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鲁木齐522暴恐案看中美反恐形势

这周的世界，光是“不平静”已经不足以形容了，简直可以说是跌宕起伏。亚信峰会、京东上市、中俄军演、4000亿能源大单、乌鲁木齐恐怖袭击、尼日利亚恐怖袭击、台北捷运无差别砍人、泰国军事政变、美国通缉中国军人、朝鲜炮击韩国军舰，这还没有算继续进行时的南海冲突、东乌克兰冲突和叙利亚内战。想了想，还是聊聊离我们生活最近的乌鲁木齐恐怖袭击吧。

“恐怖主义”自人类形成“社会”这一概念后便长期存在于历史之中。按照美国政府的定义，恐怖主义是指“亚国家集团或秘密机构对非战斗人员实施的、有预谋的、有政治动机的暴力行为，通常旨在影响其拥护者。”这次乌鲁木齐恐怖袭击，基本这几条都具备了，所以“恐怖”二字的使用是一点歧义也没有的。在当今世界如果要谈论反恐这个话题，那是一定少不了要拿美国来说一说的。

美国由于其自身文化的“多元性”，自立国起就摆脱不了“恐怖主义”阴影的纠缠。事实上，早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很多爱国者针对英国军队和保皇党民众实施的袭击便被英国定义为“恐怖主义”。

美国真正开始重视恐怖主义的威胁无疑还要从2001年911事件看起。2003年和2006年美国政府先后发布了两个版本的《抗击恐怖主义国家战略》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补充，真正将反恐提升到了国家核心安全战略一部分的高度。

在行政机构层面，根据《2004年情报改革和防恐法案》，美国设立了国家情报总监（DNI）的职位，直接对总统负责，统筹领导包括16个主要情报机构在内的几乎整个美国情报体系，像常年矛盾不断的FBI、CIA和因斯诺登事件而全球闻名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SA）都是其下属机构。这种模式改善了以往各机构“多龙治水”的局面，提高了情报的收集和利用效率。另一方面，根据国土安全法，于2002年将原属联邦调查局、司法部等部门的20多个政府机构合并，成立了国土安全部（DHS）。在分工上，国家情报总监作为总统的情报顾问，负责搜集整理反恐情报、监管协调情报机构和打击恐怖组织，同时也负责反恐以外的其它情报工作；国土安全部则主要负责日常美国国内安全及恐怖活动的预防。换句话说，一个是矛，一个是盾。

恐怖主义的自身特点注定了一味单纯防范的结果必定是防不胜防。美国整个国家武装到牙齿，处处安检严格到变态，警察反应过激屡见不鲜，最终还是没能避免诸如波士顿爆炸案的发生。所以美国一直以来在反恐方面的主要策略还是借助强大的情报收集能力主动出击打击恐怖分子。从出兵阿富汗、猎杀本拉登到国内国外的各种定点清除，本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精神，将一切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中，因为网上一句玩笑话就被警察踹门“查水表”的例子数不胜数。也正是靠着这种作风，才能使美国在常年稳居全球恐怖分子头号标靶的情况下把实际遭袭的机会降到最低。

说起中国，尽管近几个月来恐怖袭击接连发生，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我还是要说，千万不要小瞧了中国的情报和安全机构，它们的强大远超很多普通人的想象，看看每次重大事件后逃犯落网的速度，他们不是没有能力，他们只是后知后觉罢了。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反恐”这个问题迟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从来没有真正得到各级政府机关和每一个普通百姓的重视。虽然多年来南疆地区其实从未真正平静过，但我确信，如果在一年前做一份问卷调查的话，90%以上的内地普通百姓会说恐怖袭击是一件距离我们的生活十分遥远的事情。大家日常生活中更多还是一边以一种隔岸观火、乃至幸灾乐祸的心态看待美国面对的恐怖威胁，一边讥讽国内动不动搞得风声鹤唳的安保措施。

从组织结构来看，习大大挂帅的国安委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一些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近似的作用，即整合国家安全机构。国安委虽然同样是以一个跨部门的协调机制为目标，但涵盖的内容和范围并不仅限于“情报”范畴，同时在现阶段的成立初期，各部门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在日常工作中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毕竟还十分有限。

由于恐怖袭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而且社会整体的防备程度越高、恐怖袭击的计划规模越大，对于计划复杂程度和参与人数的要求也就越高，与此同时，它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留下蛛丝马迹的机会也就越大。从技术上来说，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将把政府对恐怖组织的监控和恐怖袭击的预防水平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可是大数据这个东西理论上虽然并不复杂，实际应用中对于细节的要求却是非常之高。令人遗憾的是，从诸如地下管网建设、环保、城市规划等方面来看的话，“细节”这个东西似乎从来就不是我们这个政府所擅长的。在大数据这个领域处于起步阶段的我们，与美国在运用水平上的差距毫不客气地说多达数年。

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在面对重大课题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效率几乎无人能及，考虑到这次乌鲁木齐522暴恐袭击距离上次430乌鲁木齐火车站暴恐袭击事件前后不到一个月，还是在同一座城市，基本属于顶风作案，打政府脸的效果十分明显，再结合此前不久的昆明火车站袭击事件等，相信应该可以起到与911惊醒美国相类似的效果。从几次袭击发展的趋势来看，恐怖袭击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杀伤力和破坏力越来越大，留给我们准备和改进的时间非常有限。中国现阶段的正确做法，一方面是进一步发展完善身份识别、追踪定位、数据共享、网络监控等技术，在此基础上借鉴它国经验，建立一套成熟的预防恐怖袭击、跟踪恐怖组织的大数据系统；另一方面是充分利用GCD组织严密程度高的传统优势，恢复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用土办法把政府的情报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通俗点说，那些似乎不起眼的“居委会大妈”们，恰恰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众多大都市实现有效管理的重要一环。传统上，他们对辖区内家家户户的婚丧嫁娶、添丁减口、乃至七大姑八大姨皆无所不知，这种情况下又哪里有恐怖主义可以滋生的土壤？近些年由于邻里关系的疏远和人口流动的加剧，使这一层的横向联系骤减，恢复并加强这些基层社区组织的建设、尤其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推动这种建设，将可以从根本上抑制恐怖主义的蔓延和恐怖袭击的发生。另一方面，应当充分利用这些基层组织的配合，在少数民族地区强力推动民族与文化融合政策。

说起民族政策，历史现实证明，几十年来的民族融合政策并不十分成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果你不能从教育入手、将包括语言在内的一个民族的主要文化予以同化，只是简单地给予再多的优惠政策也将最终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中央应该以各种优惠政策，进一步鼓励更多的汉族人口向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迁徙，努力打破民族壁垒，通过从根本上破坏恐怖主义赖以生存的环境。当前新疆发生的众多恐怖袭击，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吓退汉族为主的外来移民。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与当年美国无数拓荒者冒着被剥头皮的风险向西部挺近相比，乌鲁木齐的这点风雨，又算得了什么呢？

最后还是要说，遏制恐怖袭击的中心还是要化被动为主动，中国地域广阔，人口稠密，防范终归只能是辅助手段。由于民族和地方政策的调整短时期内难以看到成效，现阶段应该像美国打击恐怖主义那样，从源头上入手，通过加强有针对性的情报工作，从源头上打击一切可能针对我们的恐怖行动。911事件后，希拉里曾说：“Every nation has to either be with us, or against us. Those who harbor terrorists, or who finance them, are going to pay a price.”小布什的话则是：“Either you are with us, or you are with the terrorists.”面对恐怖主义这种无形的敌人，我们也必须要有勇气对周围的所有人说出：“你或者选择成为我的朋友共同迎战恐怖主义，或者选择和恐怖主义一起成为我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