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40年里,关于这个问题人们问起过无数次,我今天得空就多罗嗦几句。
首先说明,无论有什么社会和个人的突发事件,一个人的人生走向基本还是按照一定的命运规律线性前进的。
文革开始以来,对于一个孩童成长进步的基本游戏规则全部作废重新洗牌。上大学,招工的正常通道堵塞,糊里糊涂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是个啥东东没人知道。
1971年以后,普通人家的孩子如果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音,体,美“小三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天梯。万人涌向狭窄陡峭梯子,不吃点儿苦头,如何到达到目的?
我小学四年级开始练习小提琴和体育。一年多以后上了中学,我放弃了小提琴练习,专攻体育。
我中学班主任徐老师,大连某大学毕业的右派老师。由于我天资尚好,她认为我在她那个近70人的班里,学习上接受能力最好。因此徐老师非常器重我,希望我能成为她想象能成为的那种人(到底啥样人,我也不知道!)。
但是徐老师有一些怪癖,她不准许我一边跟校队训练比赛,一边正常跟班学习。每当我从学校运动队训练结束后回到班里自习时,她常常堵在教室门口,对我进行呵斥,挖苦。让我不胜其烦。
我父母试图与徐老师沟通无果。初中二年级第一学期,我无奈做出一个大胆决定,到市体校专练体育。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头。
三年的体校训练期间,我一共进入教室上课不足100次。一来没人管理,二来心理有些抵触,几乎完全放弃了文化学习。
1976年底, 我的处境尴尬极啦。我一方面获得了自治区青少年田径赛3项冠军,身体(专项)素质非常出色;另一方面,没有哪个部队军区,省体工队(省体校)有招收我的意向!
三个因素促成了我提前自愿到牧区插队落户,以求从长计议,另图发展。
1. 我回到原来的中学和徐老师商议重回班里跟班学习的可能性。徐老师操着浓重的大连口音训斥道 “你祚死么!祚了3年的死,还有脸回来?”。回原中学的路也不通了。
2. 我家兄弟仨人,大哥选择了留城(在一家工厂当锅炉工),二哥已经在农村插队落户。根据当年政策,我能在城里留下来的可能微乎其微,一,两年后也还是要去农村插队。
3. 刚从体校回来无所事事,有几个年长的好汉来结识我交朋友,父母担心我和这些人厮混,放出几句“狠话”,使我感到有些委屈和难过。
自己默默地思考了几天,决定去牧区插队落户。我向父亲说明意愿,并请求他的批准和支持。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星期二。我父亲说,你再仔细考虑一下,我们星期六晚上谈吧。那4天对我来说无比漫长。到了星期六,父亲见我意志坚定,提出插队的理由也符合个人实际,逐答应了我的请求。差不多2周以后,我就睡在了牧区的土炕上啦。
临行前,我父亲送我一句话:“抗战用了8年,你也要做好长期滞留乡下的艰苦准备!”
我到牧区那天是16岁半另2天。没有想到的是,仅仅15个月后就考上了大学(77级),结束了那段难忘的生活。。。感恩/感谢好时代,改革开放的春天!
最后交代一下我的原生班级和徐老师。我们班有近70名同学,只有我一人考上了77级大学。后来有两名同学通过有效的补习,考上了78级大学。
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徐老师向她的学生们承认,当年自己情绪上有些不稳特定(bipolar ?)。一名中学老师对学生的前途影响还是巨大的。比如,我大哥,二哥的班主任老师都是难得一见的好老师。
要不是76年命运的转折,中国跟北朝鲜一样,我们都在农村某地养猪刨地。
“alsoRun"这个网名,我好像前些年在【华夏文摘】网站上见过,不知道是不是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