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千世界五彩人生
探索不尽的大千世界, 韵味无穷的五彩人生. 感悟于生活的原创。
1969年1月9日， 是五十年前我上山下乡的日子。那时我只有十五岁。
那是一个阴冷的冬日，飕飕寒风如刀般地刮着脸颊，天空不时飘下几朵细细的雪花。
早上，母亲一早起来，捅开火， 要为我准备早餐。我听到动静， 马上从床上跳起，对妈妈说：“妈，你不做， 让我来。我要走了， 让我再为你做顿饭。”我低着头说着最后两句话， 不让自己的声音发颤， 不让自己有眼泪。
妈妈连续几天都在说，下乡那天要和我一起去学校，要亲自目送我和其他同学前往深山插队。我一直对妈妈说：“妈妈，别去。送别会使你非常难过，不要去。”
此时， 妈妈又开口了：“我和你一起去学校， 送你走，”妈妈的声音开始发颤：“我要去，送我的毛毛走。”妈妈是那样坚强的人，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妈妈眼里含泪。
我不能让妈妈难过， 我在心里紧紧地咬着牙， 铁着心说：“妈妈， 到了学校没有地方呆， 大卡车不知道什么时候离校。 你在冷风里不知道会要站几个小时，冻出病来我会惦记。我过两个月就会回来。请你一定放心。”
我说服了妈妈，让弟弟和我一起用自行车驮着行李去了公共汽车站。然后坐车，自己扛着行李去了学校。
走进十中，一辆接一辆的军用绿色卡车排在校园里。 每辆车的车头挂着一朵大红花，卡车两侧贴着标语：“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上山下乡光荣！”“扎根农村干革命！”
我到班上集合。见到所有的同学都是穿得里三层外三层。棉袄，棉裤，棉鞋，棉帽子加上棉大衣。在零下摄氏十几度的冬天，我们要站在卡车上，顶着四到五个小时的凛烈寒风，才能到达县城， 然后还要走十几里山路。 在天黑之前走到我们被分配的山村。
记得前一天， 学校开了欢送我们六八届下乡的誓师大会， 学校当时的代理书记周庆云对全体学生说：“热烈庆祝68届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学校不发毕业证书，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就是毕业证书！”周书记的话刚落音， 台下的欢呼声和口号声响彻云天：“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
失学，没有毕业证书，被强迫离家到农村劳动，失去城镇户口，而且可能永无将户口迁回城的希望。当时的每位在场者不仅不为自己的悲惨命运哭泣， 还要激动地振臂高呼万岁，可见专制制度与时代洪流如何在吞噬着每个人的头脑，思维与胆量。在那个年代， 谁敢说反对上山下乡，就是现行反革命，是死罪。在枪顶着脖颈子的时代， 中国人选择了做阿谀奉承的奴隶。
学校大约在1968年12月开始动员68届下乡。做为“反动技术权威的狗崽子”，如果我不走，学校会找到父亲的单位。父亲已经被造反派关押了近两年多，如果造反派听说我不上山下乡， 会进一步毒打刁难父亲。 如果我不走， 弟弟也不会有升中学的机会。 我心中拿定了主意， 我走， 主动走；为父亲少挨打，为弟弟升学， 我甘愿做这个牺牲。我对妈妈说:” 我走, 我去农村.” 下决心走之后, 我从家里的户口本里拿下了我的一页，交给了学校并报名上山下乡。
交了户口， 我给父亲写了封信， 我告诉爸爸， 我要走了，去农村上山下乡。并问父亲能否在我走之前回家一次。在一月九号我离家去农村之前, 见他一面.
我把信发出去后的一个星期左右的一个傍晚, 我去工房区的公共水泵挑水. 当我小心翼翼地踩着冰水覆盖的泥土路, 担着两桶水朝家里走时, 听到身后传来快速的脚步声. 我因担心被冰滑倒, 减低了速度, 想让那快步行走的人先走. 当后面的人与我平行时, 我从肩膀处看了他一眼. 这个人穿着极其破旧，退色的蓝色中山装. 衣服上全是煤灰. 头顶一个破烂不堪的帽子. 他紧低着头, 驼背, 仿佛怕被人看到他的脸. 我突然看到他左臂挂着一个白布做的袖章, 上面写着”反动技术权威”. 在“反动技术权威” 的字上还打了个黑色的大叉。路人一眼就能看出, 这是一个当时挨整的人.
我沿着白袖章向上看去， 看到一副眼镜， 是爸爸！！！
一股热血冲上了我的胸口. 我低声, 但强有力的叫了出来:" 爸爸!”
爸爸没有想到他刚刚超过的人是我, 听到我的声音, 他惊恐地抬起了头. 我看到了那张消瘦。 疲倦，布满了皱纹, 犹如苍老了十年的脸, 和一双忧郁的眼睛. 爸爸看到我, 脸上露出了慈祥的微笑. 我明白, 他怕工房里的人看到他的白袖章. 爸爸这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到此时还是如此要脸面。我和父亲一起, 走回了我们在六排十六号, 那只有八个平方米的小屋.
中国有句古语：“树要皮， 人要脸。”意思是说， 人要是不知道要脸， 就得死去。 因为树没有了皮不能活。共产党是集天下侮辱人格手段之最的群体。伤害他人尊严与自尊心是共产党的拿手好戏。无中生有地给他人编造谎言， 造谣中伤，戴高帽整人，游街示众， 带白袖章. . . . . 在文革的岁月里， 如果你要脸， 那你就无法活下去。正是这七十年的不停歇与无止境的剥夺他人的尊严，造谣中伤。才使得民众对侮辱人格习以为常。其真正目的， 就是要把中国民众也顺化成不懂得廉耻，不自尊。
那是一个文革以来， 我们一家人少有的一个相团聚的夜晚。文革初期被抄家后， 我们被从英式洋房中赶出， 被强制搬到位于远郊的矿工工房区，一个只有八平方米的小屋子里。这一晚，有爸爸妈妈同在，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无比温馨的夜晚。爸爸问我和弟弟，为什么窗户上订满了木板，没有了玻璃， 我只好告诉爸爸， 院子里工人孩子欺侮我们两个孩子， 把玻璃全砸了。只好钉上木板。八平米的小屋从此永不见天日。
那一夜， 父亲在我们睡着后，让母亲看了他被打得乌青的身体和累累鞭痕。可是我当时不知道。
第二天一早， 父亲要回关押他的地方。我送爸爸走到2路公共汽车站。从工房区到2路车的终点站，只有十五分钟左右的路程。父亲再三嘱咐我自己在外一定要小心。 我也再三叮嘱爸爸， 一定要坚持到底。
文革教我懂得了什么是仇恨。望着爸爸那苍老的身影，望着爸爸那凄惨的面容。我心里再一次升起了仇恨。爸爸是这样一位道德品质高尚，做事兢兢业业的优秀工程师，如今，只因为他受过的高等教育而身陷囹圄，遭尽人身侮辱。我仰问苍天，为什么？？？！！！为什么？？？！！！
父亲被关押期间，被扣留了工资，家里所有银行存款被冻结。母亲几年后对我说：那年送你下乡走后，我手里没剩一分钱。 我不知道妈妈和弟弟是如何熬过剩下的二十多天，如何等到下个月母亲开工资的。每次想起来心里都是无限地痛楚。
大卡车开始启动， 学校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了激昂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 锣鼓开始敲得震天响，学校的团委干部开始领着高喊口号：
“上山下乡光荣！”
“扎根农村干革命！”. . . . . .
站在卡车两边的亲友家长们，有人开始流眼泪。每个人都清楚， 这一去， 可能是一辈子也回不到城市里了。我没有眼泪。一种感觉在告诉我，我没有让母亲来是对的。 妈妈如果在， 她会非常伤心。看到她养大的， 还未成年的女儿，这样被强送至深山，任何母亲都会伤心， 担忧。
下午两点左右， 大卡车开到县城。 生产大队的马车来接我们， 马车拉上行李， 我们自己走到村里。说是路，更确切地说是石头滩。 走到村里，妈妈给我买的那双新棉鞋，鞋底已经磨平。此县是大山区， 下午两点就没了太阳。一座座高耸的黑石山上寸草不生。一块块巨大狼牙怪石投下的阴影，犹如张牙舞爪的魔鬼，随时会俯冲下来吞噬我们。
一路上，想到受关押的父亲， 接受强制体力劳动又身患不治之症的母亲， 想到独自留在家里的只有13岁的弟弟。我的心一次一次地紧缩着。这周围的诸如魔鬼般的黑色群山，就如那世道，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2015年的一天， 中学微信群里的一位同学对我说：“你还记不记得， 咱们下乡时， 每天晚上冻得睡不着觉？”怎能不记得？那摄氏零下二十到三十度的大冬天， 房子的窗户根本没有玻璃， 只有满是窟窿的窗户纸， 墙缝大得可以看到屋外。水缸里的水都是冻的。鸡蛋都冻崩了。我们四五个人挤在一个炕上， 还是冻得睡不着觉。
今天，当我看到孩子一代十八岁时的盛装舞会Prom，我也想到自己曾经有过的十八岁豆蔻年华 ：十八岁的我光着脚踩在牛粪里清牛棚； 扛着一捆树枝， 走十几里山路，从山上背回村生火做饭；没有柴，没有油，没有粮食，煮一大锅红薯，全部扔到房顶上冻着。中午吃饭时， 爬上梯子， 从房顶拿下一个冻得硬邦邦的红薯， 啃着冰渣吃. . . . .
今天， 我所有小学，中学同班的女同学，下过乡的，没有一个没有腰椎病变的。
1971年的一天，我在上海火车站。一辆从上海发往黑龙江的列车即将开车。 每个车窗从里向外挤满了人头。站台上黑压压地一片，站满了送行的人。火车上坐的全是在黑龙江兵团的知青。回家探亲后，再回黑龙江。当年的一张火车票，是工人父母两个月的工资。知青这一去就将是每天十几个小时脸朝地背朝天，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地里干苦活; 在零下四十度的冰天雪地里， 面对暴风雪的生死未卜。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日夜高叫“扎根边疆“的日子里。 这些知青根本没有希望再回上海。每次离家都如生离死别。
车站发车的铃响了。所有柱子上的铃同时响了起来。 声音震耳欲聋， 高分贝的噪音使我产生了一种要呕吐的感觉。列车开始移动，车窗里伸出的几百双手与站台上的手紧紧地拉住不放。 突然，一阵凄惨的哭声铺天盖地而来。 那是撕心裂肺的哭叫声，那是绝望至极，怆地呼天的哭喊声，那是整个站台上几千人的恸哭。哭声是如此强大， 淹没了震耳的发车铃声. . . . . .
那一幕， 对我是如此震撼 . . . . . .
载着几百名上海知青的列车，只是两千万知青的一个缩影。那生离死别的痛苦，那因前途无望的压抑所爆发出的恸哭， 是当年两千万个知青及其家庭，内心无限绝望的真情流露。
"韶华不为少年留。 恨悠悠， 几时休？”
是谁毁了我们的青春年华？是谁今天还在恬不知耻地，想堵我们的嘴，想替我们说：“青春无悔？”如果是我自己当年选择放弃学业，扎根农村，啃带冰碴的红薯，住没有窗户的房子， 我自己可以说是否后悔。但是， 如果是别人关闭学校，剥夺我受教育的权利，强迫我去农村扎根，今天此人要掩盖当年毁掉两千万青年，整一代人青春的罪恶，想用受害者的嘴来说出；“青春无悔”，那是白日做梦。
谁再说“青春无悔” 就送他到大山沟里，那窗户纸满是窟窿的房子里，再去劳动，生活， 冻上十年！
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 我失去了人生中最富有朝气，积极向上的十年。
人生能有几个十年？人生能有几个青春？
生命可贵，人生只有一次， 失去的青春再也不会回来。
如果我有了那十年， 我会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两千万知青， 每人都有一篇血泪交织的记忆。在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年之际， 写下此文， 希望中华民族永远牢记文革的罪恶和民众在文革中遭受的劫难。希望中华民族牢记历史教训，永远不让文革重演，中华民族的子孙永远不再有“上山下乡”。
感谢评论。 你比我们这一代年龄小许多， 但却真正理解我们所经受的苦难； 心怀正义，实属难能可贵。
在那看不到任何希望与光明的日子里，逆流而上，咬紧牙关，持之以恒，才使我走到今天。无论过去， 今天或是将来，追求正义与真理的信念永远不会改变。
再一次谢谢！
感谢夸赞！
历尽生活艰辛， 但追求正义之心永远不会泯灭。
我父亲是历届政治运动的被批斗对象。父亲这一生的最佳年华被彻底摧毁废掉。我哥哥是70年出生的，由于我父亲的原因，我哥一出生我妈妈就担心他今后上山下乡的阴暗未来。幸好后来的中国走向了另外一条路。我虽然没经历过文革，可是我父亲的经历和思想深深影响了我。后来也陆续读了些相关的历史书。照理说我哥哥比我大，更应该受我父亲的影响，更应该知道文革对个人命运对中华民族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可是人家完全不是这样，50岁不到的人对毛贼的崇拜和怀念颇为真心。我简直无语。我哥也是大学毕业，某大型国企的总工程师。
再赞博主好文！多么有情有义，是非分明，坚强有力！
说青春无悔都是在学校时的政治小爬虫。提起那个魔头--毛贼，恨的牙痒痒。
更可憎的是被毛魔头及共匪祸害了一辈子的同龄人巨多毛粪子。真是不知道脑袋里进了多少粪水才能如此脑残。
卖糕的！知青上山下乡五十年了吗！暂不论城乡差别，当年真的是惶惶不安。学工学农，使出吃奶的力气，学做农活。尽管努力学运动，学音乐学外文做功课，插队兵团农场是头上乌云。幸亏有了高考读书才有目标。
姐姐说的好：是谁毁了我们的青春年华？是谁今天还在恬不知耻地，想堵我们的嘴，想替我们说：“青春无悔？”
历史是历史，现在说青春无悔的，与说还我青春的，当年就是扛着红旗和背着黑锅两类人，会有共识吗？彼此都无法改变对方。
五十年过去了，青春肯定回不来了，我觉得好好活在当下，更有意义。
谢谢分享你的故事。
北京知青去黑龙江和内蒙古还受不了当地的气候，何况来自江南的上海知青。可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从广东发配去大西北的几百名右派没有一个活着回来，最重要原因就是不习惯当地的严寒，再加上重体力劳动。
想起当年哄我们玩的都是男知青，女知青回来就躲在家里哭，可那时可能还不敢讲上山下乡不好的话。
面对无辜遭受的苦难和极大的不公，人真要首先学会控诉，而不是粉饰和自欺欺人，从这点说应向博主致敬！
回复 'Rosaline' 的评论 :
谢谢询问。
知识青年回城大潮大约是在1978年。 如果回城的知青找到一份工作， 我记得当时国家让把下乡年限计入工龄。我想， 那就是所谓国家给的补偿了吧。
大多数的知青是中小学文化程度。 虽然回城后有了工作， 接上了工龄， 但多数随后很早就成为下岗人员。 我的许多同学， 从四十五岁就下岗至今。
至于我们损坏的身体， 只能是自己承受。
感谢留言。感谢理解！ 感谢共鸣！你的留言使我流出了眼泪。
我替所有承受过下乡之苦的一代人谢谢你的留言。
对， 1966-1978， 中华大地是名副其实的无边界的劳改农场。被劳改的没有犯任何罪，他们只是共产党专制的牺牲品。
在文革历史被保护抹杀的今天。 同是知青的习近平， 他就是要掩盖知青历史，以保持中共的伟光正。
但历史不会改变。
以前一直觉得那种说什么青春无悔的人是不是得了斯德哥尔摩症了，我们胡同的知青说是没犯任何罪错就被迫流放兼劳动改造。
小时候我们这拨小萝卜头还有点崇拜这些大哥哥大姐姐的，觉得他们是去远方探险的准英雄，是电影¨青年一代¨里的有志有为青年，每次他们回来探亲都给我们带好多稀罕的山货，还讲那些神奇的经历和故事，那时回来一个知青，就有一圈崇拜的孩子围着听故事。
可后来他们回城后那种现实的窘境才渐渐失去光彩，现在不少人都身体生病，一个朋友的姐姐长期抑郁早早离世了；能奋斗出来的是家极少数。
还有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要求国家赔偿呢，即使他们耍赖不赔，也应提出要求，现在台上的就是两个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