信，一信就传。许多党员根本就不听打招呼，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吕桂华听了，马上说：“活该！搞家长制，搞独裁统治，当然全党不服气！”

看到她气鼓鼓的样子，这次我禁不住笑了。心想，这个“模范党员”怎么忘记自己是“模范党员”了呢？

 

                                                                                                                        （1989年8月2日）

 

个体书摊的灾难

 

报载，7月27日至29日，本市“两城区的宣传、文化、工商管理、公安等部门联合采取行动，对市区文化市场上有害书刊进行扫荡，三天共收缴和封存各类有害书刊四百多种十六万三千余册。”

昨天上午，我与儿子去街上采购，看到路边有个书摊。说是书摊，实际上是一块三合板搭在两条板凳上，三合板上铺块塑料布，上面摆着书籍、杂志和广播电视报之类的出版物。摆书摊的是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他坐在一条小板凳上。我问：“老人家，有《文化大革命十年》这本书吗？”

“有是有，不敢卖了。”老人回答。

“为什么不敢卖？那不是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吗？”

“唉！咱也不知道为啥子不能卖。反正我摆在书摊上，那些公安、工商一伙，开起汽车，停在我的摊子旁边，说是这也不能卖，那也不能卖，说着把一些书就给我收走，往汽车上一丢。我说，你们为啥收我的书？我犯的是哪条法？他们说，这是非法出版物，一律收缴。我说，是非法出版物，为啥原来可以卖，现在就不让卖？他们说，这是暴乱分子写的，内容反动。他们是奉上级命令来收缴。我说，你们收我书，我的经济损失谁负责？他们说，你的书在哪里进的，就去哪里找。”

“那么他们收去的书也不打个收条？”我问。

“打什么收条？往车上一丢，开起车就走。你想要书，他们就罚款。我就遭他们罚了五十多块钱。唉——你说咱一个普通老百姓，能有什么办法？”说完，满脸悲愤和忧伤。

“那么，究竟哪些暴乱分子的书不能卖？”

“咱也不十分清楚。只听说什么王丹、方励之、刘宾雁，对了，还有严家其。他们也没给咱们一个文件，或者打印一个名单。所以，现在也不敢进书了，怕买进来，又是禁书，又遭他们收走。那我们就没活路了。”

在和老人闲聊中，得知老人是个退休工人，已经七十岁。家有老伴和儿女。儿女有的结婚，有的没结婚，都是在外面做临时工。

“唉，我们这些人造孽啊。儿女只能顾自己那张嘴。生活这样高，我和老伴光凭那点退休工资也不够吃，为了找碗饭吃，才摆这个书摊。这总比去偷、去抢、去骗要好吧？另外，我摆这个书摊也方便群众——群众下班顺路买张报，买本书，到家吃完饭，随手翻翻，就不用往远处跑了……”

老人说完，连连叹息！

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家里。正在读小学的儿子问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我说，这个老人进的书，都是国家正式出版社出的书。六四事件以前都可以公开出售。六四事件以后，突然宣布这些书是“非法出版物”，这是根据哪一条法律呢？其次，老人是花钱购买的这些书，是老人合法的财产。究竟根据哪条法律来没收老人的合法财产？你没收人家的财产也应该打个收条，并且把价格标明。在民主国家，人民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侵犯，谁就违法，违法就要受到法律的惩处。另外，王丹、方励之、刘宾雁，还有严家其这些人，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们参加八九民主运动，本是爱国行为，他们没有什么违背法律的地方，凭什么剥夺他们的出书权利？只有在一个独裁专制和法西斯统治的国家，才会这样随随便便地剥夺公民的合法权利，随随便便侵占普通公民的财产。

儿子说，那么，那个老者为啥不去告他们？

我告诉他，我们国家现在还不是个法制国家；而是一个独裁专制国家。在这种国家里，统治者可以随便给人定罪，随便可以抓人、抄家，甚至随便定罪、杀人。你比如，王丹、方励之、刘宾雁、严家其等人，他们仅仅是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就变成了罪人。谁给他们定的罪呢？还不是邓小平、李鹏、杨尚昆一伙人。

儿子听得很专注，但我不知他是否真懂。

                                       （ 1989年8月2日）

 

 

                                          陆光华说：“我对香港人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陆光华小伙子长得挺帅，就是个子矮了些。他六五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专业是小提琴演奏。文革初，分到北京郊区某文化馆，文革中调回家乡所在的省会城市，安排到省群众艺术馆的音乐舞蹈组。

小陆很聪明，也读不了不少文学作品。当时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似乎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几乎没见他拉琴。到艺术馆后，他开始与音乐舞蹈组的一位姑娘谈恋爱。这位姑娘身材苗条，个子适中，性格也蛮好。姑娘原来是在某国营大企业的业余文艺宣传队，由于她素质比较好，业务有潜力，不知是通过什么关系调上来。就在小陆与她热恋时，关于小陆“有问题”的流言，在艺术馆的职工中开始悄悄传播。据说他的“三大罪状”中，最重的一条是“企图叛国投敌”……

有一次，我和小陆在一起闲聊，问他的“三大罪状”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笑了笑：“你也相信他们捏造的那些罪名？在我们国家里，要想整人，不是太容易了吗？所谓‘企图叛国投敌’，是这么回事：有一次几个人议论，说我们的院长马思聪文革时期不堪侮辱，跑出国去了。我当时说了一句，要是我遇到他那种情况，我也会跑出去。就这样，有人向组织汇报了，就说我‘有叛国投敌的企图’。第二个关于‘男女关系问题’嘛，也是捕风捉影。不错，在文化馆，我和一个结了婚的女同志关系不错，比较摆得来，难道这也算是一个‘问题’？要是这样，那有男女关系问题的人就多了。至于第三个说我‘偷书’，简直是更可笑：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开始，许多文学名著都当成‘封资修作品’，要一把火烧掉。我看烧了太可惜，就偷着拿两本放到宿舍里，准备好好读一读，结果被人看到了，就又成了一条罪状。”

的确，在那个年月，人们获罪是很容易的。我当年不是也曾经差点成了“反革命”吗？所以，对他的这些辩解，我丝毫都不怀疑。不过，单位的领导可就不这样看了。所以，在积极分子和左派队伍中，从来是没有小陆的名字的。不过，他又不属于“牛鬼蛇神”那一伙，似乎属于“挂起来交待问题”那一类。既然在单位里是被打入另册，抬不起头来，他还有什么可干的呢？人已经三十左右了，就谈恋爱、结婚，混日子吧。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他已经结婚生了小孩。文化部门从文革开始，除了搞运动，几乎没什么事情可做；即使搞运动，也无非是少数人空忙。小陆在艺术馆一直是个边缘人物，除了每星期参加一次政治学习，几乎没什么事情可做。所谓政治学习，就是每周五上午集中读读文件，或读读报，大家闲扯一下，算是“政治学习”。其余时间，人们基本上是在家各干各的，实际上，文艺单位的人，都跟退休也没多少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经同学介绍，他跑到广东去下海闯荡。大概也就是一两年的时间，小陆从广东回来，气色就不同了。过去满是晦气的脸上，似乎云开雾散，晴朗多了。有人说，小陆现在开始扬眉吐气了。的确，当艺术馆的职工家家还用黑白电视机收看节目时，小陆已经用上了大彩电；不少人家还没冰箱时，他家已经有了进口冰箱；其它如收录机，录相机，新沙发等，当时都还是奢侈品时，他家已一应俱全。另外，在艺术馆安装私人住宅电话，他是第一家。有人和他开玩笑：“你现在享受高干待遇了！”

小陆笑笑，那意思好像在说，这种“待遇”可是靠自己赚钱买来的，不是哪个组织恩赐的。

那几年，毛泽东时代那套讲究出身成份，讲究是不是党团员，是不是积极分子和骨干等等，逐渐在人们的观念中开始淡化；而有没有钱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能不能找到钱，则成了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对于小陆来说，人们不再议论他那些所谓的“问题”，而谈的则是他到广东珠海怎么挣到了大钱。因为这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最近，听说他从南方回来了，我一直想去看看他。前天我要打个电话，当时街上还没有公用电话可打，便敲门走进小陆家。进门后，只见他正一个人在看电视。

小陆见了我很高兴，他给我倒了杯水，关了电视，等我打完电话，问我：

“昨晚的电视你看了吗？”

我说，不想看。他说，《血与火的考验》专题片又重新剪辑过了，而且连解说词都变了。说着他点上一只烟，抽了两口，接着说，原来李鹏接见王丹、吾尔开希的场面是板起面孔，杀气腾腾，对学生代表是居高临下的训斥；现在改成是他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来做工作，首先要求绝食学生去治疗，表现党和政府的关心……

我说，是啊，根据形势的需要，历史是可以任意剪裁的。

陆光华说，六四事件发生前后，他恰好是在珠海。那会儿，他几乎天天看电视，收的是香港电视台播的新闻节目。他说：

“在电视上我看到香港人对北京学潮的支持，那种热心程度，可以说是大大地超过了我们。有一天，是香港的歌星和影星为北京的学生运动募捐。从早晨十点，到晚上十点，这些歌星和影星轮流登台表演，个个热情洋溢，精神饱满，不顾疲劳。到晚上演出结束时，扩音器里传出大会主持人的请求，请求在场的观众把自己身旁的废纸和杂物随身带走。空场以后，电视镜头扫了一下全场：只见干干净净，连一块纸片和杂物都没有。终场时报了一下募捐到的款项数额，共计两千多万港币！可以说，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义演是在跑马场，来观看的人是陆陆续续来，陆陆续续走，可秩序非常好。

“还有，香港的出租车司机是在夜间举行游行示威。晚上香港市民已经回家，几千辆的士排成长龙，缓缓驶过新华社驻香港办事处，车到门口鸣笛，以示抗议，抗议北京政府，声援学生。的士从新华社驻港办事处门口过了几个小时，然后是中巴车……你想想，几千辆车排成长队，缓缓行驶，要多长时间？

“更令人感动的是，一些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走路摇摇晃晃，跌跟打斗的，也亲自参加募捐，亲自到新华分社门前去示威、抗议。有个卖菜卖肉的小贩，她的摊子旁边设个募捐箱，谁买她的货，就把钱投进募捐箱里，最后她把箱子里的钱全部交给募捐机构……

“原来我认为香港是个商业城市，人们只关心挣钱，不关心政治。这次把我的看法彻底改变了，我对香港人有了新的认识。”

“还有，”他接着讲，“香港新闻记者的敬业精神也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五月份，香港派到北京的记者，有不少就和学生一起吃，一起住，有什么情况，立即报道。让人感到特别真实，特别可信。不像我们国内，记者的文字稿也好，电视录相也好，还要经过层层审查，只播那些有利于共产党的东西。从香港电视新闻中，可以看到记者采访学生领袖的镜头。这些学生领袖都是一些很有水平的爱国青年，从他们的谈话里你可以感到，他们是一腔爱国热情，希望我们国家从专制社会走向民主社会，早日实现现代化。不然的话，怎么会连北京的武警、公安、卫戍部队的官兵也到天安门去声援学生？而且文化部和广电部的副部长也参加了游行示威。这说明一些高干也是支持学生的民主要求的。话说回来，香港派到北京的记者，当时进城的戒严部队受阻，这些记者纷纷步行赶到现场。你想，从南苑机场附近，到北京饭店，十几到二十公里，这么远，路上无法行车，他们徒步行走几个小时，赶回北京，把消息及时传到香港。这些记者，真是忠于职守，尽职尽责，他们这种敬业精神，也是令人佩服的！”

说到这里，陆光华喝了口水，歇了歇，接着又向我继续介绍他对香港电视的观感：

 “再有就是香港电视对中国政局的分析。电视台经常请一些专家学者开座谈会，让他们分析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现状。这些专家学者对中国上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动向，以及对时局演变的几种可能，分析得非常深刻，非常透辟。后来事件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些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我看了以后，觉得我们大陆上，无论是生活在北京也好，内地也好，可以说都像是蒙在鼓里，对好多情况都是一无所知。比如，我过去就不知道鲍彤是赵紫阳的秘书，看了香港电视以后才知道。至于王丹、柴玲这些学生领袖，也是通过香港电视才认识的，才了解他们的主张是什么。他们提出的消除腐败，惩治官倒，保障人权，保障新闻自由等等，这些都是顺民心合民意的。不然，学潮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规模？怎么会有这么多国内外的人士支持……”

谈完香港电视给他的观感以后，他又告诉我，戒严部队最近押解一批学运中的骨干分子到我省。这些人大都是本省考到北京的大学生。他说他弟弟在省劳改部门。他弟弟说，这些参加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在北京抓到后，匆匆审讯，草草判刑，多的是十几年，少的是五六年。判了之后，就分别押到全国各个省份，监禁起来。对这些所谓“政治犯”，一般是单独关，不准他们与其它关押的人犯接触。显然，是怕这些北京来的民主运动积极分子向狱中其他人透露北京学潮及六四镇压的真实情况……。

那些北京来的戒严部队官兵讲，北京老百姓，从大人到小孩，从男到女，几乎个个对戒严部队不友好，也可以说是敌视。在北京，戒严部队的官兵上街买东西，售货员对他们都是怒目而视，明明有的东西，也说没有；或者是一扭头，走了，不理你了。

另外，听说戒严部队的官兵，根本不能单独出去，特别是在晚上，弄不好就让北京人勒死丢到下水道里。而且有上千支枪流落在北京老百姓手里。夜深人静，偶尔可以听到枪响。北京的高干和他们的子女也不敢像往日那样，带着家属子女，坐着豪华轿车到外面兜风，他们怕怒火中烧的北京市民对他们下黑手。

还有，听说李鹏、杨尚昆等人近一两年也不能出国，因为外国有杀手在等他们。凡是镇压学生，镇压民主运动的头面人物，包括他们的子女，都有人要找他们算账。

小陆本来是极端厌恶政治，除了看小说，看录相，打牌，玩女人，几乎对其它一切都不再感兴趣。没想到，他今天却谈兴这么浓，而且谈了这么多自己的观感和见闻。

最后，他向我谈到出国的事。他说，他有个同学告诉他，现在外国对中国大陆要出国的人，已经放松了。而中国政府却卡得比过去紧了。过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办理签证的，只有一个人，现在增加到三个人。其它西方国家也像美国一样，出于对中国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情，放松了对中国人入境的限制。比如我这个同学想去奥地利，他是中央乐团拉小提琴的。现在去奥地利的条件是：只要你能在奥地利银行驻中国的办事处存够五千美元，你的专业又是人家所需要的，就不再要求有经济担保人，可以直接办理签证。我这个同学讲，维也那现有五十个乐团，可是仍然满足不了需要，观众看演出，要预先订票。另外，乐队演奏人员的报酬也比较高，仅排练时，每个小时就可以得到20美元的报酬。在音乐季节，乐团的收入相当可观，音乐季节一过，你可以到世界各地去工作挣钱。他说，在中国的艺术团体，吃大锅饭，饿不死，也富不了，一辈子无非是瞎混。

现在，搞艺术的人也很灰心，都想出去，不想再在国内干。搞音乐的，面对五线谱，专业上不存在太多的语言障碍。只是我们国家现在卡得很紧、很严。申请出国的人必须经过所在单位的审查，由单位领导填写“审查意见”，然后还要录音、录相，经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审批。过一道关，又一道关，一拖就是几个月，最后还不一定批准。

就这样，整整聊了一上午，直到他妻子提着菜，牵着刚会走路的孩子推门进来，我们才站起来分手。

                                                                                                                            （1989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