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都上初中二年级了,父亲终于在老上级的顶力帮助下调回了北京,并进了军事科学院。整个过程看似简单,其中的艰辛与复杂让我父母几乎丧失了信心,开始考虑第二方案了,那就是全家离开北京,去他们最初相识的城市—南京。我当时异常害怕并声称无论如何我也要留在北京,哪怕我自己生活。这当然是气话,我当时哪有自立的本钱。
父亲当时在济南军区的工作非常顺利和舒心,领导不但信任他,重用他,还动不动就照顾他以送稿件的名义回北京。但父亲心里最大的一个结还没有解开,那就是平反,而平反的结果就应该是调回北京,与家人团聚。济南军区给出的结论没有漏洞,但军报却以清理档案的名义迟迟不做结论。还明示父亲可以转业或留在济南。
原单位显然是回不去了,父亲开始寻求老领导的帮助并开始了艰难的与军报的拉锯战。当年从南京加入军报以前父亲是华东军大报社的记者,华东军属三野,是粟裕的部下。1972 年以后三野的粟裕和宋时轮同时在军事科学院任政委和院长。加上父亲以前的老领导加老朋友鼎力相助,军科终于开出了对父亲的接收令。剩下的事情似乎就简单了,只要父亲的档案从军报转到军科就成功了。可就是这近在咫尺的最后一步竟然障碍重重,举步维艰,走出了一个长长的马拉松。
首先,军报拒绝与军科直接接洽,声称济南军区才是父亲的单位,只愿意和济南方面谈父亲的调动。但因为父亲的结论还没有做出来,所以需要无限期等待。这一等就把人吊到了空中,不再理睬。父亲无奈只好继续活动。那段时间父亲就像上班一样地跑军报,找其它关系,看脸色。最终等到了档案可以脱手的日子,但结果还是要济南来人才能取走档案。这该死的档案制度和整人的官僚机构真该从地球上消失!好在济南军区全力帮助父亲,派了专人来北京接档案,当此人从军报手里接过档案的那一刻,一转身就递给了我父亲,多么讽刺的一幕。
父亲终于又回北京上班了,军科按级别给我们在西郊分了房子。但为了我妈上班方便父亲一直每天坐班车上下班,一直到他离休。我们也一直住在平安里三号直到在总参干休所分到房子,那时我已经出国好几年了。父亲回北京没两年,文革就以四人帮的倒台宣告结束了。
比起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我家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算轻的了。那些在文革中失去生命或健康,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家庭是文革永远无法挽回的受害者。比起那些永远留在了下放地点,再也没有希望回北京的孩子,我的同龄人,我是幸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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