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官瘾猛于毒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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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曾经说，“中国人的官瘾实在太深，汉重孝廉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有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1926年《学界的三魂》）

这将那些有官瘾的人刻画得淋漓尽致：汉朝的时候，还没有科举，做官要靠“举孝廉”，由地方长官举荐“孝顺亲长、廉能正直”的人，经朝廷考察属实，录用为各级官员，有人为了显孝，把自己的亲生幼儿活埋了，声称省下粮食来奉养老母,还有人父母都健在，就用木头刻块灵牌，每天对着牌位供奉磕头，好被举荐为官；南宋的时候，官方推崇理学，懂理学容易为官，许多读书人就戴着高帽子，脚穿破靴，打扮成理学家的样子，谋取官职；清代以八股取士，读书人写文章就以“且夫”“然则”为时尚，以图仕进。

官瘾之大大到丧心病狂、活埋亲子，以换取一官半职，这官瘾猛于毒瘾，过去吸鸦片上瘾者为了满足毒瘾，将亲子卖掉换鸦毒资，也不会将亲子埋掉。官瘾猛于毒瘾，为了能做官，一切为了做官，必然屈膝卑躬，钻营打洞；必然视一切阻碍其做官者为仇寇，除之而后快；必然人性扭曲，价值混乱，撕毁人格；必然一朝把官做，大肆来敛财，陷入越上瘾越依赖的恶性循环中。

做官之前就有官瘾，一旦暴发起来，就出会现多种“症状”，除鲁迅所列举的“症状”外，《清代野记》里记载了一个还没有正式做官，官瘾已经发作的人，其“症状”让人啼笑皆非。

清朝光绪年间，一个叫张传声的安微人，花钱捐了一个河南候补道，加花翎二品衔。可是当时河南还没有职缺可补，这哥们按耐不住了，前提过起官瘾，他每天早上洗漱过后，穿上官袍戴上官帽，演练起道台大人升堂办公的好戏来。这哥们先是官威凛凛地从里室走出来，中门的仆役就敲响一块铁铸的云板，模仿真实的衙门那样高喊：大人下签押房办公了。里里外外的仆役都紧张有序地各就可位，“张道台”走到外堂就坐，仆人端上茶水，门卫手持十几张拜帖上前，声称某某某禀见，“张道台”装模作样地翻阅，然后装腔作势地指示一番。办完了“公事”，还要一本正经地退堂。这样一场假戏，张传声每天都要演一回，当作“岗前培训”，实际上是瘾君子在过瘾而已，每天都过一下官瘾，他才心安理得地乘轿出门拜客。

这张传声既已掏银子捐了官，为啥不直接上任一解官瘾，还要“侯缺”？因为古人入仕，除了科考，还有捐官、举荐等途径。刚开始时，职多人少，一旦考上、捐款、举荐就可以做官，后来僧多粥少，科考中举、捐款到位、举荐有人，都只是获得通向官场的“敲门砖”，离做官还早呢。

拿科考来说，就是参加了殿试，“状元及第”，“钦点翰林”，也要排队做官，经由吏部铨选，定期“掣签”(让士子抽签以确定做官的省份)而后分发，什么时候能候选到，就看有没有职位空缺出来。所以士子们壮元及第后，没有轮到掣签分发，也要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候”着。

捐官就更是如此了，这叫“赀选”、“捐纳”，是帝国时代朝廷为弥补财政困难，允许士民向国家捐纳钱物以取得爵位官职的一种方式。科举时代捐官不算正途，受人轻视，人家考试出身的才是硬本事，根正苗红，是谓清流，你们这些买官者只能是浊流。可是捐官毕竟比科考容易，买到官帽就不同于寻常百姓了，身份地位一下子拔地而起，买官之路甚是拥挤。

古人做官“七十致仕”，除非有人犯事被开缺，或是政府新设职务，要不然一个萝卜一个坑，退出一人进一人，那么多人花钱买官，候补的官员如过江之鲫，没有轮到就死等或“等死”。有统计显示，清末四川一地，候补道员多至50多人，知府20多人，通判、知州、知县多达400多人，以至于“某员到省二十年未得委差，衣食俱乏，冻馁而死”和“孑然一身，典质俱尽，自刎而死”。（转引自宋庆森《卿本佳人奈何做贼：腐败现象的文化批判》中国方正出版2010年8月版）意思是说，排队做官的人太多，有一排就排了20多年，仍未得做官发财，补给跟不上，什么东西都典当光了，最后要么饿死，要么自杀，被官瘾害惨了。相比之下，张传声这哥们家底殷实，还有能力在家里自导自演，暂时不用担心冻馁。

清代著名书法家赵之谦曾三次参加会试，都未中，虽然在诗文、书画篆刻方面已经颇有声誉了，但官瘾太大，还是想做官，也曾弄了个候补知县，当时全国有1729个州县，赵之谦不道猴年马月才能轮到自己，就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希望早点得到委差。不过赵之谦算是幸运的，没等几年就当上了知县，很多人等得胡子都白了才等到。但国人官瘾如此之大，为做官活埋亲子都做得出来，哪里又在乎漫长的等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