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国共对日作战行动及组织与军事能力评述（五）武汉会战

上一篇徐州会战中已经做了铺垫，接下来自然是武汉会战。先自我检讨一下，在系列第一篇中曾说到淞沪会战是“抗日战争期间规模最大、伤亡人数最多的一场战役”，这个表述并不准确。无论从所跨地域、持续时间还是投入兵力来看，规模最大的都应该是44年的豫湘桂会战，其次应该是武汉会战。淞沪会战只能说是抗战期间的第一次大型会战，而且影响更大。同时考虑到双方在淞沪弹丸之地投入陆海空三军的数量和质量，战斗也更为惨烈。还有要抱歉的是更新有点慢，一是业余时间有限，而且还要写些其它时效性强的东西。更主要的是为最大限度还原史实，要反复查阅比对各方资料，所谓魔鬼藏在细节中，很多大家平时耳熟能详的内容较真起来仍大有学问，这些都是十分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东西。比如下面那张38年日军兵力分布图，虽然只能算个背景信息，但也要逐一核对日方每一个师团的详细记录再画出来的，光这就用了三四个小时。顺便吐个槽，由一系列大小战役组成的武汉会战内容实在是太多了，不过相信多数朋友如果肯耐着性子看完下文的话还是会觉得对得起这段时间的等待的。对于关注这个系列的朋友，我会尽量控制更新的节奏，更重要的是，保证不会太监。

前奏

言归正传，话说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虽然陪都远在重庆，但大量政府机关、军事机构、难民、物资一时之间皆云集南京与重庆之间的武汉，平汉、粤汉铁路在此贯通南北（京广线前身），长江经此连通东西，这里俨然成为了整个中国抗战的中心，自然也是日军下一步进攻的主要目标。

 

因为淞沪会战的缘故，38年初日军主力更多集中于华东地区。由于在打通津浦线以连通南北战场的过程中徐州地区意外出现的国军重兵集团，华中日军抽调部分兵力北上配合徐州会战。如前篇所述，1938年5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徐州地区国军突围；5月19日徐州沦陷；6月9日黄河花园口决堤，日军暂停追击，调整部署。详见前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a1d1094e0101r2q5.html 或http://bbs.tianya.cn/post-no05-316760-1.shtml

如果回顾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的历次重大战役，不难发现日军几乎每一次都是利用机动优势以精锐部队迂回大纵深包抄国军取得胜利。徐州会战后期，日军原计划以徐州地区主力分别沿淮河流域和陇海线向西，夺取郑州后沿平汉线南下绕开大别山区进攻武汉北面和西北，同时另一部由南京方向沿长江西进会师武汉，利用速度优势将由徐州撤退的国军主力围歼在武汉以东地区。然而花园口决堤后河南东部和安徽北部地区成为一片泽国，不仅继续攻占郑州变得十分困难，整个淮河以北的平原地区短时期内都不再适合大部队作战，为此日军不得不修改计划，将主力集中在淮河以南至长江之间狭小的大别山区向武汉正面推进。可以说，从战役角度上来说，徐州会战耗费了日军5个月左右的时间，双方伤亡比例还算可以接受，多数国军部队又都成建制地撤出了战场，比淞沪情况要好很多。但如果没有花园口决堤这一以数十万生灵为代价的行动，日军将一路尾随国军败兵，而武汉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南京。

尽管战争爆发以来一路凯歌，但日本人自己也承认，几场大战尤其是淞沪、徐州两战，都打得比较惨烈，消灭国军主力的目标也始终未能实现。兵力方面，武汉会战时，日军已在战争爆发时的17个常备师团基础上新建了17个特设师团，但兵力仍显捉襟见肘，本土仅剩两个师团留守。具体分布见下图：
 

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一直在寻求通过一场决定性的会战迫使中国政府投降从而结束战争。其实日美太平洋战争、拿破仑希特勒侵俄时的终战目标也十分相似。自民族国家概念形成以来，征服一个民族变得愈发困难。尤其在这种以小搏大的侵略战争中，如果你不能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来结束战争，那么不论你在战场上取得多少一时的胜利，最终都是毫无意义的。日本人在上海、在南京、在徐州都没能实现这一目的。现在，他们希望通过占领武汉和广州、控制所有关键地区来达到目的。6月18日，日军大本营命令各部开始准备武汉作战。为发动武汉会战，日军重新划分编制，将两个军九个师团约25万人划归华中派遣军（日称中支那派遣军），由畑俊六统一指挥进攻武汉。具体编制为：

虽然夺取郑州沿平汉线南下的夹击路线已成泡影，日军还是尽力贯彻其宗旨，大迂回不成就改小迂回。根据修改后的方案，第11军由南京方向沿长江西进武汉，第2军则通过淮河以南、大别山以北地区向西直取信阳，再由信阳南下回到沿平汉线夹击武汉的方案上来。虽然大的方针没变，但这样一来作战地域就狭小了很多，还由淮河平原变成了大别山区。不仅如此，主攻方向也由北线转移到了南线长江流域，使国军更容易利用地形集中兵力进行堵截。回想一战德国小毛奇也是将施里芬计划的大迂回改为小迂回并减少了主攻方向的兵力，最后导致了悲剧性的结果。战场之上，成败往往只在毫厘之间。当然，畑俊六在武汉最终还是没有克鲁克在巴黎那么悲剧，这是后话。
 
国民政府方面，早在南京失守后就开始筹划保卫武汉，而双方空军也早于地面战场几个月便在武汉上空开始了殊死搏杀。中国原有空军在淞沪会战中几乎全军覆没，从37年底才依靠苏联空军志愿队和苏制战机得到有效补充，开始在武汉迎击日机空袭，其中中方主要记录的分别有2月18日、4月29日、5月31日三次规模较大的空战，5月19日甚至还以两架轻型轰炸机长途奔袭日本本土空投了传单。考虑到空中战场对战局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这里也就不再详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单看相关资料。

徐州会战结束后，根据最新形势和此前几战的教训，国军决定充分利用大别山区的地形，将主力集中在外围分别堵截两路日军，避免大军再度受到合围。其中第五战区李宗仁（因病由白崇禧代理）指挥23个军52个师防守江北；第九战区陈诚指挥27个军65个师防守江南；第一战区程潜所部在郑州一带防止日军从北面包抄；第三战区顾祝同负责在南昌以东地区防止日军从鄱阳湖以南包抄。其中负责主要作战的第五和第九战区部队共计50个军117个师110万人左右。受战场条件所限，这次日本人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长江烽火

徐州沦陷后，日军在南线即开始为进军武汉进行准备。1938年6月1日，日军第6师团由合肥出发，南下江防重镇安庆。防守安庆的川军杨森以第20军133师等部向庐江方向防御日军第6师团，134师沿江防御南京日军。1938年6月12日，日军波田支队（即台湾守备队，下辖2个步兵联队1个山炮联队）由第三舰队护送逆江而上在安庆附近登陆，同日攻占安庆。整个武汉会战期间，日军在长江沿线将不断使用这种类似后来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蛙跳战术，即利用海军运送部队绕过国军部队登陆。几天后第6师团与川军一路激战，从陆路进占安庆西北的潜山县，武汉会战由此拉开序幕。

6月22日，日军波田支队乘船继续逆江西进，在安庆至九江之间的马当受阻。按照德国顾问的建议，河道狭窄的马当已被打造为沉船、水雷、炮台相结合的江防要塞，由第16军、海军江防总队和陆战队共同守卫。日军激战两日无法突破江上水道，于24日清晨趁守军疏忽在马当东面不远处的香口突然登陆后由陆路向要塞核心阵地长山发起进攻。回想昔日的旅顺、克里米亚，这些海防无敌要塞最终都是被从陆地上攻破的。

战至6月26日，日军施放毒气、水陆并进，一举攻占马当要塞。作为武汉门户的马当要塞只守了5天，令人无法接受。在蒋委员长的死命令下，第16军在援军第167师和49军的配合下于27日反攻要塞。由于没有了要塞炮台的掩护，日军得以于29日炸开江上封锁线，乘船溯江而上至国军后方的彭泽再次登陆，中国军队被迫放弃反攻后撤。事后第16军军长李蕴珩因疏于防范撤职，167师师长薛蔚英因增援迟缓致要塞失陷而枪决，成为继不久前兰封战役失守兰封的88师师长龙慕韩后又一名被枪毙的黄埔一期毕业生。


7月1日，日军波田支队继续沿江攻向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处的湖口，与九江隔湖相望，也宣告从安庆到武汉的路程已经完成了足足三分之一。守卫湖口的国军第43、73军与日军激战至7月4日，日军在第106师团的增援下，再次施放毒气，一举攻占湖口。

说起来，日本军队天天宣扬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动不动就玩敢死队，又是刺刀又是神风的，好像很勇敢很Man的样子。可另一方面，侵华战争历次战役中屡屡打到明刀明枪搞不定的时候就玩毒气这种下三滥的东西。战场上很多时候成败都在瞬息毫厘之间，一次规模不大的毒气战带来的突破很可能就能决定一场几十万人大战的成败。从这个角度来说，实在是蛮无耻的。虽说兵不厌诈，但当了这个婊子，还要整天挂个牌坊在嘴上，就太恶心人了。

回到正题，前面三分之一的路程日军基本靠一个波田支队就打通了，但从九江开始就是国军武汉会战的南线防御重心了。九江不仅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乃昔日太平军大败曾国藩之处，南郊的庐山更是蒋委员长发表著名抗日讲话的地方。占领湖口后，日军第11军其它各部开始陆续向湖口集结。国军方面，第九战区第二兵团张发奎奉命坐镇九江，负责九江及九江以西至阳新一带的长江南岸防务；第九战区第一兵团薛岳负责九江以南至南昌的南浔线及其以西地区防务。

7月23日，还是波田支队，在当天凌晨1点借着雨夜的掩护乘船横渡鄱阳湖，在九江东南方的姑塘镇强行登陆，与守军预11师在滩头激战，同时以炮火封锁国军后方增援通路。九江临江面湖，无海空军支援的情况下守军基本只有挨打的份。其实后来的诺曼底登陆和太平洋战场上的一系列岛屿争夺战也都会证明，现代战争条件下的抗登陆作战中，当进攻方拥有绝对优势的海空火力时，防守方只有两条路可选：一是在能预判对手主攻方向且有要塞等坚固既设阵地可以依托的情况下，将重兵集团直接押注在滩头阵地；二就是以上条件不具备时应直接将主力配置到内陆纵深有利地形以最大限度减小对手火力优势。否则按照传统的掌握大量机动预备队增援一线阵地的陆战防御策略，只会将部队消耗在无意义的运动之中。九江的情况明显不具备第一种条件，而蒋委员长又再次发扬了每到关键时刻亲自指挥的“光荣传统”，否决了张发奎将主力配置在二线阵地的防御方案，第70军等大批援军只能顶着日军猛烈的海陆空炮火前仆后继地向滩头阵地反攻，上演迷你版淞沪会战第二季。24日，日军第106师团在姑塘后续登陆，巩固滩头阵地后开始向外发展攻势。25日，日军舰从长江方向突入九江码头，海军陆战队直接攻入市区，与李汉魂第64军展开巷战，守军除总预备队第4军外已无兵可调。当天晚间，第九战区决定放弃九江，第二兵团部队向西南金官桥一带的二线阵地撤退，九江于次日沦陷。由于手握4个军对抗日军不到两个师团，却只守了三天，且未使用嫡系第4军被视为保存实力，九江一战后张发奎被解除指挥权调回武汉，所属九江一带的部队划归第一兵团薛岳指挥。
 

同一时间的长江北岸，为配合对九江发动的进攻，集结于安庆以西潜山县的日军第6师团于7月24日出发，以今村支队（第11旅团）为先锋，沿长江向西南方向前进。在长江北岸山林沼泽中独自苦悲前行的第6师团远没有南岸波田支队一路乘船游江那般惬意，早前由于爆发疟疾在潜山休整了一个月，结果这次刚出发两天，就从北面大别山里钻出来个第五战区李品仙第四兵团对日军侧后发起全面进攻，并攻击了潜山的日军后路。第6师团面对国军几个军前后夹击，险些就步了第10师团台儿庄的后尘。激战3天后，双方均损失惨重，白崇禧下令放弃围攻撤退，日军趁机迅速调整部署，以牛岛支队（第36旅团）接替被打残的今村支队为先锋，全力击退正面由韦云淞率领的桂系第31军和西北军刘汝明第68军，于8月2日攻占了九江对面的黄梅县，进入湖北地界，并与由小池口登陆北上的日军实现会师。由于沿路战损严重、疫病流行、补给困难，第6师团被迫在黄梅县停下再度休整1个月，同时由海军水运补给增援。

日军攻占九江的同时城中爆发霍乱，受到影响的日军一度不得不短暂休整忙于防疫。冈村宁次于8月3日率第11军司令部入驻九江，开始部署下一个阶段的作战行动。

万家岭大捷

从九江开始，日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波田支队与随后赶到的第9师团向西进攻瑞昌；另一路106师团沿南浔线向南昌方向进攻，以掩护西进的日军主力侧翼。

8月中旬开始西进的日军波田支队与第9师团第6旅团为主的丸山支队从北、东两个方向夹击，击败守军孙桐萱第3集团军（原韩复榘所部），于8月24日攻占瑞昌。

南面第106师团于8月3日对退守九江西南金官桥一带二线山地阵地的国军发动进攻。首当其冲的李觉第70军原有两个师，其中128师由于早前九江作战不力，已被取消番号，只剩湘军精锐第19师。哀兵必胜，第19师借地形死战以雪前耻，日军两个联队打到8月10日，113联队长田中圣道战死，145联队长市川洋造重伤，参战部队小队长和中队长基本死了一个遍，大队长战死一半，毒气也用上了，最后还是被迫停止进攻。国军方面第19师基本打光，由李汉魂第64军接防。

8月21日日军第101师团从湖口度过鄱阳湖增援第106师团，突破王敬久第25军防线占领姑塘南面的星子县。

8月22日日军大本营正式下达攻占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的作战命令，同时要求部队在占领武汉后南进至岳阳、通城一带建立防线，各路日军再次开始行动起来。金官桥之战后休整两周的日军第106师团会同第101师团向南浔线重镇德安方向发起进攻，与国军欧震第4军、俞济时第74军、叶肇第66军、王敬久第25军等部在德安以北的庐山地区陷入鏖战。

前面说到九江以西的瑞昌于8月24日沦陷，但所有人都没想到第9师团丸山支队在这之后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向东南方向穿越岷山直插南浔线国军的侧后，俞济时第74军力战不敌，9月3日，丸山支队与第106师团会师德安北面不远处的马回岭，国军被迫后撤到马回岭南面的乌石门和东面的隘口镇设防。此后丸山支队返回瑞昌前线会同波田支队继续向西进攻阳新，106师团在马回岭停下休整，101师团则对防守隘口镇的国军第66军、29军、25军发起攻击。

由于南浔线日军作战兵力明显不足，8月30日第27师团也终于由南京水运至九江登陆，向德安西面的箬溪进攻，与第101、106师团形成三路并进之势。至9月底，第101师团伤亡惨重，无法突破隘口镇国军防线，师团长伊东政喜重伤，下属101联队长饭冢国五郎战死，被迫停止进攻。

截止到9月下旬，南浔线27、106、101师团3路日军的进展都十分缓慢而代价沉重，要说11军司令冈村宁次的功底还是蛮深厚的，他敏锐地察觉到德安以西、瑞（昌）武（宁）路以东的万家岭地区是国军防御真空，遂命令德安正面的106师团向西南通过万家岭地区绕过德安直插国军防线侧后，第101师团从正面攻击策应。
 

9月25日，第106师团开始行动，主力陆续进入万家岭地区，不过被薛岳及时发现，原本在马回岭一带与106师团对峙的国军第4、66、74军等部顺势断其退路，同时调集重兵围攻。

10月4日，冈村宁次紧急命令第106师团和第27师团向彼此靠拢接应。屋漏偏逢连夜雨，第106师团进山时为方便隐蔽穿插，采取化整为零、分头行动的方法，得到撤退命令后又因地图问题而迷路，几支部队在万家岭群山中被国军分割包围，只能靠空投方式勉强获得补给。

国军于10月7日对第106师团发起总攻，其中第74军51师153旅张灵甫率部夺占制高点张古山。激战3天，第106师团全线崩溃，残兵大部龟缩在雷鸣鼓刘村的师团司令部附近。为给“双十”节献礼，国军宣布战斗于10日结束，全歼日军第106师团，史称“万家岭大捷”。事实上战斗一直持续到13日，第106师团被围攻两周之久，补给断绝，尸横遍野，一度被攻到距师团司令部百米之处，但始终维持着最后的阵地，虽只是第6师团一个联队为基干扩编而成的特设师团，仍可见其彪悍顽强的作风。由于西面第27师团、东面第101师团和急调来的华中派遣军直辖铃木支队（第15师团54联队）援军逼近，考虑到已给日军第106师团重大打击，国军本身也损失惨重，全歼无望，薛岳于13日撤围调整部署，10月17日铃木支队与第106师团残部会合。

战果方面，日军106师团无疑损失惨重，不得不休整补充将近半年，直到第二年3月南昌会战才再上战场，南昌的沦陷也推迟数月之久。遗憾的是，和台儿庄类似，国军最终还是与全歼日军失之交臂。战场上，全歼和未能全歼表面上差的只是最后一口气而已，但由于数量巨大的伤员、失散部队等因素以及日军超强的组织和补充能力，只要没能全歼，一只伤亡巨大的部队往往很快又能再度恢复起来。想想孟良崮战役后粟裕打扫战场时不就从山沟里搜出几千人的国军来嘛，所以老毛才说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还是十分有道理的。万家岭之战最终给日军第106师团造成的实际减员只有万人左右，这点从日军虽然大中小队长死了一大把，但联队长级别的阵亡为零也可见一斑。为让战果更好看些，通常国军方面在统计万家岭大捷的战果时，会把两个月前106师团在金官桥一带的损失也计算在内，毕竟那里还贡献了日军武汉会战联队长级别的“一血”。当然，因为是同一支部队在同一个方向上的损失，这也算不上什么大的瑕疵，各位了解即可。另一方面，由于国军同样伤亡惨重，德安仍然于10月28日沦陷。对国军来说万家岭大捷似乎上演了武汉会战中最闪耀的一幕，也使薛岳与张灵甫等人一战成名。然而，对于日军乃至整个武汉会战来说，这其实只能算是个“支线剧情“。

要塞田家镇

时间回到万家岭之战前的8月底，鉴于长江南岸的日军自攻占九江以来进展缓慢，第11军司令部又想起了长江北岸几乎被遗忘的稻叶四郎和他那已经休整了一个月的第6师团，决定在这里打开局面。由于持续受到北面大别山国军的侧击，为集中有限的兵力用于进攻，第6师团完全放弃了由潜山至黄梅的陆上补给线，将部队向黄梅一带收缩，改由海军通过小池口向黄梅提供补给。李品仙第4兵团趁机以第48军等部于8月28日起从侧面对潜山、宿松、黄梅一线日军发起全面反击，在未遇有效抵抗的情况下迅速将日军第6师团包围在黄梅地区。

8月30日，完成收缩的日军根据命令对黄梅以西20公里处的广济发起猛攻，今村支队和牛岛支队双路并进，目标直指长江北岸要塞田家镇，国军全面转入守势。国军以第26军、31军、84军、86军、28军团等部在黄梅至广济间做多线纵深防御，同时以第48军、67军等部不断从北面大别山向南侧击日军。

日军在火炮、空军、毒气的掩护下进行连续突击，9月4日五峰山失守。战至9月5日，国军因损失惨重而主动撤退，日军牛岛支队在第二天攻入广济，田家镇门户大开。

田家镇地处九江上游65公里，武汉下游150公里的长江北岸，与南岸的半壁山和富池口夹江而立，周围丘陵湖沼环绕，在武汉保卫战中的意义和攻取难度都更甚马当要塞，由第五战区李延年奉命率第9师、第57师两个师防守。由于轻敌，加上侧后持续受到国军来自北面的反击，日军第6师团以整个牛岛支队和今村支队的一半向北防御广济至黄梅一线的补给线，只派今村支队第13联队携带一个星期的补给，于9月15日独自踏上了广济至田家镇40公里的山路。

长江南岸日军主力在南浔线同薛岳激战的同时，开路先锋波田支队继续向西，会同海军土师喜太郎的第5特别陆战队（等同一个大队），于9月14日攻占瑞昌西北临江的码头镇，隔江炮击田家镇下游的武穴镇，同时掩护海军扫除江面水雷。

9月16日清晨，海军续木祯贰的第4特别陆战队在武穴东侧的吴村登陆，守卫武穴的国军57师337团于当日晚间撤退，撤退前炸毁了城东的长江堤坝，在田家镇以东地区形成大片洪水，迟滞了日军的进攻。当然，这次决堤的影响要比黄河花园口那次小得多。

话说第6师团今村支队上来直接毒气开路，杀入守军第9师在田家镇东北山区的阵地，然而激战不久就遭到第五战区援军肖之楚第26军和何知重第86军从侧后发起的围攻。第6师团于20、21日两天先后抽调两个大队南下支援，同时向包围圈中的今村支队空投物资。战斗到23日，在今村支队和第6师团援军的前后夹击下，国军第26军和第86军先后被打垮，两股日军会师铁石墩，国军第4兵团不得不再度派遣48军174师南下增援。

由于防守江对岸富池口要塞的第18师师长临阵脱逃，波田支队于24日攻占富池口，第3舰队第11战队随后驶抵田家镇江面炮击要塞。26日，第5特别陆战队在武穴镇以西登陆增援早前占领武穴的第4特别陆战队。

在日本海军舰队、海军特别陆战队和今村支队从南、东、北三个方向的围攻下，守军于9月29日奉命撤退，号称“难攻不落”的田家镇要塞沦陷。顺带说一句，这个时候，第106师团主力刚刚钻入万家岭的群山之中。

迟来的右翼

前面几千字出去了，有一支关键的日军还迟迟没有登场，那就是计划在淮河以南、大别山以北地区发起进攻的右翼第2军四个师团。

由于受大片黄泛区的影响，加上津浦线蚌埠铁路大桥被洪水冲毁，武汉会战前期北线日军第2军的集结产生了很大困难，结束徐州会战的第10师团和结束兰封会战的第16师团不得不长途步行绕过黄泛区至合肥一带与第13师团会合。第2军行动的延误使由徐州撤退的第五战区部队得以从容布防，同时也间接导致长江北岸孤军深入的第6师团一度遭到第五战区国军的围攻。

8月22日日军大本营正式下达攻占武汉的作战命令之后，第2军终于开始行动。以合肥为基地，兵分两路，第10师团向西进攻六安，第13师团向西南进攻霍山。此时，第16师团还在行军前往合肥的路上，而由于日军有限的水运能力不得不优先保证第11军在长江沿岸的作战行动，守备南京的第3师团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起运。

由于国军已经提前破坏了前线所有道路，日军进展缓慢，直到8月28、29日才分别突破国军第51军和77军的防线攻占六安和霍山。

此后两路日军齐刷刷转向西北，分别攻向固始和商城。按照计划，南路第13、16师团应在攻占商城后转向西南，穿越大别山直接攻击武汉；北路第10、3师团则在攻占固始后转向正西，经潢川、罗山攻占平汉线重镇信阳，然后沿平汉线南攻武汉。
 
先说南路第13师团，攻占霍山后马上向商城进发，结果在路上的富金山高地遇到守军东北军第51军114师和中央军宋希濂第71军36师、88师。看过前几篇的可能还记得，36、88师都是抗战前建立的第一批德械师，虽然几场大战下来不断损失和补充新丁，但仍非一般杂牌部队可比。第13师团本身也是新恢复的特设师团，战斗力不强，加上疫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问题，屡攻不克，一直等到9月中旬历尽千辛万苦的第16师团从后面跟上来，损失巨大的国军被迫后撤，才于9月16日进占商城。然而，这才仅仅是第13、16师团苦难行军的开始，因为从商城开始，他们转向西南方，一头扎进大别山，向对面的麻城挺进，而孙连仲的第3兵团第2集团军下辖的第71军、30军、42军早已在山中严阵以待。于是，第13、16师团这一个猛子下去，就是一个多月，等他们10月25日蓬头垢面地冲出大山、攻占麻城之时，国军早已放弃武汉开始撤退了。

最后来看北路，即整个日军武汉会战的最右翼、徐州会战的老熟人第10师团，只是已不再姓矶谷了。由新师团长筱冢义男率领的第10师团从六安出发，9月6日攻占固始后向西，在潢川遇到了张自忠的第59军。尽管徐州会战中已经损失惨重，但为尽量拖延日军时间，同时防止日军包抄，张自忠还是将第59军做4线配置。结果日本人在大量使用毒气的情况下，一直打到十几天后潢川后方的罗山受到攻击，59军奉命撤退，才在9月19日攻占潢川，并于21日攻占了45军防守的罗山。同日，姗姗来迟的日军第3师团终于在潢川追上了第10师团。

和其它几条战线不同的是，从六安到信阳这一路基本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占领罗山后日军第10、第3师团兵分三路向西，对面的胡宗南第17军团也一度甩开膀子和日军对攻了一番。当然，论实力明显还是日军重装师团更胜，所以当日军齐装满员的第3师团全军压上后不久，第17军团开始撤退。日军于10月12日攻占平汉线重镇信阳。为了保存实力，弃守信阳后胡宗南拒绝了第五战区李宗仁（此时已病愈复归）的命令，没有向南撤退沿平汉线设防，而是直接向西退出战区，使武汉北面门户大开，日军第10、第3师团得以由信阳沿平汉线南下直指武汉。

武汉沦陷

为争夺头功，受到第11军司令部不断催促的日军第6师团，在田家镇获得3000人的补充和石原支队（116师团4个步兵大队）的支援之后，于10月18日以全军向广济西北方向突击，目标是抢先攻占武汉，并与第2军南下部队会合，将大别山中的李品仙第4兵团和孙连仲第3兵团包围消灭。

田家镇战役和万家岭战役结束后，长江南岸的日军也全力向前，波田支队在华中派遣军直辖高品支队（第15师团第60联队）和海军陆战队的支援下继续充当先锋，第9、第27师团紧随其后，先后击败国军第6、54、75、98军等部，10月18日攻占阳新，10月22日攻占鄂城，一路基本未再遇国军有效抵抗，沿途追击败兵向武汉前进。第9、第27师团由阳新转向西南，直扑大本营早前命令规定的武汉以南的岳阳、通城截断国军退路。

由于日军三面迫近武汉城下，已无险无兵可守，同时10月21日广州的沦陷使粤汉铁路重要性骤降，勉强再打下去已毫无意义。10月2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下达撤退命令，蒋介石夫妇乘机飞离武汉。10月25日，第6师团由北面攻入汉口。26日，波田支队由东面攻入武昌。27日，高品支队攻入汉阳，武汉三镇完全沦陷。11月11、12日，日军第27、第9师团分别攻占通城和岳阳，实现会战目标，武汉会战宣告结束。

 
会战回顾

武汉会战中日双方共投入兵力近150万，地跨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河南五省，鏖战五个月。从日方角度来讲，由于国军伤亡约40万人，达到了所谓捕捉国军主力进行决战的目的，同时武汉等主要目标也顺利攻占，这么说起来的话，称其为一场胜利似乎不算为过。但从战略角度来看，日军此役投入了几乎可以使用的全部机动兵力，付出了伤亡10万人左右的巨大代价，虽然战果也不小，却没能如希望的结束战争，反而将战线进一步拉长，尤其是中日战场逐步由平原地区转移到华中丘陵湖泊地带，日军优势减弱的同时兵力不足问题更加凸显，集中足够兵力实现突破变得愈发困难，整个战局渐渐拖入相持局面。

中国方面，经过一年多的战争，东部经济和工业发达地区基本丢失殆尽，虽然部分工厂、企业、人员得以内迁，但对整个国家战争潜力的打击仍是十分巨大的。所谓空间换时间的指导思想，前提是空间换来的时间可以得到双方实力此消彼长的效果，而多数情况下双方实力的差距往往会随着空间的损失而不断加大而非缩小，这就会使这种策略的意义大打折扣。事实上抗战中期，国民政府无论人力还是物力，都几乎到达极限，大批的“娃娃兵”走上战场便是一个典型的缩影，大批成年士兵也严重营养不良。在这方面，在沦陷区发展的共军兵源情况甚至还要好些。在日本人的不断外交努力下，武汉会战开始不久的1938年7月8日，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登船离开中国，宣告德国顾问团在中国的活动和德中军事合作彻底结束，给中国长期抗战的前景多少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幸运的是，1941年12月8日，从全面抗战爆发算起，用宝贵空间换来4年半时间后，终于等到了美国对日宣战这一决定性的实力逆转。
 

看了最前面的日军兵力分布图，有人会问，既然兵力不足一直是困扰日本人的难题，为什么关东军不在1938年举兵南下？这就要从东北说起，中国东北很久以来一直是苏联觊觎的势力范围，从1904年日俄战争开始双方在这里的争斗就没有停止过。和战火洗礼几十年的关内不同，相对完好的东北是日本重点建设和发展的地区，再考虑到旁边更加重要的朝鲜，日本人宁可放弃所有关内地区，也绝不愿拿满洲来冒一丁点的风险，于是在这里驻扎重兵也就顺理成章了。就在武汉会战爆发的同时，苏联于1938年6月突然占领了中苏朝三国边境上被日本视为满洲国领土的制高点张鼓峰。于是7、8月间，日军投入驻朝鲜第19师团，与苏军在这里爆发了上万人规模的冲突，由于战事不顺，加上南边武汉会战渐入高潮，日本不敢冒险与苏联大规模开战，最终只能妥协作罢，但是这么一来，边境形势更加紧张，关东军也就更加不敢冒险大规模南下。等到苏德战争1941年夏季爆发使东北渐渐安全时，已经离太平洋战争爆发只有不到半年了。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黄河决口大大缩小了武汉会战的战区范围，日军几十万大军压缩在一个狭窄正面，大部要靠长江流域提供补给，而这一时期国军开始坚壁清野，使日军难以就地获得补充，后勤支援能力基本已到极限，即使有更多部队，恐怕也很难产生期望的效果。

回到会战过程本身，国军大部分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还是一如既往的勇敢顽强，以至于日军不得不上百次靠使用毒气获得突破。策略上，利用地形在外围逐次阻击、消耗日军的策略基本有效，使日军付出了大量时间和兵力的代价，但除了薛岳的万家岭一战和前期围攻第6师团外，国军很少有集中起优势兵力来尝试掌握战场主动，更多时候都只是把兵力分摊在漫长防线上让日军逐个击破。由于武汉会战从始至终国军基本贯彻不增援前线的宗旨，各支部队都是打光就走，马当、田家镇、大别山等本可以长期防御的重点地域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这样自然避免了重兵集团再被日军轻易合围，但结果是日军一边损失一边补充，而国军这边越打越少，到最后一哄而散。看看日军武汉会战头功的第6师团和波田支队，都是这样从头到尾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走完全程。

说起双方指挥员个人的话，日军方面可以说良莠不齐，不过从上到下基本素质都还算过硬，既能刚正面，又善打迂回，只是普遍是自负有余、谨慎不足，孤军深入的例子是屡见不鲜，提供给国军的机会还是蛮多的。

国军这边呢，大Boss的水平咱就不口水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见仁见智吧。江北方面，李宗仁算不上是一位多么优秀的指挥员，不过为人中规中矩；白崇禧善出奇计，一度搞的江北第6师团焦头烂额，但为人过于圆滑，总有保存实力的想法，不愿力敌，加上第五战区本来就是杂牌军为主，徐州败兵居多，广济战役10个军挡不住一个第6师团，最后也就错过了彻底打垮这路日军的机会。这二人一正一奇，也算合作无间。江南方面，小Boss陈诚是个人才，可惜善文不善武，在带兵方面真可谓是扶不起来的阿斗，直到解放战争中丢了东北，蒋总统才不得不承认这点，此后陈诚在台湾主政，称得上风生水起。一兵团薛岳薛伯陵，万家岭一战成名，后来的长沙会战更是声名达到顶峰。要说长沙会战，薛岳确实是动了番脑筋的，那是后话，如果非要按照国府文宣那样把万家岭的胜利理解成是薛岳“预设反八字阵”诱敌取胜，就多少有些事后诸葛的牵强附会了。实际情况是当时日军沿万家岭东西的两条公路而来，薛岳自然把有限的兵力布防在两条公路方向，由于106师团包抄万家岭时被前线国军意外发现，回撤时又因地图问题迷路，才有了后来的大捷。薛岳调兵围歼106师团前发给蒋委员长的电报内容是：“敌松浦之第106师团钻隙精神甚强，已突至我白云山一线纵深。我兵团拟抽调大军，歼灭突入该敌，以定后方。”如果我是预设了一个口袋，看到日本人傻呵呵撞进来了，该向领导报功的时候，会说什么对手“钻隙精神甚强”吗？这也不是要黑谁，实事求是而已，而且薛将军的临场反应还是很快的，大捷毕竟是大捷，虽然遗憾未能全歼，还是应该点个赞的。

徐州、武汉两战中国军真正崭露出的璀璨将星，其实既不是薛岳，也不是白崇禧，更谈不上张灵甫，而非张自忠莫属。徐州会战中死守临沂、徐州大突围中为全军殿后的张自忠，武汉会战时依旧在努力用生命洗刷自己北平汉奸的骂名。他的表现，可以说对得起《孙子兵法》中要求为将者“智信仁勇严”的每一个字。换句话说，不仅有勇有谋、奇正结合，还能善于治军，做到将士用命、皆愿效死。
 

武汉会战期间正赶上战区气温炎热，疫病流行，给中日双方都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和大量的非战斗减员。这种情况下，双方不仅在装备上，在部队组织度上的差距也都暴露无遗。直接表现为国军比日军更容易在遇到挫折时溃散，一触即溃的情况屡见不鲜。而日军的顽强和日本人有些变态的组织纪律性有口皆碑，这也是106师团这样新建的特设师团被打散在万家岭的群山中后仍能坚持到最后的原因。战场上，一场最惨烈的血战所带来的损失，往往也要小于一场相对成功的撤退。

从武汉会战开始，国府已初步确立了“焦土抗战”的方针，即不留一粒物资、一项设施以资敌，只是由于内部反弹很大，所以最终“火烧武汉”的想法没有付诸实施。然而武汉沦陷半个月后，就当日军占领岳阳、通城，到达武汉会战进攻停止线之时，尚在百公里之外的长沙守军便已仓促放火焚毁全城，使几万人丧生火海，史称“文夕大火”，与黄河花园口决堤、重庆防空洞窒息并称抗战期间“三大惨案”。42年河南前线大旱时国府的装聋作哑，同样不过是“焦土抗战”策略的延伸而已，正应了“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

共军行动

按惯例，最后谈谈这一时期共产党方面的行动。总的来说，这期间的对日作战仍然以国军正面战场最为活跃，无论八路军还是新四军都处于播种阶段，前篇徐州会战中也略有记述，和武汉会战时间跨度并不大，新内容不多，这里只简单做些补充。

38年初新四军指挥部入驻南昌。4月，粟裕率先遣支队进入苏南侦查。6、7月，陈毅、张鼎丞分别率第1、第2支队进入苏南，建立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张云逸第3支队留守皖南，高敬亭第4支队在皖中、皖东游击。38年夏季有记载的战斗诸如高敬亭的蒋家河口伏击战、粟裕的韦岗之战、夜袭新丰车站、夜袭句容城、小丹阳反扫荡等，无疑都是些规模很小的战斗，每次给日军造成的损失基本也就是小队级别，远比不了正面战场的大手笔，不过零敲牛皮糖，发展自己的同时多少还是给日本人造成了些许麻烦的。

华北土八路方面的情况上次说过一些了，继续流水账列几场小规模战斗的名字也没什么意思，等到后期有些规模大些的战斗时再详谈。这里聊点第一手的周边吧，早年曾有机会当面听一位在冀东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八路讲述他的那些陈年旧事。那个时候，他们游击队在那一带比较出名，平时只能躲在山里，隔三差五回家看看顺带补充些物资，周围十里八乡都是他们的眼线，一有机会就找鬼子打个埋伏什么的，偶尔还会和大部队聚在一起偷个据点、拔个炮楼之类。也曾经被日本人包围在村庄里，顶着呼啸的机枪子弹从玉米地里往外突围，基本和亮剑李云龙的生活模式大同小异。枪打出头鸟，日本人几次去他们村里扫荡时指名道姓要抓他的家属，全村人都会想办法保护。家中老父最后也没躲过了，虽然老婆活了下来，但5个孩子中的3个却先后在各种颠沛流离的躲藏中冻饿病而死。那个年代，根据地老百姓当汉奸告密的极少，一方面自然是民族大义，另一方面，你白天当了汉奸，当晚就会被游击队从被窝里揪出去埋了，就这么现实，毕竟残酷的敌后战场生死瞬息万变，容不得丝毫犹豫和软弱。

给这个系列文章起这个名字是为了能尽量全面地介绍抗战过程，无疑笔墨重点还是在国军正面战场。至于争议颇多的敌后战场所起的作用，因为时间空间都过于分散，往往难以直接准确描述，蝴蝶效应相信大家都看过，其实看看前面那张日军兵力分布图中用于华北、山东、华东守备的兵力，有心人已不言自明。讲前面那个老八路的故事，也只是直观还原点真实的敌后生活而已，还是那句话，本系列将尽可能详实地介绍和评价国军在抗战中的贡献和牺牲，但45年抗战结束时“共匪”幅员辽阔的根据地和上百万的兵员，也毕竟不是日本人友情奉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