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亩三分地
文摘
流亡，是一种无奈，被迫离开家乡或祖国，流落逃亡在外。然而这种带有悲情色彩的处境，从某种意义上讲，对知识分子却充满着正面的精神意义。
流亡并非是近现代的产物，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精神史。首先，我们要对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作一个界定。在中国，知识分子与古代的“士”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西方，知识分子的定义可以说是令人眼花缭乱。而在《知识分子论》第一章中，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萨义德通过对于班达和葛兰西两者的定义的对比，把知识分子描绘成一个从各种影响和陈规范式中保持相对独立的一类人。特立独行，秉持独立判断及道德良知，不攀权附势，不热衷名利，勇于表达一己之见，反对精神是他们的灵魂，他们“生活的浪漫、兴趣及挑战在于对现况提出异议，面对为乏人代表的弱势团体奋斗的不公平处境。”
萨义德系统梳理了西方知识分子的流亡精神，从多个角度立体性的阐述了流亡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无论是面对权力宰制切割一切的压迫性语境，还是面对外部强加导致内在枯竭异化的精神瓶颈，知识分子总是需要进行漫长的两线作战，如同堂吉诃德似的顽强和不驯。
无数历史和现实中的流亡故事告诉我们，流亡常常是一种精神上的持续保持张力的状态，新奇和惊讶使人能保持不被纳入任何系统和集体的边缘性特征。流亡者远离故乡，在放逐之地颠沛失所，然而正是这种永无确定的状态，这种使自己难以融入各种系统的边缘性，使得流亡者获得了在异乡游走的自由感，激活了身处困境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将个体的苦难遭遇升华为思想之树上的新枝桠，于流亡状态中收获到的这种边缘性的自由感是知识分子得以保持其思想活力和张力的源泉，是知识分子进行有意义的思想生产的必不可少的精神内核。
真正的知识分子需要不断保持对世界发问的新奇和敏锐，一旦他无法对这个世界进行提问和探索，他便不再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了，存在的幽暗和精神的惰性常常会造成一个知识分子的慢性自杀，在无知无觉的日常混沌中瓦解和消泯个体的精神抗争，思想史上这样的精神悲剧总是不绝如缕。
著名哲学家阿多诺曾对此进行过犀利的自我分析：“要求一个人坚强起来对抗自怜，暗示着在技术上必须以全然的警觉去对抗任何知识张力的松懈，并消除开始使作品僵化或怠惰地随波逐流的任何事物，这些事物在早期也许像闲话一样会产生有利于成长的温暖气氛，但现在则被搁在后面，乏味且陈腐。结果，作者不被允许在他的作品中存活”，知识分子只有永远保持这种精神上的警觉，才能在抵抗精神的死亡中获得博弈的主动权，才能防止思想上的自我消解的惫懒和沉沦。
个体的存在常常处在不同的系统中，人类发明的各种系统既为个体安排了既定的轨道和各自的确定性，使每个处在不同系统中的人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安全感，同时也造成了对系统中的个体的规训和驯服，生产出形形色色的可见和不可见的规训机制，使得自由和知识的获得面临着程度不同的困境，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不断对这些困境进行挑战寻找突围的探险者。
无论是面对权力宰制切割一切的压迫性语境，还是面对外部强加导致内在枯竭异化的精神瓶颈，知识分子总是需要进行漫长的两线作战，如同堂吉诃德似的顽强和不驯。而流亡状态中的边缘性存在无异于让知识分子“因祸得福”，提供了他突破困境进行精神冒险的新的可能。也正是这种新的可能性，让我们看到了在西方精神史上璀璨夺目的流亡思想，贡献出了一批批可称为不朽著作的精神产品，成为滋养人类思想文化的宝贵养分。
知识分子需要怎样的流亡
用萨义德自己的话来说，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即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出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伤感，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
“一方面怀乡而伤感”，这是一种地域上的流亡。
萨义德的流亡是因为他的祖国巴勒斯坦受到侵略，极权主义的统治下他不可能自由的发声，所以他选择来到相对自由的美国。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意识形态上的流亡，这种流亡的模式同样适用于爱因斯坦和汉娜·阿伦特以及定居法国的中国人高行健，他们的流亡都是由于祖国受到极权主义的统治，受迫害或不能容忍自由缺失。另一种地域流亡的典型模式是体制上的流亡，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当属中国知识分子。就像陈丹青，从1982年定居纽约的第一次出走，他流亡在外。到2000年回国接受清华美院邀请担任教授，再到2004年依然辞去教授，再次流亡在体制之外，站在体制之外反观体制的方方面面，用自己的名誉为筹码去发声，表达使体制合理化的历史宏愿。
造成这种地域上的流亡的原因各有不同，然而带来的结果却是一致的。它促使这些流亡的知识分子不断地思考，同时带给知识分子双重的视角。
就像萨义德和他的“东方学”，虽然他身在美国，思想深处却还流着东方的血液，这种东西方思维方式和学术传统的交汇融合，赋予萨义德对东方世界现象以及西方对东方看法、态度的敏锐洞察。这一点，他自己也深有感触：“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福柯也是如此，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街垒运动”运动之后，他流亡在瑞士、美国等地，同时在当地开展各种各样关于人权和同性恋的运动。之后回到法国，索邦大学分裂，他又继续到法国教育主管部门设立的樊桑纳大学任教，此时的他经过流亡已经果断认清了毛派的保守与不合时宜，再一次发动学生走向街头。
为什么流亡成为了知识分子的宿命
萨义德说：“能够保持双重的视角，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发掘事情的历史根源，能够无所依恃，对现状大胆直言。”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流亡实际上是为了“对现状大胆直言”，他们“生活的浪漫、兴趣及挑战在于对现况提出异议，面对为乏人代表的弱势团体奋斗的不公平处境”。实际上这是一种更好的回归，只不过这种回归是以流亡为前提的，多少有一种“旁观者清”的意味。前面提到的知识分子中，不管是福柯、高行健还是波伏娃，他们流亡的目的都是如此。
在《知识分子论》中，萨义德也给出了相应的描述，那就是“介入”的概念。萨特发明了“介入”这个概念，以为知识分子应当以自己的评论与宣告，介入政治社会，来发挥改善政治社会环境的作用。首先，知识分子只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就是期望自己的看法能在社会发挥作用，就不可避免地要介入政治。其次便是知识分子介入的方式。访谈、发表评论等等，形式多种多样，但是还是应该保持自己的“流亡感”。最后是知识分子的介入所代表的价值。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没有权威，那是些总是失败的神祇。身为知识分子必须考虑到被损害的与被遗忘的那一方，必须不断依赖于自己的判断，主动地尽力代表真理。
更为重要的是，萨义德还强调知识分子应该把公共关怀和道德关怀应用到实际行动当中，对权势说真话以及身体力行，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不会成为行动上的犬儒，成为那种负面意义上的夸夸奇谈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