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毛泽东曾说过他一生中只干了两件大事 --- 建国和文革。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可是诡异的是就连中共的最高层都对此不甚清楚，刘源回忆说，杨尚昆和彭真都曾认真地问过他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打倒他爸爸，胡耀邦也曾问过其下属同样的问题。
有人说文革是权力斗争，但老毛在整倒刘少奇之后依然继续搞文化革命多年，而且权力斗争并不需要自下而上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故权力斗争之说不能成立。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反修防修，中共的正式文件也是这样讲的，但如果说是反修，既使以最左的观点看当时的中国也不是修正主义，如果说是防修，那为什么在如此深入，持久的防修运动之后，中国马上就变修了呢？（左派认为邓小平是搞修正主义）这完全说不通。
一，文革的原因和方式
老毛关注党内当权者是否蜕化变质的作法是由来以久的。早在建国之前，毛泽东曾经提醒过全党，共产党人不能做李自成，不能在胜利面前骄傲；更不能忘本，决不能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决不能搞特权，甚至腐化堕落，蜕化变质, 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
1945年黄炎培和毛泽东有过一次著名的‘周期律’对话，黄借评论历史上政权的兴亡，蜿转地问毛是否有办法避免重蹈旧政权的覆辙，他其实是担心土共掌权后搞独裁，而老毛的回答则是直接了当，一针见血：“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 就是民主。”。
毛的回答使黄炎培心悦诚服，但需要指出的是，老毛所讲的‘民主’除了名称以外，从形式到内容都与黄炎培所理解的民主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个对话倒是表明老毛对独裁专制的弊端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
1949年，老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 老毛直言不讳地说出了他的政权是独裁的。
1951年老毛说：“杀刘青山、张子善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 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
1956年，毛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 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 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搞过一次生日宴请，他曾特别谈到他对中国社会城乡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5月、6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
《五一六通知》第一次明确提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十六条》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还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毛认为在党内有一大批资产阶级当权派，并把斗争的性质提高到敌我斗争的高度。
总之，可以看出毛其实心里十分清楚他建立的政权实质上是一个独裁政权，他也十分清楚这样的执政方式会对当权者产生不可避免的腐蚀作用。他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在文革之前他曾试图多次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例如反右和四清）来达到清肃腐败的目地，但均未达到目的。
老毛搞文革是因为他认识到当时土共的各级干部有相当大部分已经腐化变质，成了资产阶级分子，所以他要用文革的方式把他们除掉。至于腐化变质的原因，老毛曾用列宁的“小生产每日每时地产生资产阶级”来作解释（这也是毛急于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他也非常欣赏张春桥的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张的观点把腐化变质与权力联系起来了，显然比列宁的说法更近一步。 参见张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尽管老毛当时正确地认识到了各级干部腐化变质的事实，但对其产生的原因的解释在今天看来不是很明确(张春桥有点靠谱），其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权力导致腐败。
“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英国人阿克顿的这句话侩炙人口，但更准确的说应该是不加约束的权力一定会导致对权力的滥用，腐败只是滥用权力的形式之一。
在文革之前，社会上的阶层划分已经很清楚，土共的高干掌握着权力，享有着各种特权，是社会的最高层，工人，市民等处在中间，而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则由于户口制度被压在了社会的最底层。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土共各级官员的贪污并不严重，但各级官员对权力的泛用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了，他们在政治上，行政管理上，经济上都对民众有极大的权力。在左的形式掩护下，他们有权将人打成右派，他们有权不计代价的胡干甚至造假，58年大跃进时各级官员的大炼钢铁和大放‘卫星’就是明显的例子。抛开政治上左右的倾向不谈，老毛对各级干部的滥用权力是非常反感的，并且把它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毛一再强调党内存在的是‘资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分子，这表明毛认为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片，从中央最高层直到基层的大多数当权者都已经变质。这是老毛和刘少奇之间的重大不同，这也是毛对刘少奇辞职的表态不置可否的原因。毛搞文革的目地不是打倒少数当权派，而是全面地更换各级政府的当权者。
毛泽东得出结论，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由于毛的目标是全面地更换各级政权的当权者，包括中央最高层的刘少奇等，这显然不是用从上至下的行政手段可以做到的，所以他在文革中是采用至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方式进行的。
二，文革的过程
文革是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用毛的话说，“要害问题是罢官”，直接点出了文革的要点是罢官。毛号召‘破四旧’，八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还用‘造反有理’来鼓动红卫兵去造各级政府的反，进而成功地在全国掀起了革命造反的狂潮，在狂潮触及了社会的一切领域，以其惊人的破坏力造成了一场真正的浩劫。当然，在付出极大的代价之下，老毛达到了他的目标 --- 搞垮全国各级政府，老毛曾评说文革的造反运动：“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
在达到搞垮全国各级政府的目的之后，老毛开始着手收拾烂摊子，由于破坏太大，重建的工作相当不易，毛使用了许多办法如制止武斗，派工宣队，解放军支左，大联合，解放一些老干部等，为其组建新政权作准备。从66年底到68年9月，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全国各级革委会的建立。
红卫兵运动红极一时，但老毛对他们仅仅是利用，在全国的各级革委会都成立以后，毛就把那些不可一世的小将们送到广阔天地去了，就像丢掉一块旧抹布。
全国各级革委会是按‘老中青三结合’的方针组建起来的，从中可以看出老毛的用心：用一些老干部比较‘好’的，其实主要是利用他们的工作经验和能力；中年干部，毛认为他们还没有那么‘腐败’，且工作经验和能力要比造反派强；年青的造反派，用来治约老干部。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委会还有相当数量的解放军支左人员，军队的势力在文革中引人注目地膨胀起来。
在付出极大的代价之下，毛用群众运动方式的方式推翻了全部旧政权，并建立起新的政权。在九大时毛可谓踌躇满志，在政治报告中总结了文革的准备和进程，宣布文革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认为他已经找到了解决‘独裁导致腐败’的问题，只要这样的文革‘隔七八年来一次’，就可以通过全面更换当权者的办法来保证其各级政权的纯洁性，从而保证其红色政权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三，走向失败
如前所述，军队在文革中地位大增，成为名符其实的中流砥柱，所以对军队的控制就变得异常重要，因此老毛让江青，张春桥插手军队，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军队是土共政权的根基，这点老毛比谁都清楚，在他一生中对军队的控制权从来没有过丝毫的放松，四人帮插手军队绝不是他们的自作主张，而是老毛的意图。但当时军队是被林彪集团所掌握，但是这种插手遭到了林彪集团强有力的抵制，林的四大金刚黄吴李邱所写的回忆录中对此有很多描写。此外，林彪在文革‘后期’表现出不想‘继续革命’的苗头（九大报告之争），和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对张春桥的攻击，使老毛意识到他再也无法依靠林彪集团来做左派的后盾，这是老毛决心扳倒他们的真正原因。
老毛搞掉林彪集团是他在文革中最大的错误，因为在军队林的政治理念与老毛是最接近的，如有林彪集团在，左派才有军队做自己的后盾，立于不败之地。可惜林彪和四人帮两个集团格格不入，根本搞不到一起。在9.13事件之后，为了挽救左派在军中的弱势，毛曾提拔陈锡联，并极力促成许世友和张春桥的和解，但陈许二人并没有能力统领军队支持左派。毛在世的时候军队没有问题，但在毛死后，没有军队支持的四人帮就像无根的浮萍，被轻而易举的治服了。
搞掉林彪对左派是致命的，但并不是决定性的。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共的独裁统治，中共的领导层是一个很有限的圈子，毛在文革中把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反对派，这就注定了文革的失败。为了壮大左派力量，毛一再讲要‘吐故纳新’，要吸收新鲜血液，并确实提拔了一批工农兵式的干部进入各级政权，如王洪文等，可惜这些人造反有术，治国无方，完全不堪重任，而且有许多事实表明，这些造反派们在掌权以后腐化的速度很快，文革后期的走后门成风就是例子。
文革后期老毛为了缓和矛盾和发展生产，又重新解放了大部分被打倒的老干部。但老干部们的重新解放不可能缓解他们对文革的仇视，他们在文革中曾受到许多屈辱，有些人还家破人亡，既使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们也看不到文革的必要性，因为那些在文革中掌权的新贵们还不如他们呢。
在老干部被打倒后，使用什么样的新人是个大问题，毛发现他在重新建立新政权时无人可用，那些新上来或者是只会造反的四人帮，或者是能力，经验，威信都不足的华国锋等，为了搞好被文革严重破坏的经济，老毛只能重新使用有能力有权威的邓小平，他别无选择。然而，重新使用邓小平给文革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老毛的晚年一直在致力于‘保卫和巩固文革胜利成果’，但讽刺的是他面临着一个自己制造的尬尴局面：他搞文革是因为他认为老干部们腐败变质，可新上来的掌权者还不如那些老干部们，以致他不得不重新使用老干部。。。 像他自己说的，这正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毛在临终时曾对他的亲信们说：“‘文化大革命’, 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 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 只有天知道。” ，他很清楚文革使土共的干部队伍形成了实力悬殊的两派，而且他的左派得胜的希望渺茫。
四，文革之后
邓小平在1981年搞的对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审判是一场闹剧，名曰尊重法律，实际上是按照邓小平订的调子进行的。林彪集团和四人帮是两个水火不容的政治集团，邓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则硬说他们是一伙的。邓小平这样做有他的苦衷，他要维持土共的独裁统治就必须维护毛泽东的旗帜，所以只好罔顾事实，把脏水泼到林彪和四人帮的身上。
老毛敢发动文革是依靠林彪的军队作后盾，依靠周恩来维持经济，依靠四人帮来冲锋陷阵的。其中四人帮是老毛最信任和倚重的人，是老毛搞文革的中坚力量，毛认为张春桥在理论上最接近他的思想，毛对江青的指责是出于爱护，是恨铁不成钢，说四人帮反毛，破坏文革是真正的笑话。
邓小平利用了民众的不满彻底地否定了文革，开放国门，引进了资本主义方式来搞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种作法并没有新的东西，不过是利用了几百年来早已证明了的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方面的长处。邓小平发展生产无疑是正确的，但邓的‘坚持党的领导’的作法使他面临与老毛同样的问题 --- 独裁导致腐败。而且，由于双轨制和私有经济的引进，腐败的速度和力度都大大地超过了老毛的时代。
89年的‘六四’也是一次短暂的群众性的反腐运动，但与文革不同，那是一次体制外的运动，是群众自发的。与老毛对群众运动的喜爱正相反，邓小平一不探究64运动的起因，二不顾土共多年经营的‘代表人民’的形象，悍然出动军队去镇压，写下了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尽管邓小平走的路线与老毛有很大不同，但邓和毛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坚持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毛泽东不惜任何代价去搞文革，邓小平不惜任何代价去镇压六四。
更糟的是，邓小平对腐败的认识远不如老毛，他没有提出任何有效的办法来整治腐败，而是以他一贯的举重若轻的办法，把反腐的重任交给了下一任。
江朱时代继承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对反腐败也不可谓不尽责，朱熔基说要准备趟地雷阵，准备一百口棺材。他们成立了纪检委，杀贪官甚至杀到人大副委员长一级。。。可以说他们是尽了最大的能力用体制内的自上而下的手段来整治腐败，但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古今中外有过无数独裁专制者采用严厉手段反腐的先例，从来就没有成功过。仅举一例，明朝的朱元璋曾对贪官采用剥皮，抽肠等血腥手段，结果贪腐之风仍是屡禁不止。在江朱时代结束的时候，腐败已经泛滥成灾，积重难返。胡温则是明白人，他们知道腐败已经不可遏制，只能搞维稳以求生存。胡温时代的反腐只是权力斗争的工具而已。
五，文革的教训
独裁必然导致腐败，而这种腐败如果不加以清除，它最终将会导致亡党亡国，这是老毛发动文革的原因，他希望通过周期性的搞文革来清除腐败，永保其红色政权千秋万代。
由于腐败的普遍性，用体制内自上而下的方法是无法消除的。毛在文革中用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成功地更换了全国政权，这是他的成功之处。但是这种方法的破坏性和副作用极大，使中国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浩劫。
文革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专制者在体制内采用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反腐的尝试，而且的确达到了更新全国政权的目的。 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土共的独裁统治，文革的过程表明在独裁专制的制度下，当权者是不可能在其体制内解决其腐败问题的，既使象老毛那样的‘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林彪语）’式的人物，以其特有的威望，魄力和手段，且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最后仍以彻底失败告终。
从文革的经验看，当今习近平的反腐只能是一场闹剧，首先他的方法不对，现在中国的腐败比文革开始时要广泛和严重的多，仅靠纪检委等体制内的少数机构和人员是不可能完成反腐重任的，这就好比一个人全身大部分的肉都腐烂了，靠他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清除的。如果排除民主，要想大面积地清除腐败只能靠群众运动这种副作用极大的方法。但是，老毛在文革中靠群众运动更换全国政权的先例是无法复制的，今天的中国没有第二次文革的土壤，习近平个人也完全无法与老毛比。第二，退一万步说，既使有奇迹发生，习近平成功地更换了全国政权，那时他就会面对老毛当年同样的困难 --- 难以保住他的‘胜利成果’，因为他早已宣布坚持土共的独裁专制不变，文革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是必然要失败的。
民主国家以法律限制议员或官员的任期，到期不能续任，防止一个人长期把持一个位置，同时职位公开竞争，所以现任不能指定接班人，同样达到更换议员／官员，防止腐败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