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写于1925年，这篇文章是他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典之作。文章以经济状况为出发点，对当时社会各阶级点现状及对革命态度进行了颇为生动的分析，指导了整个民主革命阶段的斗争。
那时所说的阶级都是‘货真价实’的，是无产者就没有资产，是地主要有土地，是资本家要有工厂，意识形态并不是界定阶级的标准。例如在延安土改时就有不少边区的开明绅士仍然被划为地主的例子，表明了那时在划分阶级时更看重其社会经济状况而不是言行。
其实土共从来就没有搞过真正的民主选举，但当时解放区的民众对土共的领导是支持的。究其原因，其正确的阶级划分和对敌我双方的认识是致胜的法宝。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虽远非完美，但的确有它的合理之处，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成功实践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在建国以后，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共产党坐了天下，地主的土地，资本家的工厂都被没收了，中国已经没有私营经济了，但老毛热衷于阶级斗争的作法却始终没有变化，依然是‘天天讲，月月讲’，依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那么他与之斗争的资产阶级是从哪里来的呢？除了极少数原来的资产阶级（其实这些人也早以成了没有资产的‘资产阶级’）以外，在各次运动中有几十万，上百万的人打成了资产阶级，连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共产党高官也成了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特点，就是他们被打成资产阶级仅仅是因为言论和行为，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他们都是没有资产的‘资产阶级’。这些人被打成资产阶级以后，便被列宁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残酷镇压，造成了数不清的灾难。
老毛的这种以言行界定阶级的作法完全不符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符合他自己早年的阶级分析方法，这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脫离经济基础去搞意识形态。这不是存在决定意识，而成了由意识决定人的社会状态。这完全是在搞唯心主义，必然要走向荒谬。事实上是反毛就是资产阶级，毛肆意地将其政治对手打成资产阶级。阶级斗争本来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可在毛手中成了搞政治斗争的工具。
毛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篇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可是建国以后，就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上，毛背弃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把他自己早年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抛到了脑后。这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在理论上搞唯心主义，它关系到中国的发展道路，关系到成百万人的命运甚至生命。
斯大林说过毛是人造黄油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说的没错。但他自己其实也是人造黄油，他在苏联大清洗时的作为一点也不比老毛更高明。这让人想起马克思本人说过的一句话：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实际上直到今天中国依然还有人在以言行定阶级，以人的言行为依据来搞‘阶级斗争’，这也算是老毛的光荣传统吧。
言归正传，让我们来用老毛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方法来分析一下中国现在社会各阶层的状况：
工人-----工人的数量在建国以后有了巨大的增加，他们大都集中在沿海一带的城市，尤其是在南方，从每年春运的规模可见一个侧面。他们生活在社会的下层，不掌握生产资料和金融资本，无权参与对政府的监督以及政策的制定。他们是马克思的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他们对改革应该是支持的。
农民----- 建国前农村中除了雇农以外，农民多少都拥有一些土地。但建国以后土共将土地收走，使农民也成了无产阶级。他们居住分散，人口众多。由于户口制度等历史原因，农民的社会地位比工人还要低。他们也应该是改革的支持者。
‘资产阶级’-----建国后土共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全部的生产资料和分配手段，掌握着国家机器和宣传媒体，既不受选举的约束也不受民众的监督。土共（确切地说是土共的高层）实际上实行的是党有制，没有哪个个人拥有对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控制权，但作为一个整体，它具有官僚资产阶级的全部特征。他们是改革的对象。
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 他们一般文化水平较高，大都居住在城市，相对见多识广，对政治有较深的认识。他们的下层与工农相近，而上层则与当权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连系。这是一个‘动摇’的阶层。
私营企业主和‘富人’（是指那些有钱而无权的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造就了这样一批人，他们拥有资金和生产资料，是马克思的原意上的资产阶级。尽管他们的位置使他们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有所向往，但他们的经济利益使他们更趋向于当权者。这是一个‘富农’式的阶层。
有趣的是在当今中国的改革派中分成左，右两个派别，他们在主张改革这一点是一致的，但对改革之后的发展有所不同。左派（毛派？）主张重拾马列主义之造反利器，对当前腐败的政权进行改革，但这样的改革成功后很可能又回到从前的老路。右派（普世派？）主张走民主，宪政的现代西方之路。
关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反抗的，革命的。老毛有一句话深得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历史也反复证明当马克思主义被正确的运用时，它是‘造反’的犀利武器。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马克思主义的确有其土壤，但滑稽的是它仍被奉为官方正统理论，可见其在中国的地位之尴尬和微妙。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建设的理论是失败的，它的暴力革命倾向和对国家机器的定义有着很坏的后果和遗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