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史？（ZT）

如何读史？

没有机会接触到机密材料，于是总有人抱怨信息不公开，貌似不解密就不知道历史。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考古学大概归入理工科的类别。但历史学本来就是拿来借古讽今的。否则研究历史到底为何？历史研究上从来不存在“时过境迁”，“宽容客观”之类的废话。历史研究的正好是，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们到底采取何种立场。

因此，考古学的细节反而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立场，重要的是在同样的问题上，我们持何种态度。所以，在阅读历史材料时，我认为，最好的态度不是质疑历史材料本身，相反，我都是假定这些材料是正确的。在我看来，所谓材料，不过等于一道类似材料作文的习题，关键的不是材料，而是我到底持何种立场。

咱们拿吴桂贤访谈录练练手。

吴女士简历：1951年，进入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当工人。“文革”开始后，她被树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1975年，被毛泽东亲自点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位女副总理，也是到目前为止任职时最年轻的副总理。改革开放后，她又成为深圳外贸集团公司与香港合办的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工会主席。如今，吴桂贤已经退休，受邀出任广东省扶贫开发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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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要求工人提前15分钟到岗准备接班，但吴桂贤每次都提前45分钟就开始准备。早晨天不亮，她就起床刷牙洗脸，把辫子往帽子里一盘，急匆匆就往车间跑。红灯一亮，吴桂贤准时开工，下了班她也不走，自己偷偷练技术。吴桂贤说：“后来的人很难理解我们工人的这种热情。我从一个逃荒的穷苦人家孩子，变成了工人阶级一员，还加入了党组织，真是对党、对毛主席满腔忠诚，只想一心一意地把工作干好。”

--------李开复先生的“职场箴言”：

【四条建议给遇到瓶颈的职场人】1）机械地做事，你最多只能把事情做对；用心做事，你才能把事情做好。2）你能否提供『增值服务』是你赢得竞争和出类拔萃的关键。3）站在顾客的角度，你就能服务好客户；站在上司的角度，你就能完成好工作。4）凡事多向内求，多找找自己的原因，不要总找外部的原因。

呵呵，李老板比【二逼老板】有文化，说的更好。抛开时代背景，看到类似的东西。

吴女士发誓：“一心一意把工作做好”

李开复夸奖：用心做事，你才能把事情做好

吴女士“提前45分钟到岗。。。下班继续学技术”

李开复夸奖：你能否提供『增值服务』是你赢得竞争和出类拔萃的关键。

吴女士“进了厂，加入了“组织”，她发誓，对“毛主席”忠诚”

李开复夸奖：站在上司的角度，你就能完成好工作

吴女士“偷偷学技术”，她不会去要求领导重视职工技术培训工作，而是带着私有制学徒工的烙印，“偷偷”的去学技术。

吴女士“天不亮急匆匆的赶去上班”，她不会去要求领导改善考勤制度，而是采用了跟生活在私有制下的我们一样的态度------天不亮急匆匆上班

李开复夸奖：凡事多向内求，多找找自己的原因，不要总找外部的原因。

左派们看到这种叙述，必定灰常激动。所以他们的格调跟李开复也差不多。他们觉得工人对得起老板，老板也应该对得起工人。劳资不两利，中国工人和老板不团结，怎么能圆中国梦呢？【二逼老板】曾精辟的总结了他当工头的经验：向老板逼奖金，向工人逼成果。【二逼老板】不是左派谁是左派呢？

于是，左派理解的“解放”跟“扶贫”差不多。“逃荒的穷苦孩子”，进了厂，组织给了“荣誉”，工人发誓，对“毛主席”忠诚。扶贫了，要感恩。一个意思。对这段材料，我们完全抛弃所有的时代色彩，结果，“毛主席”或者“组织”，不过是“公司”的代名词，“穷苦孩子”就是失业工人。穷逼找到工作，自然倍加珍惜，急老板之所急。

吴女士还担心：“后来的人很难理解我们工人的这种热情”。这简直多此一举。这种热情，在当代照样存在。有顶高温坚持工作挂了的，有过劳死倒在岗位的，如果找5,60年代的报社秀才们妙笔生花一下，还以为这叫“主人翁责任感”。

实际上，用“一心一意把工作做好”（实际上是技术工作）来表达对“毛主席”的“忠诚”，这个“毛主席”只不过是穿越回去的当代老板而已，这个“毛主席”只是当代李老板，【二逼老板】的化身。

所以，别看【二逼老板】天天咒骂毛主席，可他对这个“毛主席”倒是不反对，他诅咒的是那个坏了吴桂贤心中的“毛主席”大事的毛主席。

是那个“毛主席”，正如英明的习先生指出的，为“改革开放”奠定基础。左派们还有什么“工业党”们所愤愤不平的只不过是这个“毛主席”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所谓抗争，不过等同于市场经济每天都发生的知识产权官司。左派说这是毛老板的产权，右派说这是邓老板的产权。

吴桂贤这段叙述，其价值还体现在确凿无疑的表明【苏拉密】的傻逼。好久没提过此人了，他最引以为豪的就是弄出一个“官工”，好像这伙人有些什么特别贱的品性，配合官资一块去镇压民工，另一面，好像民工有些什么特别优异的品质，可以得到民资的青睐，一道去推翻什么官工。

那么我们马上就能从吴桂贤上发现，吴女士本来就是个农民工，人家还逃过荒呢。可见，关于【苏拉密】公知们所大谈的“城乡壁垒”是不成立滴。计划经济，最重要的计划就是对劳动力的计划。大量劳动力，就是像吴桂贤那样从农村计划进来的，也有大量的农村被计划成了城市，最后还有大量的城市劳动力被计划进了农村。“壁垒”？除了煽情有何用处呢？

吴桂贤的“劫后余生”后迸发出来的“积极工作”的行为，广泛存在于大量的“官工”和“民工”，总之广泛存在于一切不觉悟的工人中。

吴桂贤以为自己很觉悟，理由是入了“党”，实际上那个“党”等同于当代工厂的基层管理；吴桂贤以为自己很热爱“毛主席”，实际上等同于向当代老板表忠心。

为了不影响工作，吴桂贤从没休过假。上世纪60年代，她经人介绍认识了在部队研究院工作的王振涛，两人谈了6年恋爱，到吴桂贤31岁时才结婚。“我们谈恋爱，实际上是他给我写了6年信，我也只回过一封。他从部队来看我，我总是那么忙。开饭的时间到了，我顾不上吃，只好给他一张饭票，让他自己去吃。有时他给我洗衣服，有时他边看书边等我，看我忙，时间到了，背起部队发的黄包包就走了。我很过意不去，他却说，我反正是认定你了，铁杵磨成绣花针，我也要等你。”

王振涛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就连结婚时，吴桂贤都抽不出时间去领结婚证，只能让王振涛一个人去。她写了一张条子：“我同意和王振涛同志结婚——吴桂贤。”王振涛拿着条子到了街道办事处，办事处的人吓了一跳，说：“这是结婚啊，本人怎么能不到场呢！”王振涛找西北国棉一厂革委会到办事处说明情况，才领到了结婚证。

吴桂贤总担心当代人无法理解当年他们的工作“热情”。可偏偏我们非常理解。看看这段她所讲的“为了不影响工作。。。从没休过假”，是多么亲切啊。

当然，既然是全国劳模，自然有其更加极品奇葩之处，如下：

“我们谈恋爱，实际上是他给我写了6年信，我也只回过一封。”-------吴桂贤一面声称自己热爱社会主义，一面却身体力行的诋毁社会主义。她是想控诉当年的管理层野兽般的压榨么？还是想控诉当年工人教育之毫无人性么？当今厂妹不也照样啪啪发短信么？幸好她老公还单相思的写了6年信，这一普通的行为，却神奇的在当代给5,60年代挽回了些许声誉。

“开饭的时间到了，我顾不上吃，只好给他一张饭票，让他自己去吃”--------开饭的时间就是吃饭的嘛。你顾不上吃，那你到底啥时候吃呢？你是要控诉当年管理层连吃饭的时间都不给你么？我可没见过当今厂妹们哪个耽误了吃饭滴。人总是要吃饭滴，这时候跟爱人一块吃，不算过分吧。

“就连结婚时，吴桂贤都抽不出时间去领结婚证，只能让王振涛一个人去。”-------跟【右而左】之流的左派们一样的格调，吴女士口口声声忠于毛泽东，可另一面她不住的控诉5,60年代的工厂实在是比富士康还富士康。我就不明白，啥工作忙到了连结婚证都没空去领。我们至今从没听说过哪个“血汗工厂”在工人领结婚证的问题上栽过跟头，大不了夫妻双双奔赴极乐，可资本主义貌似从未阻止过工人结婚。工人不结婚，哪里有小工人出来呢？

在前面我们谈过一个原则，我们不质疑历史材料。于是，我们就认为，吴桂贤所言的确是真的。那么一个结论就确凿无疑的出来了：吴桂贤是个纺织技术的痴迷者。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上面的一切。穿越到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从沉迷打网游的网民中看到吴桂贤的影子。

技术白专，这就是对劳模吴桂贤的定性。下面还会看到她对纺织工作的热爱。

1963年，吴桂贤被选为陕西省人大代表，后来又成为全国纺织系统先进典型。1964年，吴桂贤作为纺织工人的代表参加了国庆观礼，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我激动得流泪了，手中拿着语录本高喊‘毛主席万岁！’”几十年后，回忆当时的情景，吴桂贤依然觉得历历在目。

我们完全相信吴女士的叙述是真的。在一个技术白专眼中，“毛主席”，就跟当代厂妹见到刘德华差不多。。。。。。那不是毛主席，而是“毛主席”，就是那个【二逼老板】之流左派们欣赏的“毛主席”，那个可以给“逃荒难民”工作的“毛主席”，穿越到今天，那就是一个可以给穷逼工人一份工作的BOSS。不用看照片，我们都可以想象到那种洋溢的幸福和满足，就像富士康组织先进员工赴台见郭台铭一样。

1966年，吴桂贤第二次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在人民大会堂，她听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讲话：“你们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是先进工人的代表，回去以后，如果觉得党委是革命的，就要保他们。如果是不革命的，就要造他们的反。但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搞革命要在八小时之外去搞，不要在生产中搞革命。”

我们非常感谢吴女士提供这段材料。既然我们早就确证文革的必要性，那么就必定确证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们早就在工人队伍中布下了“闲棋冷子”。大大小小的吴桂贤们，成了大大小小的“劳模”，也就自觉不自觉的卷进了斗争的中心。

所以，李富春之流在文革初期信心满满的声称：“如果觉得党委是革命的，就要保他们。如果是不革命的，就要造他们的反”。站在修正头子的立场，无懈可击的充满了革命词汇的号召，就是给保皇派们的动员令。而技术白专们，老黄牛们，正好是天然的保皇派。

这就是读史要诀！读史不是让读者置身于度外，玩弄什么“宽容客观公正”的把戏，而是要求我们完全入戏！

那对我们来说，无疑得化身成一个造反派工人，混进李富春的会场，此时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呢？

1. 李富春号召劳模们，革命是8小时之外的！劳模们热烈欢呼，没错，8小时，我们会继续研究技术，继续严厉监督工人们加快劳作，要实施“科学”的管理！8小时以外，当然是可以读政治的。吴桂贤站起来表决心：我们要读《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这当然毫无问题，就跟当代有些职员下班后自觉阅读《乔布斯传》一样，不住的为乔布斯督促下属加班疯狂工作而赞赏不已，并憧憬能够有朝一日在这样伟大的领导下加班工作。

2. 李富春号召劳模们，8小时以内鼓动革命者，实为反革命。对这样的反革命，必须造反！劳模们热烈欢呼，他们又想起了技术攻关时，各级领导送饭送水的温馨场面，类似当代工程师一面抱怨公司大搞“封闭开发”（即不允许回家，吃住在公司），一面又怀念资方的各种温情之举。劳模们认为，这才是革命的党委会，一切影响8小时的都是反革命的党委会，坚决拥护李富春先生的号召，打倒反革命，拥护革命，谁说白专不革命？谁让白专不能专心干活谁就是反革命。

毫无疑问，混进会场的造反派工人所听到的就是李富春联手劳模们的威胁和恐吓，而吴桂贤之流，听到的就是“革命”的动员令，是那个让【二逼老板】左派们赞不绝口的“毛主席”发出的动员令。

这年9月，“赵梦桃小组”的工会组长带了6个人，要去“支援”西安工业学院造反队。吴桂贤拉不住她们，就一个人管了8台车床。她还动员别的姐妹们不能停工停产。“造反也不能生产啊。我们都造反了，你们穿什么衣服啊，光屁股去造反吗？”吴桂贤说。

不要望文生义的认为白专只是一群脑残的技术迷。正如沉迷网游的也在网上组建“公会”，玩弄各种手腕。所以吴桂贤身体力行的贯彻李富春先生的“革命”号召。她自觉的成了一个维稳办主任。

工会组长带人去造反，吴女士首先是“拉”，然后就是“动员”别人也不要造反。她身体力行的管起了8台机床，坚决践行李富春先生的8小时不能闹革命，谁闹革命谁就是反革命的指示。

工人要罢工，保皇派却在上工。放在当代，确属工贼无疑。吴女士的理由是极端荒谬的：光屁股造反吗？造反派要问，难道我们工人创造的财富还不够多么？难道我们工人占用了8小时不干活，我们就要光屁股么？当代工人拼命干活，老板们倒是夜夜笙歌跟妞们光屁股享乐。

既然你吴女士可以一个人接管8台机床，就表明生产自动化水平早就达到很高的水平，只要工人以后回来继续劳动，自动化水平还会更高。生产力的发展，完全是不言而喻的。用生产力来掩盖阶级矛盾，是完全办不到的。

只要我们站在造反派工人的立场，身临其境的来到历史现场，都会为此对吴女士极端厌恶。

只要产生了这种情感，那么恭喜一下，我们又找到了另一把理解文革的钥匙：我们完全明白了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血海深仇。

没有这种情感，那么读史就是浪费时间，读史只是为了猎奇。正如左派们总是为造反派保皇派之间的斗争感到痛心。【右而左】先生更是讲：相同的服饰，相同的政治思想，相同的话语，普通人难以区分。。。。。。我们当时就认为这简直是奇谈怪论，实际上当事人完全是清楚的，自觉的保皇及自觉的造反。血海深仇不是来自盲从和无知，恰来自清醒的政治意识。

很明显，李富春先生的号召，彻底点燃了白专吴桂贤作为保皇派的政治意识，白专不是不问世事的！

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吴桂贤开始进入领导层。1970年，她被任命为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次年又当选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省委副书记

读史要彻底抛弃所谓“独裁”的观念。自古到今，从没有望文生义的那种“独裁”。谁也没精力包办一切。用“独裁”来解释历史强人，只不过是偷懒，毫无意义。因此左派们夸毛主席一言九鼎，如【右而左】先生甚至说是老毛独力维持无产阶级专政，右派们骂老毛独裁，这些历史观等于空谈，毫无价值。

辩证唯物史观只有阶级的搏杀！在文革风潮稍微平息的空档期，各阶级都在拼命的争夺领导权。吴桂贤，很明显，就成为了修正主义看重的角色，被编进了阶级搏杀的前沿阵地。同时，造反派的不少人物也被革命者委以重任，编进了另外的阵营。这真是锣对锣鼓对鼓，是骡子是马，总是要出来溜溜的。

所以，我们始终强调，毛泽东首先是一个战士，他首先是站队，而不可能包办一切，尽管这一切都貌似以他的名义进行，但是毛泽东不可能去干预各色人等心中的那个“偶像”到底是“毛主席”还是毛主席。用所谓“热爱毛主席”，所谓“拥护共产党”，又或者“狂热愚昧无知盲从”来描述文革，统统是扯淡的。再没有比历史中人更加明白形势。

我们以造反派的立场进入到历史现场，如果能得到一份各地革委会的清单，那么就足以体会到战争形势的压抑和压力之下的激情。保皇派白专吴桂贤的提拔，足以表明敌人在准备发起进攻。这个时候到了！

若干年后，吴桂贤对于主席当年的决定才略知原委。几年前，吴桂贤去看望上世纪70年代曾任陕西省委副书记的黄经耀，黄经耀告诉她，当时不是陕西省委将她推荐到中央，而是周恩来亲自点名。据说在1974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出政治局女同志太少，应该增加，并推荐了上海的一个女造反派头头。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表示，要从西北的工人劳模中选拔。他连夜打电话给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要求速调吴桂贤的档案到中央。黄经耀说，当时他们是派飞机把吴桂贤的档案连夜送给中央的。提拔吴桂贤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因为早在1974年以前，他就计划提拔一批工农基层干部到中央，往领导队伍中“掺沙子”，把党中央打造成“工农商学兵集合”，政治局要有这5个方面的代表人物，而吴桂贤恰好符合“工农基层干部”的出身。

非常感谢吴女士提供的这份材料。在左派心中，周恩来是以忠臣仁孝的面目出现的。左派总喜欢把老毛发动文革的动机吹嘘的非常深邃非常高不可攀，这是他们一贯的花招，把老毛打扮成神，只有这样才能跟右派们把老毛打扮成鬼接轨。神鬼，原本就是一回事。于是左右派，出于其阶级本性，无非是妄图用这类鬼神之争来消解工人的阶级意识。

由于左派心中的“毛主席”成了神，而周恩来自然就是人中之极品。据说周不大理解文革，但又非完全不理解。据说周坚忍的受尽折磨，在各派势力中当和事佬。据说周是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集中体现。

但很明显以上皆非事实。一个暗杀活动的执行者和指挥者，一个亲自指挥反围剿的军事领导人，一个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专家，怎么可能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呢？看看他在50年代逆袭整肃高岗的手腕就知道了。

吴桂贤提供的这段无非补充了我们已有的观点。当江青要求增补“女造反派头头”，周恩来立刻明白江青的用意，并“针锋相对”（这词用的太棒了）提出了他的人选：提拔吴桂贤。

周恩来早就习惯广布“闲棋冷子”，风起青萍之末，吴桂贤就纳入到他们的“人才库”中，而且在风暴初期，吴桂贤已经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的确是枚可靠的棋子。

周恩来非常明白，吴桂贤能为他们所用，他要启用这个棋子了。

这是怎样清晰的阶级意识呢？无产阶级中的江青早就具备这种意识，但无产阶级的其余人呢？这是个需要在斗争中不断检验的问题。

对这段材料，我们总结如下：

毛泽东想用工农兵来掺沙子，周恩来就用保皇派来掺工农兵的沙子。政治斗争就是这样，步步紧逼，毫无余地。总之没有清晰的阶级意识，一切“票选”，一切“轮值”，其实不过是敌人的玩偶。毛泽东作为革命战士，他所干的，也不过如此，他既不能未卜先知，也不能察尽一切。周恩来作为文革最大的搅屎棍，他所干的，也不过是忠实为他的阶级效劳。江青作为革命阵营最强悍的先锋，也不过选择让步。而这背后，也不过体现当时阶级力量对比。

那么，启用吴桂贤的妙处到底在哪儿呢？她跟江青需要提拔的“女造反派头头”有何不同呢？材料继续有交代。

我36岁进政治局参与工作，年龄最小，开会讨论问题时，我就听着，不吭声。”刚进政治局没几个月，吴桂贤就感到气氛很微妙。“江青和邓小平一开会就争论，毛主席说他们是针尖对麦芒。我瞅瞅旁边，叶帅不说话，先念也不说。这里和基层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我，满身的劲使不出来，好像鸟被关进笼子里了，感到很拘束。”那段时间，她常常在心里对自己说：“桂贤，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你要记住主席这句话，你可千万少说、多干啊。”

如果江青看重的“女造反派头头”进了政治局，这“气氛”就不会是“微妙”的，而应该是“激烈”的。至少，江青期望的就是这样。

但周恩来让吴桂贤加入，他期望的是否就是把“微妙”变成“激烈”呢？不，这就是周恩来的手腕所在。他掺进去的还真的是沙子！

众所周知，沙子，二氧化硅，一般难以参与任何化学反应的。而吴桂贤，就是周恩来“人才库”中的好沙子，它咯应的不是邓小平，而是企图让局面“激烈化”的江青，沙子是可以拿来灭火滴。

吴桂贤自称：这个地方不适合我，满身的劲使不出来，好像鸟被关进笼子里了，感到很拘束。这就对罗！周恩来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这个人，必须跟砂砾一样蹲在政治局里，占了一个坑，但绝对不要参与任何化学反应。

实际上，一切修正主义者，一切好老板，都需要这样的工人，沙子一般，占坑，却没有动作。周恩来掺沙子是这样玩的，当代富士康搞工会选举也是这样玩的，一切资产阶级议员团也是这样玩的。占坑，就是全部。占坑，就足够了。

周恩来深知吴桂贤之流是怎样的人，他让她进来感受一下那种“微妙气氛”：江青跟邓小平“针尖对麦芒”，其余人等却正襟危坐。这些人中有跟吴桂贤一样的“砂砾”，也有老谋深算的革命者和反革命者。中国正在酝酿着新的阶级斗争风暴，因为共产党站到了新的历史十字路口：资本革命还是无产革命？和稀泥的新民革命已经远去，唯我独发（财）还是唯我独革（命）已经提到日程表。

而政治局正如母亲的子宫，各种基因正在重组，这个胎儿到底是什么呢？各种政治意识已经在萌发和清晰，事关阶级前途的大搏杀已经磨刀霍霍。

当我们化身为造反派工人混进政治局会场，看到的就是这个孕育中的画面。毛泽东，江青，周恩来，邓小平都在这个孕育风暴的子宫里，他们不能预期未来的发展，但他们已经逐步明确今天的步骤。于是，在“砂砾”吴桂贤之流眼中，这是一个“微妙”的会场，暂时只有针尖对麦芒，暂时还不是枪和炮，暂时不是血与火。

吴桂贤出于砂砾的本性，不喜欢被狂风吹起的感觉，本能的抗拒这种暴风前的压抑。于是“调查研究”成了她的避难所。她不发言，是因为她没做到“毛主席”提出的调查研究，所以，她得继续“调查”下去。而实际上，从毛主席的立场，工农兵代表一进入会场，已经卷进搏杀的最核心，要求在斗争不断的实施调查研究。

但对周恩来，吴桂贤很好的履行她的职责，她不但“少说”，其实也没“多干”。

最后，对这段材料，我们不由得为江青喝彩，江青同志，好样的。那么毛主席在观察什么呢？

住宿也让吴桂贤感到不习惯。到中央后不久，她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11号楼。住进来的第一个晚上，她看到上下两层楼里有很多房间都空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晚上没睡好觉。她想，这要在工厂，能住下上百名工人姐妹呐。

当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10号楼的是江青。1975年春节过后，王振涛带着4岁的儿子来北京看望吴桂贤。吴桂贤当时与丈夫“约法四章”：不让孩子往外跑、室内保持安静、丈夫不要随意出门、在院里不随便与首长讲话。但一天晚上，王振涛和儿子还是撞见了出来散步的江青。江青一看见他们，就径直进了吴桂贤住的楼质问：“这里只能住领导干部，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才能住进来，家属怎么能进来呢？”吴桂贤只能带笑说：“马上让他们出去。”之后，吴桂贤要求搬出钓鱼台，说是怕孩子影响领导同志休息。后来，她搬到了花园村，又搬到了交道口，才算安定下来。

吴桂贤发誓要进行“调查研究”，作为砂砾，她没能力去调查政治局的子宫里孕育着什么。她很聪明的在另外一条线上展开调查，那就是江青的“特权”行径。

首先，她控诉钓鱼台国宾馆很多房子空了，“能住下上百工人呐”。显然，江青就跟房产商一样，占据了大批房子，十恶不赦。

然后，江青对她发表了一通充满特权气味的训词：“这里只能住领导，家属怎能住进来？”

吴桂贤这类“调查研究”，就成了改开后控诉江青的“副线”，跟“十年浩劫”的主线交相辉映，可谓密不透风。

吴桂贤提供的调查报告是准确的，钓鱼台国宾馆10号楼确为江青住所。但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此处亦为江青的办公地点，而且何止是江青的办公楼，还是整个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楼。

于是当我们再次以造反派工人的身份来到江青和吴桂贤对峙的现场，那我们不可避免的得出吴桂贤的潜台词：

1. 领导的办公楼必须塞满了人，否则就是浪费。很明显，毛主席早年呆的那个“八角楼”，实在太大了，他居然独占了一层。如果按军事营房标准，里面能住下至少一个班。

2. 领导的办公楼是可以住亲属的。如果一个地方，家属不得沾光，也没有任何别的娱乐项目，起床就是工作，躺下就是下班，哪怕大的跟足球场一样，也实在乏味至极。所以封建王朝奢华，跟朝堂有多大没啥关系，而是指后宫。作为造反派工人，我们倒可以建议吴女士好好查查人民大会堂咋就这么大，这可是周恩来亲自拍板的哦。

3. 江青指出，办公重地，亲属不得入内。这种不留情面的铁面无私，着实让逃荒难民出身的白专吴女士顿感惶恐，但心中又不服，遂另觅可以享受天伦之乐的去处以继续完成她的“调查研究”。

周恩来对吴桂贤这类劳模一点都没看走眼。如同资产阶级用“司法平等”来掩盖资本剥削，吴桂贤也自觉的用“平民低调”来掩盖修正主义者的盘剥。

吴桂贤简单汇报了负责的工作，然后说：“总理啊，我来中央工作几个月了，我觉得我年轻，知识面也不广，经验也不足，想回基层锻炼锻炼。”但周恩来没有同意她回基层的要求，只是笑着表示，希望她“留下来继续学习”。

重病的周恩来依然保留高度清醒的阶级意识：砂砾女士，继续呆着吧，继续开展你的“调查研究”吧。他对砂砾女士已经彻底放心了，因为砂砾吐尽心声，政治局这子宫太可怕了，我实在不晓得未来要刮什么风，我想逃跑啊。从毛主席的立场，工农兵代表本来在基层已经经受锻炼，现在他们要以无产阶级政治领袖的身份卷进风暴中心，所谓知识面，所谓经验，指的正好是在漩涡中心作战的知识面和经验，断无可能滚回基层去逃避。文革就是战争！战争的指挥官，不是享乐的，不能任命你当军长，你却要撂挑子跑回去指挥一个班，却标榜自己有什么“平民情怀”。但周恩来却觉得很释怀，砂砾女士有这份心足矣！

吴桂贤表示自己对纺织业比较熟悉，但要她管都是知识分子的卫生部，恐怕不行。周恩来再次鼓励她：“让你们3个年轻人（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上来，就是要培养你们。

这是周恩来的工农兵人才库的三张王牌。陈永贵，在文革前已经很出名了，毛泽东也对他很熟悉，所以不能完全说是周恩来的人才库。事实表明，经过毛泽东亲自考察的陈永贵，的确跟邓小平周恩来不是一类人。但只要陈永贵在政治局保持木讷寡言的作风，那也算半颗沙子。

而倪志福，就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在本文结尾得重点介绍。

华国锋说：“副总理就不免了，等开五届人大再说吧。不要回西北国棉一厂了，你还是陕西省委副书记之一，回陕西省委工作吧。”吴桂贤没有再坚持，只想快点离开北京。“当时心里想，只要放我离开北京就好，那感觉就像鸟从笼子里飞出来了。”

回到陕西的当天夜里，吴桂贤顾不上休息就直奔西北国棉一厂。得知“赵梦桃小组”在上夜班，吴桂贤穿上工作服就往车间走：“我是个工人，我的姐妹在上班，我也要上班！”因为坐了20多个小时车，又没好好休息，吴桂贤在车间里一直吐。姐妹们让她在一边休息，她不肯。“不行，把我的4台车给我！”那一夜，她工作到了天亮。

这份砂砾女士心理活动的材料弥足珍贵。直接给了读者们第一视角以了解风暴之前即将被扬起的砂砾。

胎儿已经在政治局孕育成熟了，由于阶级力量的对比，风暴之指向，正是建立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而不是左派们整天唠叨的“修正主义”。新生的胎儿既不是“修正”的，也不是混沌的“新民主主义”，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领袖们已经明确，他们要冲破一切障碍，让自己的整个灵魂沐浴在阳光之下。

砂砾女士面对风暴，菊花骤然一紧，她要逃跑，周恩来已经挂了，没人可以阻拦她逃跑，她作为砂砾的作用也已经完成，她要跑远点，离开这个风暴中心。什么“回省委工作”，什么“你还是省委副书记”，全他妈是无聊的空话。虽然我指控了江青“特权”，但这到底够不够呢？我手上再无更有分量的指控了，他们能饶的了我吗？

跑吧，地球实在太可怕了！“只要放我离开北京就好”！回到她的老窝，她马不停蹄的跑回车间，边吐边上夜班！妈妈呀，这比逃荒还难受啊！比我以前对老公爱理不理还难受啊！妈妈呀，我真的不应该去政治局啊，我发誓，我再也不玩了，我发誓，我好好干活，吐干了还得干！加班没问题，工人本份就是加班，我喜欢加班，不用动脑子，不用体味那“微妙气氛”，不用。。。。。。总之，姐妹们，把我那“四台机床给我”，行行好，邓小平，看在周总理份上，别杀我，我有四台机床，我能干活，我能继续为四化干几十年呢，什么六十岁退休，我能干到死！

但让吴桂贤没想到的是，回到陕西后，关于她的谣言和大字报开始四处蔓延。有人说她是在中央犯了错误被赶回来的；还有人说她的子女生病时，曾动用专列到北京看病；甚至说吴桂贤当副总理时回答外宾问题，居然点了李时珍的名字，让外宾认识一下……“这种关于我的笑话，我听得多了。这些笑话传到国棉一厂，我的姐妹们都急得哭了，谁知道怎么编出来的？有人认为我文化低，其实，我看过很多历史资料。李时珍这样的知识小学生都知道，我怎么会闹出笑话呢！”

风暴怎能放过一切砂砾？没有砂砾的扶摇直上，怎能确证风暴的存在？该来的总是要来滴，关于“吴桂贤没想到的是”，那不过是记者的杜撰，其实吴桂贤早就想到了，记者真别把别人当傻逼。关于“李时珍”那段子，很久以前在《文革笑料集》看过，当时还不知道主角是谁。

我们完全明白吴女士那种抑郁。别折磨我啊，我文化再低，我也知道李时珍的，我真不是这样的人。我这辈子再也不去政治局了行不，放过我吧。。。。。吴女士在绝望的呐喊。

1981年5月，胡耀邦主持工作后，曾专门针对吴桂贤作了一个批示，指示陕西省委为吴桂贤安排工作，并对她回地方几年的表现进行公正评价。陕西省委有意将吴桂贤安排到省妇联或省总工会工作。但她本人坚持留在西北国棉一厂，担任党委副书记。1982年，吴桂贤再次获得陕西省劳动模范称号。

与陈永贵这头老犟驴相比，吴桂贤实在没啥意思。前者虽然木讷，反应迟钝，好歹也是毛泽东亲自考察的，醒悟后跟胡耀邦对着干，被人直接轰走。但吴桂贤好呀，民国逃荒，改开还逃荒，这说不过去。于是，针对吴女士的风暴停了，要安排她再次上去，吴女士吸取教训，摇头加摆手，再也不玩了，坚持留在厂里。这是很好的态度，为此，再次获得劳模。这件事儿总算了了。打这以后，吴女士才蹒跚的走进新时代。

吴桂贤与深圳来宾会了面，陪同深圳客人参观了西北国棉一厂。李瑞荣一下子就看中了这位曾经耀眼夺目的副总理，力邀吴桂贤“孔雀东南飞”，赴深圳发展。在丈夫的鼓励下，50岁的吴桂贤只身来到深圳，担任鸿华纺织印染公司副总经理，半年后又升任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上任后，仅用了10天，她就招了108名员工，老中青搭配，从工人、技术员到总工程师一应俱全。

有一次，坯布（供印染加工用的本色棉布）供应紧张，她9次前往新疆等地购置坯布。对方一听说是吴桂贤，都感到十分惊讶：“吴桂贤不是赫赫有名的西北国棉一厂的纺织女工，还当过国务院副总理吗？现在她为特区效力，我们应该大力支持呀！”

早就该这样了！大彻大悟！要不是毛主席坏了那位给逃荒女工一口饭的善人“毛主席”的大事，要是沿着周刘邓等大师的道路，我吴桂贤，早就应该到这样的位置。董事长！总经理！招工！买卖！这才是我要的人生！在很多发达国家里，不断涌现穷逼逆袭成大老板的不朽传说，而我，吴桂贤，一个逃荒女工，为啥不能成为董事长呢？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离不开新时代，这是一个好时代，是我们走了弯路才迎来的好时代！

“前阵子我刚去了云南，那里有全国唯一的傈僳族自治县，就在金沙江边上。去了一看，孩子们没有被子盖，没有鞋穿，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回到深圳，她一瘸一拐地联系企业家朋友，给山区孩子捐了3500床棉被。

会宁是国家级贫困县，同时也是著名的“高考状元县”，当地人把考上大学视为孩子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那一年，会宁共有1000多个孩子考上大学，可临近开学，还有380个孩子连上学的路费都没有。吴桂贤当即决定帮这380个孩子上学。为筹集路费，她亲自在深圳街头设点募捐，“1分钱不嫌少，1万块不嫌多”。

2010年，广东省扶贫开发协会成立，吴桂贤被选为首任主席。协会秘书长钟韶彬说：“扶贫工作是‘厚着脸皮向富人要钱，带着感情为穷人办事’。吴大姐有热心，有热情，是扶贫的一面旗帜。”

广东省扶贫开发协会推行“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扶贫工作，要求获得第一手资料，对症下药。她说：“经常有人告诉我这个地方穷，那个地方穷。但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必须进行考察，根据当地情况确定扶贫思路。”

功成名就后，吴桂贤玩上了“扶贫”。这是成长为好老板的必经之路。这位曾经的逃荒穷苦孩子，在招工买卖以外，又找了一个灵魂的契合点，原来改革开放是这么美好的，“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只是这一次，太棒了，我不用逃荒了，我可以做慈善了。募捐！联系企业家！向富人要钱！实在让我太充实了太有意义了太嗨皮了。还有一件事儿更有意思，那就是“调查研究”，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我每天都可以调查贫困群众的活动，太棒了！这才能接地气！当好老板！比调查江青“特权”爽了不知多少倍。

最后吴桂贤感慨的说：

“改革开放多好啊！你们年轻人遇到了好时机，是在大好形势下长大的。你们要珍惜好政策、好时光。”

与1966年相似，吴桂贤再次当了维稳办主任，只是这次，她不再是砂砾了。她已经成了正能量，一个励志传奇。

当然，更励志远不止她。我们回头介绍倪志福先生。

跟吴桂贤相似，倪志福也是从技术工人当上劳模。而且成就更大，早在50年代就发明了“倪志福钻头”，他谦虚的称为“群钻”。有意思的是，由于社会主义时代没有知识产权----如其名：群众钻头------所以这个发明早已公开而丧失了专利申请权。到了21世纪初，据说为了保护什么民族工业，晚年的倪志福又做了些许改良（根据我的直觉，估计连改良都没有，只是履行了一下手续而已），又得以重新申请专利。

倪志福业务了得，是工人出身的工程师，文革前已经是厂里的总工程师。嗅觉敏锐的周恩来早就把这种人列入“人才库”。

倪志福是不是合格的棋子呢？这只能交由实践来考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没有人能精确判断这堆关系的准确走向。

周恩来不是常胜将军。如前所述，陈永贵就是他的“人才库”的一个小小败笔。如果他能活着看到犟驴陈跟胡耀邦对着干，肯定会失望。不过，犟驴陈被周恩来的苦情戏给迷糊了一段时间，早就没了机会，这也算是邓的幸运。

而李素文则是周氏人才库的“大败笔”。周对李素文早就青睐有加。早在1963年，全国劳模的卖菜姑娘李素文（顺道挠挠【苏拉密】小脖子，这位让他咬牙切齿的毛时代官工，也是从农村“计划”进来滴）在全国人大上做了《为革命卖菜》的发言，周恩来就7次带头鼓掌，如果老周常看娱乐版，估计他会喊：这一刻我们都是素粉。。。。。。

毫无疑问，李素文和吴桂贤，身上有着类似的特质。但周对李素文看走了眼：劳模不一定都是吴桂贤。在1975年，李素文被委派协助老龟命李先念管财政工作，人家老李一门心思琢磨着怎样“拨乱反正”，多捞点老伙计出来。李素文倒好，居然狠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成了批邓先锋。更有意思是，四人帮倒台后，她没像吴桂贤那样仓皇逃窜-----其实吴桂贤啥都没干，该逃的应该是李素文----她居然扛到1978年才下台，该轮到我们喊：这一刻我们都是素粉儿。。。。。。

当然，最有意思的应该是这段史料：从1978年开始，每年全国总工会乃至省市地方工会都会组织慰问劳模的活动，而作为毛时代劳模大满贯的李素文，一次都未能获得邀请，直到1998年。个中内幕没必要看“秘闻”，想想1997年谁挂了就知道了。可见，有人到死都惦记着李女士啊。

倪志福额头并没有凿个“周”字。他是吴桂贤还是李素文？当时谁也不知道。但这批工农兵代表中有很多人参与了一场重要的运动：重建工青妇（工会，共青团，妇联）。

站在今天，我们才可以清晰的指出，重建工青妇，是周恩来等老龟命发起的一场文革最大的搅屎运动，是文革敌我力量对比的转折点。但当我们以造反派工人的身份穿越回去，却看得并不清楚，可是很明显，造反派对重建工青妇是很别扭的。而劳模出身的工农兵代表们却是这场搅屎运动的执行者。因此，不管这批人有多少个日后成了李素文，可在1973年，他们全部成了文革的搅屎棍。而革命者却陷于被动之中。

文革之初，工青妇全部发生分裂，事实上停止了活动。

工会：1966-12-26，江青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说：现在临时工、合同工制度就像资本主义对待工人一样，非造这个反不可。江青支持“全红总”查封全国总工会机关，说：封得好！我赞扬你们。这之后，“全红总”向全国散发江青的讲话，并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负责人共同签署了《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联合通告》，“全红总”占了全国总工会机关办公大楼，驱赶了全总机关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报《工人日报》也被查封。1967-1-11，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全国总工会作出决定：金库封存，资金冻结；党组没有权利再签署任何下达文件：前一段时间签署的文件一律无效。从此整个工会系统完全瘫痪。可以说，文革初期对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打击是最彻底的。

共青团：在文革初期，共青团紧密配合刘少奇，派出大批工作组，进驻高校中学，残酷打击造反学生，声名狼藉。形势逆转后，遂遭清算。以大中学生为主的群众发动强大反攻。1966-12某天，北京某中学教师被共青团工作组殴打致死。中央文革小组召开十万红卫兵大会，追悼教师。大会结束后，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包围团中央大楼，要求揪斗胡耀邦/胡启立/胡克实。起初被拖出去的是胡启立/胡克实，到后来大头目胡耀邦也躲不过去，事后他控诉自己被鞭子抽的死去活来，不管真伪，实属痛快。亦可理解胡耀邦为何日后积极反攻倒算。后来江青打算用全国红代会彻底干掉共青团，并事实上已经召开各地的红代会，此时遭到毛主席的反对，共青团得以苟延残喘，但事实上已经毫无力量。

妇联：文革初期，机关依然留用原领导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产生首次领导危机。斗争矛头直指主席团。妇联文革委员会成立，原领导层成员已经占少数。批斗领导层成了机关中心任务。其余工作基本停顿。随着文革发展，妇联存废开始成为一个问题。除了中央，各地妇联均遭到群众运动的猛烈冲击，各地与全国妇联事实上已经很少联系。要么原领导被批斗，要么地方妇女群众自建革命组织。最后，随着各地革委会的普遍成立，妇联组织体系被彻底摧毁。

表面看，是人事斗争导致工青妇瓦解。某些人下台了，某些人上台了，签订了文件若干，写了批判文章若干。正如河蟹的文革史指出，原因是四人帮篡党夺权，倒行逆施。这样读史，浪费时间。

造反派明摆着要“篡党夺权”，否则造反来干嘛？而且工青妇内部也有造反派。如果这些组织真的有生命力的话，造反派“篡党夺权”后，照样存在，顶多换个名字。

可共青团，哪怕毛泽东保它，它还是一蹶不振。而妇联，没有明确的文件说要废了它，可是在斗争中，它自然的完蛋了。工会就更别提了，工人都分成两半，要你何用？说白了，没有人，包括工青妇的人，把工青妇当回事。

人是社会关系总和，生产关系又占了大部分，那么生产过程地位不同所形成的阶级关系，自然就是人的核心。这本是客观存在的。但人能否意识到这个本质，却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在此期间，种族和民族的观念，统治了很长的时间，成了统治者的好帮手。

往后，又形成了以性别，年龄，行业为划分的各种组织。它们在各自的群体中活动，在社会斗争中推进了阶级观念的蔓延，而这只能导致这些组织的分裂。随着市场和商品关系的推进，各阶级利益更加明确，以性别，年龄，行业划界的各种组织却只能勉强维持超阶级的协调者身份，越是这样，它们离社会就越远，反过来成为空洞无物的躯壳。

比如在当代中国，妇联就是个毫无意义的组织。有人觉得资本主义还有什么“性别歧视”，以至于还得保留这个机构，这只是幻觉。所谓歧视，指有钱也不肯雇佣。种族歧视，明明黑人也可以替你卖命，可老板偏不雇佣，嫌脏。这种有钱也不赚的傻逼行为，必定危害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也必定受到资产阶级法律的制裁。因此，在妇女组织不断推动下，一个个“男女平等”的法权被制定出来，成为“社会进步”的标志。这种“功绩”让妇联产生一种历史的幻觉，认为自己是“女性”天然的代言人和捍卫者。

老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道：职业由于分工而独立化；每个人都认为他的手艺是真的。他们之所以必然产生。。。错觉，是手艺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关系在法律学，政治学中。。。成为概念；因为他们没有超越这些关系，所以这些关系的概念在他们头脑中也成为固定概念。例如，法官运用法典，因此法官认为，立法是真正的积极的推动者。。。。

妇联所追求的“男女平等”，跟“同工同酬”一样，本来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因此妇联不可避免成为资产阶级上层统治集团的一份子。而妇联，只是在执行阶级内部的分工，承担了解决男女劳动力“自由平等”的课题。于是，妇女活动家们“都认为自己的手艺是真的”去干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就跟中国公知们以为推翻“户籍制度”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一样。他们在资本的框框里活动，没有超越这些关系，反过来让“消除性别歧视”成为某种先验的“正确”的概念并在头脑中固化下来，而距离实际却离题万丈。

有兴趣的可以在网上搜一篇文章叫《哭泣的母亲》。通篇在发泄怀孕母亲面对公司业绩考核所承担的压力。作者控诉这叫“性别歧视”，明明我怀孕了，为啥还执行跟男员工一样的业绩考核标准呢？可这完全扯淡。作者在追求“男女平等”么？她分明在追求“男女不平等”嘛。既然是一样的业绩考核，表明资方没有性别歧视。如果这位女士不打算浪费青春，那么她应该直接控诉“业绩考核标准”的“苛刻”。可既然如此，那就跟“性别歧视”没啥关系了，这只是最一般的阶级压迫而已，只是最一般的市场规律而已。既然你还占着这个职位，理所当然按照相同的考核指标嘛。否则你应该离职。而这又被高尚的《妇女权益法》所禁止：孕期妇女不得解雇。

既然有了自由平等的保护女性的各项法权，那么老板们就得以纳入到成本考核中。他们当然愿意雇佣生完孩子的妇女，而妇女们，比如那些尚在高校念书的女性，也自觉地争取在学业期间生孩子，这样也是为了争取更好的市场地位。一切公平合理，还有什么歧视呢？

妇联无法解决阶级对抗的问题。青年组织同样无法。即便是企业家的“青年”联谊会，既然是一个阶级的，就好说话了，但“青年”只是个噱头，联谊会不过是跑关系，难道关系仅限于“青年”么？至于企图在阶级对抗中拼凑一个“中国共青团”，那更是件滑稽的事儿。

市场越发展，当代工会也必定软弱无力。市场经济必然把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灌输给工人。于是工会不过是让工人产生“劳力销售商”幻觉的“商会”，工会讨论何事？只有交易而无阶级。中国工人网余锋先生鼓吹工人护法，对这样是很满意滴。

且不论中国工会法规定工会只能依据行业组建------还是河蟹诚实，直接验明正身，工会就是行业商会---------哪怕被托猪大力讴歌的拥有“罢工自由”的欧美工会，事实上也是按公司而建的商会。在那个跟资方签订了几百页法案的通用工会之外，有几十万名临时工，在那个尊贵的德国大众工会之外，也有几十万临时工；更别提承接大企业外包的企业职工了。德国工薪族都以能跻身大众“官工”行列为荣，而不是那个“灵活的德国用工体制”。而这些，是不入【苏拉密】，托猪之流的法眼滴。所谓工会，只是有牌照的商会，工会之外，是临时小贩。

工青妇，在资产国家是驯服工具。那在修正主义国家，当然也是驯服工具。哪怕在自我标榜“工人自治”实为托猪的南斯拉夫，当年动辄批判“斯大林主义”，却不舍得干掉“工会”，那无非说明，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工人委员会”只是老板的另一个ID，资方依然存在。“工人自治”不过是修正主义把权力下放搞活经济的另一个说法，在市场调节下，任何权力的下放只是不断加剧对工人的压迫，进而让工会重新变成商会，而工会的保留，只是预作铺垫。

政治意识就是对经济地位的主观反映。鲜明的政治意识就是明确的为不同的经济利益而战。只有阶级斗争迅猛在全社会开展，每个人的政治意识就被充分点燃。

那么，到底有什么大事儿需要单独在“青年”中解决呢？找老婆？在斗争中没机会遇到合适的妹纸么？

到底有什么大事儿需要单独在“妇女”中解决呢？怀孕的劳保问题？拿出来讨论嘛，怀孕到底规定多少劳动定额。多大点事儿？

到底有什么大事儿需要单独在“工会”中解决呢？既然工人已经分裂成保皇和造反，既然革委会已经是工人执掌政权的机构，那么工人的分裂问题，只能是一个用斗争来解决的问题。工人分裂，多大点事儿？任何有机体不分裂能成长？我们承认工人是有派的，这没啥大不了。宪政主义者认为，要用法律把这种分裂的局面固化起来，以便实行轮值，据说轮值才能实现民主。这只能是痴心妄想，派别分裂只能用派别斗争，用一个派别打倒另一个派别来弥合。如果看到革委会暂时是“三结合”的，保皇派造反派依然对立，那只不过表明双方实力在对峙之中，它们一定会展开更加尖锐的斗争，而不是用“法律”来徒劳的固化这种状态。

因此，工青妇，早就该抛弃了。既然以阶级斗争为纲，既然革命者明确的把无产阶级革命提上了日程，那么就不存在有任何革命课题可以被性别年龄和行业分割开来。而工青妇只能走向腐朽。

于是，1973年周恩来发起的重建工青妇运动，只能起到搅乱文革的作用。事实上，工青妇重建后，直至文革结束，一刻都没正常执行过职能。河蟹史书归咎为四人帮的干扰。可如果这些机构确实是革命中所必须的，那么怎么干扰都能发挥作用的。正如粮店一样，造反派保皇派再怎么打，也总是要开门营业的。

但这类机构本来就因为没法处理阶级斗争而被抛弃，重建的意义，只在于安插“解放老干部”，成为反文革阵营积攒力量的出发阵地。不是四人帮阻碍了这些机构恢复工作，而是文革的运动本身摒弃这种机构。不是社会需要工青妇，而是工青妇如蛀虫一样攀附在社会肌体上。但对周恩来的势力而言，不发挥作用没问题，他们也知道工青妇就职能而言是冗余的，但搅屎倒是第一流。只要能在中央新年致辞上看到“革委会”跟一大堆机构并列，那文革就已经成了个笑话。

而毛泽东批准重建工青妇，革命阵营也无强烈异议，这只能表明革命者犯了错误，表明无产阶级身处历史漩涡之中，无意识的顺应潮流抛弃了工青妇，由于没能对自己的行为提升到历史必然性的高度去进行理论总结，最后也就无意识的对重建工青妇的运动放弃抵抗。

但在重建之后，革命者又直接感受到工青妇机构的干扰，如同一个亟待奔跑的人，腿上却爬满了水蛭。革命者郁闷的看到在诸多文件行文上“革命委员会”背后挂上这些僵尸般的机构，革命者郁闷的看到在僵尸般的机构中不断的涌进了大批旧世界的僵尸，革命者郁闷的选派自己的代表卷进了这些僵尸般的机构与僵尸纠缠，革命者郁闷的看到大量精力被耗费在与僵尸的纠缠中却眼睁睁看着群众的冷漠，因为群众烦躁的认为这是一团乱麻，革委会逐步成了一个充满空谈的机构，革命者被僵尸们拉下水也成了僵尸。

周恩来选拔的工农兵代表们就这样通过重建工青妇运动积累了初步的从政经验，并完成分化，在运动中，每个人都经受了考验并选定了自己需要为之奋斗的阵营。毫无疑问，这些按照文革前17年接班人标准储备起来的“人才”大多选择了周恩来背后站着的人群。

倪志福，1973~1976，历任北京总工会主任，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他并没有直接站在与造反派斗争的前列，大部分时间他还花在编写机械教材，给工人培训等技术实务工作上。估计由于这种砂砾的姿态，本来北京革委会因为征调工人民兵镇压四五运动而被清算，他居然啥事没有。由于历史材料缺失，我们不知道走资派们怎么看上了这颗砂砾，但显然，他被看上绝不可能是偶然的。因为他在1976年10月这个最关键的时刻被委以重任，空降上海，“争分夺秒地开展工作，及时粉碎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团结带领上海广大军民开展深入有力的“揭、批、查”斗争，有效摧毁“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河蟹给倪志福的悼词）。可见这颗“砂砾”跟吴桂贤不是一回事儿，他在玩潜伏呢。不是亲信，还真不能完成这种任务。

改开后，倪志福重建工会，为笼络工人建设四化做出了贡献。他还成为“劳动关系学院”的院长，是河蟹HR行业的最高学府，并顺带培养出大批活跃的“工运服务商”。他也曾经抱怨工会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边缘化，但这只是他的思路短暂出了岔子，很快他就沉浸在完善河蟹法治的幸福生活中，经他的手批准的法规有《劳动法》，《公司法》，《银行法》，《诉讼法》，诸多条文尽出其手，编织出一套完备的市场经济法网，为中国工人网余锋先生鼓吹的工人护法奠定了坚实基础。余锋，顶一下你的老前辈吧，清明多烧点纸啊。

此人有点像苏联的乌斯季诺夫，技术出身，30多岁就成了最年轻的人民委员，主管国防工业，平时埋头技术实务，在废黜赫鲁晓夫上，突然发力，是他亲自把赫鲁晓夫从度假区带回莫斯科-----不是所有砂砾都不参与化学反应滴。

总结一下吧：

1. 获取历史材料是考古学的事情。从来没有“客观公正”的社会事务，也从来不存在“宽容”的史学评论。如果读史不能让你形成明确的立场介入其中，不能让你形成与历史人物相似的爱恨情仇，那么读史只是玩票，只是消闲解闷。渗入进去，才能有相似的判断。例如，不站在造反派的立场，不能直接感受重建工青妇运动对他们的打击，不能认清周恩来作为最大的文革搅屎棍的真面目。

2. 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步步紧逼，没有余地。头脑要清醒，立场要鲜明，犹豫不决，世界观摇摆，当断不断，必遭报应。阶级集团的斗争，表现为个人的争斗。读史，如第一点那样，要求入戏，那就是拉近景，又要跳出来，拉广角。广角不是让你重新回到“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而是看到集团的大搏杀。身处历史漩涡，不一定能看到集团的动向。无意识的历史运动，汇成了明确的历史走向。毛泽东和江青，首先是战士，不是神，神鬼是一回事的，捧为神，就由不得别人贬为鬼。战士，当然会犯错，激战，不可能不犯错。重建工青妇，就是一个战略错误。而根本不是【右而左】之流的左派所理解的“为了民族安定团结”。

3. 与十月革命类似，文革不是历史的终结，文革才刚刚打开一个缺口。喷薄的岩浆已经把旧的国家机器打的七零八落。如何总结？无产阶级并没有来得及干。比如，工青妇，事实上已经被摧毁了，但历史中人并没能彻底认清，这不仅仅是人事斗争的结局，而是阶级斗争席卷一切，是整个社会所有阶层的群众的所有政治意识被彻底点燃之后的必然结局。在这基础上，一切关于青年，妇女，工人的问题，都统一归为阶级斗争的问题，只能通过阶级斗争来获得系统解决。人民群众积极果敢的行动，已经领先于理论，事实上摧毁了陈旧的组织机构，但是理论却没跟上，没能严密论证出工青妇瓦解的必然性。遗憾，革命者，包括毛和江都不能在重建工青妇这一核心问题上予以毫不留情的打击，而是亦步亦趋的走向失败，从1973年后，革命者事实上不得不通过批林批孔这种旁敲侧击借古讽今的间接手段来抵抗牛鬼蛇神借助工青妇全面复兴。可以讲，一面大力批林批孔敲锣打鼓，一面批准并不自觉的参与重建工青妇导致行政权被蚕食，实际上革命者投放在这两方面的力量相互抵消，左腿绊右脚，步履踉跄动作无章法，这实质反应出革命者在关键时候的犹豫和阶级意识的迷乱。

4. 革命的无产者是双头鹰。一头盯着生产，一头盯着政治。这就叫又红又专。前面说过，白专不是不问世事的，正如逍遥派也有政治态度一样。没有人是傻子。陈景润也不是书呆子，人家早就推算出中国以后念大学要给老多钱了，在拼命给娃存钱。所以，何为政治，这是个问题。文革前17年选拔的劳模，成了走资派的群众基础。这批人业务能力强，放在资本主义下，不见得混的差，也必然跟领导关系好。在资产阶级法权的支撑下，这批人会一步步的把“政治课”给补回来，从而获得清晰的阶级意识。而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人才只能从斗争中考察。第一，在生产斗争中是否大力促成先进成果的扩散，而不是个人奋斗，不是下班后“偷偷的学”。第二，在社会斗争是否加剧了陈规陋俗的暴露和瓦解，而不是所谓老黄牛任劳任怨精神。每个工人，一面是生产能手，一面是政治能手，要反复灌输一个意识：光干活就可以保证你工资袋袋平安？保证你能终老？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当工农兵代表被提拔，每个人都该明白，自己是以政治领袖的身份出现了，自己已经身处阶级搏杀的前沿阵地了，自己没有退路了。这不是荣誉，而是作战的风险。没有退路，只有前进。

5. 指望靠制度来保证可靠的选拔接班人是懒人的做法。不存在这种制度。一个领导的刺儿头，斗是斗了，但他的业务能力如何呢？光嘴炮厉害，只是政客。一个领导的好部下，业务好是好了，但他是否只沉迷在个人小天地呢？一切都只能在斗争中证明。法无定势，只有两样是明确的：要解放，不能靠感恩，也不能靠在业务中埋头苦干。心要明，手要勤，事在人为，没有捷径，没有坦途，不要相信一切法律的赠予和领导的恩赐。

6. 最后，工人阶级必须老谋深算起来。向周恩来学习，向一切大老板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