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题“学霸与校花:闺蜜的秘密战争”是我从 ChatGPT 那里借来的点子。如果你因为它点了进来,那恭喜,你已成功掉进我和AI共同构筑的标题党陷阱。
事情要从去年过节说起。
我常发表小说的那个平台搞了个活动,让读者给出一句话,然后邀请作者续写成故事。我很荣幸被选中,花了两天两夜,绞尽脑汁,终于写出了这篇恶俗的小故事:
读者给的首句:当亲戚又一年催婚时,我突然情绪失控,将桌上的热茶泼到对方脸上。
我的续写:
我泼的不是别人,是我妈远房表姨的大儿媳,我的表舅妈,也是我表姐和发小牛瞳子的妈——一个打小看我不顺眼、嘴十分欠的女人。
八岁那年夏天,瞳子小叔、我的眉表舅一手牵一个,带我和瞳子去看他在县宾馆当领班的女友。
走在两边都是客房的过道里,我问他们:阿舅阿姐,你们可晓得哪个房间开了空调,哪个房间没开?
一大一小都摇头。
我把脚探到门下面,笑得颇为得意:喏,就这样。
眉表舅回家不知怎么吹的,反正他家人都夸我聪明,唯有瞳子妈来了句:十个矮子九个精。
这句话我耿耿于怀了二十多年。
其实,我本不是个暴躁的人,都是吃了八年高油高脂的美国饭,把脾气吃坏了。当然,也可能是每天削尖脑袋,为了项目上的某一微小改动,跟印度人和犹太人寸土不让地争,把脾气争坏了。
当初来硅谷干产品经理,是因为发现码农的天花板实在低,还要和斯坦福、MIT、乔治亚理工这些地方出来的脑瓜子拼。所以我及时做出职业调整,充分利用我二流码农的技术底子,往产品经理的方向干,本以为选择了一条康庄大道,没料到也是一条劣气十足的泥巴路,还得每天跟不同部门的人求或吵。
你就望瞳子的面子,也不能泼那杯水,还好水没那么烫,没真出什么事。妈心有余悸。
我心里一阵内疚,是啊,从小到大,瞳子对我都不赖。虽然我现在不怎么跟她联系了。
最后一次见面,还是我大四那年,她刚在新航干空姐,短暂停靠北京。是十一月里,我穿越京城的风沙,灰头土脸地赶去机场和她碰头。她请我吃了顿饭,送了我一套高档护肤品。知道我挤公交地铁来的,无论如何要出钱帮我打的回学校。那天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是那个妆发精致、身姿挺拔妖娆、穿着蓝色修身纱笼裙的小娘惹让我产生的自惭形秽依旧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后来她无数次停靠北京,还有几次是休假,专程在北京停留,为和我见面,我总借口学习忙、工作忙推掉。
不过呢,妈忽然又说,给她长长记性也好,这么多年,没少受那霸货的气!
我笑笑,没说什么。我知道,她这纯粹是自我安慰。她在表舅妈跟前做小伏低惯了,我就是哪天在硅谷混成第二个雪莉桑德伯格,她在表舅妈跟前也支棱不起来。
表舅妈的拽是有雄厚资本的。
拉近了说,五年前,比我大三个月的瞳子嫁了个在新加坡做生意的台湾富商,生了个大胖小子,在武吉士某一幢高档公寓里当起了全职太太,还入乡随俗地雇了个菲佣,每天用英语指导她刷碗、掸灰、掏马桶。哪像我,三十二了,一次正经的恋爱还没谈过。在美利坚这么奔放的国家呆了八年,也没能把处女膜破掉。
放远了说,表舅妈的公爹,我妈的表姨父,离休前是我们绣溪县粮食局局长,享受副县级待遇,住一幢有楼有院的大宅,还有自家盖的厕所。要知道,那可是九十年代初的江淮小城,县委大院里的人都跑公厕,连我这黄口小儿也得撕开两条短腿,在万丈深的水泥蹲坑上胆战心惊地排泄。他家竟然盖了自己的厕所!
但你要以为表舅妈攀上豪门,就大错特错了。
她也有个辉煌璀璨的出身。
她爹是吉林四平人,“北上南下”的干部,因为这个我没深究过的历史概念,南下到了我们绣溪县,离休前是我们县的组织部部长,不比当局长的亲家差。此外,她还有个我们这个县特别稀有的姓——那,据她自己说,祖上是那拉氏,和西太后沾亲带故的——对,就是那个一顿澡搓掉一百条毛巾的婆娘。
小学六年,我和妈一直租住着局长家大宅的一间屋。那屋原是表舅妈的婚房。后来,她和局长儿子的单位另分了两室一厅,便搬了出去。为了不让小叔子霸占旧婚房,便要出租,又不愿租给不相干的外人,就挑中看上去颇本分的我妈。彼时,我爸在上海打工,我在县生资门市部卖化肥的妈,带着我东家租到西家,居无定所。能在局长家求个略长远点的立身之处,受点荫蔽,再理想不过。
搬家那年我六岁。
看房那天,妈带我一起去的。后来我知道,她是怯场,带我去壮胆。
是个正午,阳光有些晃眼。
妈扣一扣衔在两只狰狞的兽嘴里的门环,然后立在两扇红漆大门前垂手恭候。那门有了点历史,不再新鲜欲滴,像近三十年后的我的记忆一样,细节斑驳,但仍完整厚重。
我们在烈日下站了好一会儿,一个胖老太太才出来开门。妈出了油汗的脸立刻堆出一个笑,喊她“表姨”。
正门进去,先看到一口压水井,然后是四四方方的大院子,院子四围有好多间屋子,有卧房、灶间、浴室,还有个摆了先人不苟言笑的遗照的大堂屋。最神奇的是,院子西面有株没见过的树,叶子像一把把长扇,后来我知道那叫芭蕉树。从妈和局长夫人的对话里,我听出我们未来的家,那拉氏的旧婚房,竟然就是芭蕉树边那间苹果绿的墙、粘了黑白格纹地板胶的屋,这让我时髦得一阵幸福。我们之前的墙都是朴素的四白落地——还是水泥地。
妈和她表姨在门口说话时,我站在芭蕉树下数屋子,忽然,西南角一间卧房里出来一个小姑娘,我不记得初见瞳子的印象了,因为我当时的注意力都在她手里挖了一半的冰淇淋上,还是很高级的“三色杯”。妈从不给我买。
她似乎捕捉到了我的渴望,因为她径直走了过来,把手里的小木勺递给我:喏。
我被这不假思索的善举惊喜了片刻,然后接过来挖了一口送嘴里,冰甜软糯。我满是蛀牙的嘴豁出一个笑:好吃。
她也乐了:那你就再吃几口呗。
我不客气地又挖了几勺,才还给她。局长夫人忽然喊:瞳宝不要吃了,不卫生,给妹妹吃。一会奶奶再带你去买个新的。
妈转过头,依然淌着油汗的脸上满是难堪,出来后直埋怨我给她丢人,还自言自语地吐槽:好好一间屋,非要花里胡哨的。在那里站一刻,头都晕了,只想吐。
很快,我们进了同一所小学同一个班,几乎天天一起放学,一起写作业,她总在爷爷奶奶这里吃了晚饭才回家。她家里对她寄予厚望,给她买了十万个为什么,还有许多文学名著,她从不翻,都是我替她看,然后添油加醋地把故事说给她听。我们还爱拿两把生锈的锅铲挖芭蕉树下的土,试图挖出一个“金银岛”。
也是一个夏日,局长一家走亲戚去了,我妈去站柜台,把我们托给眉表舅。他一个电话把领班女友喊来了,敷衍了我们两句,便躲进房里反锁了门,半天不出来。我撺掇瞳子从她奶奶的抽屉里翻出备用钥匙,打开门闯了进去,里面凌乱的情形让我们落荒而逃。
第二天,眉表舅给我们一人买了一只吊床,不知是讨好我们还是安抚我们。
傍晚,他帮我们把吊床的一头系在芭蕉树上,一头绑在我家屋子的窗杆上。我们躺上去,悠悠望着星空,不肯再下来,一定要在上面过夜。大人们拗不过,怕我们摔着冻着,拿薄被绳子,把我们裹成蚕宝宝。从此,我们常常在吊床上纳凉、睡觉。
若干年后,我考上北方一所重点大学,把我童年梦幻般的仲夏夜告诉一位北方的舍友,她一口咬定我在吹牛:又不是三亚鼓浪屿,小县城的高干,私家庭院,还芭蕉!她甚至认为,这种植物,只有热带才多见,只有许地山的南洋小说里才会有。
是真的呀,树身像菠萝皮。我辩解。
树身像菠萝皮的,那是棕榈树,更扯淡。北方人不跟我绕弯子。
那我记忆出现了偏差,但是肯定是芭蕉树。
她无情地笑。
是真的呀。我急赤白脸,差点没跟她翻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