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和一位小朋友聊起起我们彼此过去读书情形。我小时候,从六岁开始,就自己走路去幼儿园和学校,小孩子的步伐短,走一趟至少二十分钟,有时候早上还会花上一毛钱左右,在路边吃顿油条馒头配豆腐浆的早饭。如今回到故乡,有时候再走走那条老路,彷佛这个城市已经变得微缩了许多。那段脍炙人口的移民理由,“我就是希望他能回到我小时候那样子——上下学自己去,走几条马路就到学校,遇见陌生人也不害怕,不用家长去接,路上没那么多汽车,汽车知道避让行人,不用给老师送礼拍马屁,就这么简单。”
其实,这是写给我的童年,而不是今天的英国,至少不是我的孩子正在经历的英国。英国教育环境,远没有那么理想化,也是问题很多,我的问题是父子关系。若干年前,我在纽卡斯尔火车站等车,看到一位女士带着两个孩子,衣着很中产阶级,在等一列缓缓驶入的火车,火车上下来的男人,手上挂着一件外套,下车就蹲下来,把两个扑过来的孩子迎进怀里,妻子等了几秒再走过来。那一幕我印象极深,而如今更加能够体会这其中的滋味。
火车、分离、孩子和职业,对现在的我来说,有着特别的滋味,这滋味长期萦绕不去,变为一种特异的趣味。我喜欢的一部英国老电影,叫Moonfleet,讲述了一位参与走私的绅士和他情人的孩子的历险记。影片结尾,绅士重伤将死,他为了不让孩子难过,悄悄地独自坐船出海死去,影片之中没有说明他们的关系,我却认为他们是父子。英国这种硬邦邦的父子关系,常常让我痴迷。
我和孩子在一起时间,是如此的少,以至于我喜欢和他一起经历有点不一样的生活。有时候,我去接他放学,碰到下雨,常在暮秋时分,我和他一起淋雨回家,有时候他还穿着运动短裤,在前面跑。我们出去野营,一起开着车大灯搭帐篷、在夜凉里受冻、饿了烤香肠、脱光了晒太阳,此时的他,还不足五岁。
一个人的时候,我常想他也许在问妈妈“爸爸去哪里了?”但愿他现在已经不问了,这样的分离,已经成为他所要理解的生活一部分。有一年,为工作所迫,我们送他回国生活了一年。后来,我碰到英国作家布雷克•莫里森(Blake Morrison)。他写过一本书,追溯了1993年英国一起虐杀儿童案件,一名三岁儿童被两名10岁儿童诱拐并虐待致死。而那天,他谈的是自己与他父亲的关系,据说他写作目的之一就是疏解自己与父亲紧张关系。后来我买了他一本And When Did You Last See Your Father?找他签名,寄回了国。母亲收到了这本书,但是没有特地向我提起这件事情,也许她太不明白我给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寄一本英文书,目的何在。
对我来说,那本书名就是一个交代。也由自己的孩子,想起了我的童年,乃至青年时代。父亲迫于生计,在国内很多地方辗转,以至于我们见面时间极少,后来他回到家乡,我却离开家,去了北京读书,之后出国。直到有一天,我打电话回家,他接的电话,说话很大声,反复强调,我说的意思你是否明白,我突然间知道他老了,而我却一直没有认真地思考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同样的思考或者揣摩,你也许会用到身边的同事或者朋友,却很少针对自己的父亲。
关于父亲在哪里或者是个怎么样的人的问题,周末和我聊天的小朋友,也说起来他的爸爸。小朋友小我二十岁,我们都来自温州。我们两代人,都承受过“爸爸去哪儿了”的问题。我越来越担心,命运是会遗传的。好在,我现在已经看清了“爸爸去哪儿了”这个问题,他不在家,在回家的路上,只不过这条路有时候有点长,要走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或者一年,甚至很多年。但我知道它一直通向我的心里,他到的时候,我也成了他了。
这个道理可以遗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