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失业是一个关键词,而“喝茶”是我的口头禅。茶是英国茶,加糖加奶,2镑左右,付的完全是良心钱,因为有一杯茶做准入资格,摆在桌面上,接下来基本上就可以在一家茶馆或者咖啡厅,心安理得地消磨上一天,用上他们一天的免费无线网络。
除非生意很忙,当你看到进来的人,端着托盘,伸长了脖子,开始找座位,服务员从你身边过笑得有些勉强时候,我会决定再买一杯,加块最便宜的蛋糕,或者三明治,来减轻一下负疚感。
朋友电话打来,我说是在喝茶,其实在干活。英国经历了十多年的经济增长,经济繁荣大潮退去,终于可以看看在那些人是没穿短裤在弄潮。合同制的学术工作,就是出丑的人之一。当我结束伯明翰工作之后,我就开始在布里斯托开始自己的下岗生涯。
在这个夏天,我几乎坐遍了大学附近的茶馆和咖啡厅,曾经在一个上午,跑了不下5家咖啡馆,去寻找一个有插头的座位。因为我要在里面,用自己的笔记本找工作、写文章和搞网站,需要一个电源来保证自己的笔记本,能够顺利工作满八个小时。
这是一个典型的工作日。早上9点半来到一家茶馆,点杯茶,在位置上,翻翻免费报纸,所谓“免费”,不是Metro,而是顾客留下或者茶馆供应的《泰晤士报》、《卫报》、《每日电讯报》。看完已经到了十点半,于是电脑开启来,回复电子邮件,在Outlook上罗列一下今天的事情。
午餐可以回家解决,或者三明治就地解决。布里斯托媒体中心,是我常去的咖啡馆。我常常点一份soup of the day(例汤),因为赠送一两块面包,可以吃的微饱,如果太饿的话,就多拿几块免费黄油来吃。偶尔汤做得太咸,我只能先大口大口地喝汤,让汤在面包吃完之前被喝完,然后可以用剩下的面包来压那股子咸味。否则面包赶在汤之前吃完,要喝下一大口咸的浓汤。当然,媒体中心有免费的水供应,可以去去咸味,但总是不方便。
我在媒体中心的茶馆结识了一位英国老人,九十来岁,是英国海军老兵。他和我一样,每天来固定位置,看报纸,吃午饭,偶尔趴在那里打盹。他给我看自己的老照片,对我抱怨说,这里的例汤也有点贵,自己偷偷从外面带东西进来。茶馆服务生叫他Franky,我有时候跑过去对服务生说,那个Franky要什么什么。
在这个夏天,在媒体中心的咖啡馆,还是在其他的地方,比如Boston Tea party, Costa,我看到越来越多人,和我一样。他们在看着自己的面前的笔记本,在敲打,在凝思,在傻笑,在看起来很累的时候,还抿一口那一杯放了很久的茶。此时,最好请忘记周立波的那个很恶心的清口笑话,一杯被喝成了“卡布奇诺”的清咖啡。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点点焦急的欲望,一点点等待机会的渴望,还有一点点不想迁就这个世界的反叛。因为,还好,我们还在咖啡馆,我们还在喝茶,我们看起来为钱而搏斗,却又是在和钱打仗。
也许真的仅仅是一种虚荣。一位做媒体的朋友说,中国人就是比英国人勤快,唐人街生意不行了,大家不想着领救济,而是忙着改菜单,设计新菜。每当想起这句话,那杯香浓的英国茶,会突然变得油烟味十足,咖啡馆沦为中餐馆厨房,我突然发现键盘下敲击出来的,不是专栏,而是一个接一个的“宫保鸡丁”、“三烧拼盘”、“香菇菜胆”、“海鲈(时价)”。在这个时刻,我脑海里会绝望地闪过“世上无如吃饭难,人间唯有读书好”,而父亲曾经在我即将结束第一份工作之前问过,“那鼻子底下的那一横怎么办?”,重新来袭。
如今身处灯光昏黄的书房,外面就是一年最冷的冬夜。关于今年夏天,想起来的,居然都是阳光、蓝天,白云,还有茶,2009年之夏,这真是一段值得纪念的暑假。
谢谢,你Google曾飚,应该找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