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近日连续出现了暴乱事件。大约四年前，时任中国驻英大使傅莹曾经在《卫报》撰文，介绍新疆是个好地方，这在当时被视为新风，深受国内媒体追捧，可视为中国试图将新疆地区的民族问题做公开化的努力。但是这样的公开表态，在西方政治中，并不会赢得掌声，相反，要做好继续对话和辩论的准备。因此国内媒体的一边倒的沾沾自喜，自以为开明开放，却没有后续政策跟进出台，基本上是一厢情愿。
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政府也组织适当的西方政界人物去另一个敏感地区西藏参观，最近受邀请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之前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小组也去过西藏，回来之后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梵蒂冈模式”，一脚踩进去西藏的政教关系问题。
中国政府这些举动，可以视为是大外宣思维之下的一个小步骤，然而新疆西藏问题的解决，依然严防国际势力的渗入。在两个地区里，西藏问题在海外有成系统的流亡政府，更加接近于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而新疆问题，由于极端伊斯兰势力的启发，暴力成为一个最容易的选项。这两个地区都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在这点，英国人的思维一贯敏锐，但是思路又一如英伦风格般幽默含蓄，以至于冷场。
就在此次新疆暴乱事件之后，中共政治局常委俞振声亲自出马。王乐泉铁腕治理新疆，最终依然挡不住七五事件的爆发，张春贤到任之后，媒体之中充满了亲民报道，还是挡不住暴力事件发生，甚至在暴力组织和攻击方式上更加具有渗透性。未来新疆维稳将怎么办，中国政府似乎已经尝试了各种手段，依然是提心吊胆。以俞振声的太子党背景，在湖北和上海的做派，说话明白，出手快，下手重，应该是一个风格。
恩威并施，是中国自古的权术，历来是政治杀伐的焦点。然而，新疆西藏问题的关键，或者说发动机，并不在于中央政府的对策，也需要考虑本地社会的政治现状。以英国解决北爱问题为例，以当地保皇党来制约共和派来制造政治对抗的基本面，英国中央政府辅以经济和军事来稳固棋局，最终靠政治协商来达成妥协。这应该说在爱尔兰本岛解决和平自己的内政问题，是英国人的高明之处。北爱尔兰问题，依然随着英国本土政治经济大势的变化，出现小规模的振荡，但是基本面已经稳定，不会再出现80年代那种大规模暴力袭击的事件。
对待新疆问题，中国政府也在处心积虑培养当地爱国派，然后宗教问题始终是挖在面前的深沟。尤其是疆独势力对待新疆维族领袖的抨击，往往是从其宗教和文化角度入手。在最近新疆暴力事件报道中，有一则旧闻被重新提及，然而国内披露不多，就是2011年，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与土耳其宗教事务局（Diyanet）签署协议，由后者出资联合培养新疆宗教人士。这在海外被解读成一则失败的政策，国内也不敢轻易讨论，然而笔者不以为然。
土耳其宗教事务局是土耳其废除哈里发治国，摆脱政教合一体制的产物。在伊斯兰国家中，土耳其是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伊斯兰教的现代化和世俗化问题，是一个国际性难题。在中国与土耳其之间，横亘着几乎整个伊斯兰世界未来的不同道路：塔利班和巴基斯坦某些地区的极端伊斯兰势力，沙特的王室，伊朗的现代政教合作关系、以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为代表的阿拉伯复兴党和土耳其的世俗化道路，在这些方案中，只有土耳其目前看来是最为成功的模式。
土耳其伊斯兰教以逊尼派为主，与新疆一致，土耳其与中国经贸关系也是两国发展的重中之重。高度世俗化的土耳其很难会在伊斯兰问题上成为中国的对手，相反可能是一个强有力的联盟。疆独势力试图恢复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号召，实际上是落后于土耳其政治现实的幻想，不可能得到土耳其的支持，中国不用担心类似的宗教合作交流，会让伊斯兰极端势力掺了沙子。相反，以东突自诩的疆独更加热衷的寻求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的训练营支持。中国目前最应该防止的是，新疆的穆斯林由于缺乏对国际穆斯林世纪的了解，投入了一个最不该投入的怀抱。
所以，新疆问题，最终解决不能靠子弹，而是靠文化和宗教。从人类历史看，这是一个伟大的伊斯兰现代化议题，中国可能需要寻找一些外援，这些外援需要有着自身世俗化和现代化经验的。仔细观察的话，几乎所有的伊斯兰现代化模式背后，都有前任殖民者的影子，目前只有土耳其能够走自己的道路，因为他们受到的“帮助”最少。至于类似“梵蒂冈模式”的进言，基本上就是一个冷笑话，巴勒斯坦问题就是一个最冷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