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悖论——灵渠感怀

                                 历史的悖论
                                     
                                    ——灵渠感怀

      近十年，已经三至桂林，而每一趟都到兴安游览灵渠。第一次游灵渠，惊诧于灵渠工程的伟大；第二次到灵渠，喟叹其大益于后世；第三次赴灵渠，却又感怀其蕴含之历史悖论与沧桑。

灵渠在桂林兴安，南距桂林约63公里；因为它是秦始皇时期开凿的，所以又称秦凿渠。原来，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以后，又派屠睢率兵50万分五路进攻南方的百越，史称“秦戍五岭”。秦兵攻取浙闽，很快就获得胜利，却在攻打两广的战争中，受挫三年。秦时岭南与中原陆路没有通道，大军所至，粮秣不继，军需延滞。公元前219年，秦皇赢政命令史禄开凿运河，沟通湘江和漓江二水，打通长江与珠江水系，进军两广。灵渠的开凿，使中原的军需粮草源源不断地自长江进入洞庭湖，并逆湘水至其上游的海洋河，然后从分水塘进入灵渠，至灵河口转入漓江，直达西江，珠江，而至于广州；最终杀死西瓯君译吁宋，统并百越，置南海，象郡，桂林三郡（《史记.秦始皇本纪〉）。

原来，湘漓二水均发源于广西兴安，上游之间仅隔一座狭长的越城岭，其最窄之处才1.6公里。因此，只须开凿越城岭，船只便可以自湘水进入漓江支流始安水，然后顺流入漓江。但是，史禄经过测量，发现漓江上游的始安水，其河床比湘江上游海洋河高出6米，船只难以自湘水抬高6米水位而进入漓江。史禄于是寻觅一处仅高1.5米的河槽，在此处开凿34公里的运河，并命名为灵渠。

为了超越1.5米的河槽，史禄筑了一条2.24米高的拦河坝，俗称“天平坝”，拦河蓄水，抬高湘水上游海洋河的水位，使湘江通过灵渠的船只都能“爬坡”而过。所谓“天平”，即“平衡水平”（湘漓二水的水平面）之意。天平坝分大天平和小天平，平面采用“人”字形格局，夹角108度。其顶端前锐后钝，形似铧嘴；其锐角正对海洋河主干道，将海洋河河水劈分为二。大天平坝顶长344米，小天平长130米，故上游水流至铧嘴，自然就湘漓分派：北渠向北迂回4公里，约70%之水汇入湘江，通过洞庭湖流入长江；南渠绕过兴安县城，，曲折30公里，到灵河口，约30%的水注入漓江，直通西江，流入珠江。此所谓“三分漓水七分湘”也。乾隆五十六年（1791）查淳在天平坝铧嘴亭上书镌有“湘漓分派”字碑，即湘水和漓江分流的地方；游人至此，每感叹其工程之灵巧，伟大，而流连忘返。

灵渠是我国最早的一条运河。秦始皇开凿灵渠的动机十分显然：为争服岭南，扩大秦帝国的版图。从赢政个人的心理动机来说，可以借用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一句名言：“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然而客观上却大大扩展了国家的疆域，并将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输入南中国，促进了南北的交流。

赢政个人的动机和野心，其在灵渠开凿和战争中酿成的罪孽，给百姓带来的灾难，与其伴随而生的，不可预料的伟大的客观效果之间，是一个历史的悖论！历史记载，“秦戍五岭”，开凿灵渠，岭南老百姓奋起抗击。秦始皇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在三年时间内，屠戮近五十万人。岭南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许多人逃入深山，成为“洞民”，“野人”。我们从秦并六国对降卒杀戮之残酷，斩首，割耳，坑埋，分尸......无所不用其极，可以想象，秦兵对岭南人民的屠杀一定是十分酷烈的。可是，后世历史说起此事，往往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似乎五十万人的生命可以略而不计，而对于秦始皇，史禄则都是颂赞之辞。

诚然，灵渠之开凿，至今两千两百多年，在历史上的确起过重大作用。戍五岭，辟疆土，使国家版图直达南疆，并通过两广远至海上，其功甚伟！打通湘漓水系，两千多年来，灵渠成为中原与两广交往的重要通道，成为中原腹地与南疆边陲货运，商旅往来之重要枢纽，对于国家的统一，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功绩当不在长城之下。郭沫若游灵渠，曾如此感叹：“斩山通道，连接长江，珠江水系，两千年前有此，诚是与长城南北呼应，同为世界之奇观。”

遥想两千多年前的秦皇赢政，他自然不会知晓后世灵渠之伟大功用。他当时只要征服，只要扩张，一心想的是满足个人一己之野心；只因军需粮秣不继，才想到开凿灵渠，并非他主观要如何有利于后世。其心理动机与历史效果之反差竟如此之大！同一历史事件，而可同时推导出两种互相矛盾的命题，正是历史的悖论！

历史的悖论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它使野心家成为英雄，成为“伟大”，而使无数群氓百姓成为屈死的冤魂，成为他们“功业”碑下的垫土！人类个人之心理动机，特别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掌握着无限决策权力的个人之心理，他们一刹那的灵机一动而做出有违常规的事情，与其未能预见的客观后果，往往构成了具有戏剧性的历史细节。马克思说：“历史事件和细节之间，有时有惊人的相似。”无数历史细节以其惊人的相似，相叠重组，织成了纵横百万里，上下几千年的一幅幅历史画面。秦皇赢政之后的隋炀帝杨广穷奢极欲，开凿南北大运河，与运河给予后世的功利，与灵渠的开凿，岂非同一悖论！更有为了个人之权欲，杀害兄弟，逼娶嫂妃，逼父篡政之李世民，与其开明的贞观之治的伟大功绩并列，也当是历史的悖论。新旧《唐书》不论如何评价，替他掩饰，李世民的道德沦丧也是掩盖不住的，至少他违背了孔夫子关于“孝悌”之道！不管人们如何评论他，也是一种历史的悖论，一种道德评价和政治评价的相悖！然而，人们宁愿李世民有违伦理道德而享受贞观之治带来的福运，历史依照人民的意愿，选择和肯定了这种悖论，对于他的杀兄逼父，篡夺政权亦可略而不计。至于从历史上的许多“流氓皇帝”的身上，我们不是更可以看到这种悖论吗？

历史一页页的翻过，当年被杀戮，冤死的岭南百姓，开凿灵渠劳累死亡而野葬于灵渠边上的中原士兵，后世更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怎样被杀戮或劳累而死去，；人们不可能去缅怀他们。历史经过过滤和沉淀，留下来的只是秦始皇，屠睢，史禄等人的名字，士兵和百姓则成了无谓的牺牲品。他们默默地躺在历史的长河中，由浪涛去洗涤，直至暗淡，再无颜色。使得我们今天的人，站在灵渠坝上，缅怀他们，油然而产生一种历史的的悲怆和沧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