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明月品茶夜谈

生于美丽的杭州。小时爱在西湖边上赏月纳凉,品茶夜谈。好诗词,小说,和数学。1989年人在北京,那一天,那些人,那些事,从此改变了我。风花雪月随岁月远去,政治,历史成为了我的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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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一普通党员1960年向毛写信反映四川农村大饥荒,一审竟被判处死刑

(2013-10-18 11:28:20) 下一个

一九六O年冬季到来时候,大规模死亡的阴影再次降临在川西坝子上空。这时候温江专区又出了一位敢于拿性命作低押为农民请命、犯颜直谏的勇士--王万澄。

他父亲在大邑县安仁乡有一间草药铺,他曾在刘文彩办的安仁中学读高中。安仁中学的中共地下组织十分活跃,校长吴德让是三十年代初期的老地下党。王万澄在学校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宣传活动,(国民党)当局要抓他,他就上山打游击去了。

解放后他在温江地委党校工作,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内定”右派,“罪行"为:一、卖废纸时卖掉了几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二、认为不一定非要无产阶级才能写出伟大的著作,比如巴尔扎克。当右派后下放老家(大邑县)安仁乡劳动改造。

大画跃进壁画时,乡亲们请这位秀才画,他在大队油碾房的墙壁上画了这样一幅:当空一面迎风招展的大红旗,红旗上书“一切为了亩产万斤”,红旗下一队社员荷锄扛犁挑粪拉牛吹号奔向田间。政治头脑敏锐的干部发现,画中吹号人的号口恰恰对着牛屁股,那牛又像充了气似的滚瓜溜圆,岂不是挖苦万斤田是吹牛皮么!抓出来就是一阵猛斗,新账老账一起算。

1960年11月,他再次回到家里,他要做一件事,这是经过反复思考作出的人生的一项重大决定,他已经“账多不愁”,干脆做一笔大账,让历史去清算。冬夜的凄风苦雨之中,大邑安仁一间普通农舍灯光整整亮了一夜,当最后一滴煤油燃尽时,天亮了,王万澄放下笔,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有一种死而无憾的快意。

主席:你好!

当我坐在桌旁向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心中非常沉闷、抑郁、苦痛……主席:这是一篇用血和泪写成的字句,不知你能否收到?主席,如收到请仔细阅读……

我回到故乡,首先见到的就是粮食问题,我家所在(公共)食堂粮食标准(旧秤,十六两一斤):
 一级 成年人,每人每天十三两(包括犁田、担谷、担粪等农村主劳力)
 二、三级  成年人,每人每天十一两(乙级劳力)
 四、五级  成年人,每人每天九两(半劳力)
    附带劳力  老年人,每人每天七两
 五、六岁小孩  每人每天五两
 一岁小孩  每人每天二两

每人每天平均半斤粮。我走过很多地方,粮食定量大同小异。由于农民肚皮未吃饱,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人一天天消瘦。他们的面容变黄了,走起路来东倒西歪,好多人手中拿了一根棍子才能走路。特别是老年人、小人,就更恼火了,普遍足也肿了,一直发展到全身肿,全身肿后,人就死了。党也曾设了很多办法来挽救,组织医生下乡治疗,但是,党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未从粮食上解决问题。

我知道有一个管区一下就死了一百多人。有的全家九口一齐死完,其中有好几个还是精强力壮的。我曾经亲自住在一个公社社员家中,他家中只有三个人,三个人都皮泡脸肿,食堂配的粮食不够一顿吃。我走后,听说他们三姊妹都住到管理区医院中了。农民未吃饱,生产不好,有很多管区连公粮、统购还未上清。秧子栽来越密越好,连薅都未薅过;有的麦子点下去,也未薅过就收麦子。肥料很少,生产一年不如一年,猪只减少。我住的那个管区。建社时猪是一百六十只,现在只有八只了。鸡、鸭、鹅少了十之七八……这样下去,农民是吃不消的。由于营养缺乏,不知有多少善良而勤劳的农民付出了无辜的生命!

主席,你救救他们吧……

严重缺乏粮食所引起的病,有好多医生当着某些人就说成是一种什么病菌,什么传染病所致。但离开那些人后就谈了知心话。我曾在一个公社医院听见几个主治此病的医生说过:“什么足肿病?为什么病这样多?主要是肚皮未装饱。这些话不好说,一说就给你戴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帽子。”……

主席,你为啥在农村中犯下了如此残酷的行为,饿死了(人),你还在越来越把农民引上死亡的道路呢?

敬爱的主席:我是看见、听见这些现象,如实给你反映上来的。作为一个人民生活的热烈关心者,我不得不站出来把农民这些事实反映给你。在这些事实面前,我对党非常失望,如果这种饿死人的情形再得不到纠正,我只有要求退党,退出这使农民饿死的党。

主席:希望你赶快发出其他的指示。

最后,我高呼伟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劳动者农民万岁!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61年)一月十八日收到这封信,不久即转四川省委。四川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秦传厚亲自办理。他.....给省委几位主要领导及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写了一封便函,附原信一同送上,便函说:“这封信是写给毛主席的,看来是一封不满的信件。信中所说的究竟是真是假或半真半假,是什么人写的,都应认真调查,实事求是地把问题弄清楚。.....”

一九六一年一月,温江地委按此精神由公安处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认为信中反映的问题属实,不是反革命问题,谈不上对写信人进行处理,于是将有关材料存档,不再追究。直到文化大革命东窗事发,王万澄平安无事。原来就在这时,国家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逆转......

王万澄一九六二年“精简压缩”回乡当农民。对作了杀头准备的他来说,已属万幸。  他不知道匿名信发出后发生的一切,更不知道那封信还躺在专区公安处的档案柜里。随着时光的消逝,他相信它早已石沉大海.....但是公安机关内部有人知道这件事。一九六九年,有人要夺权,就把这封字迹已经褪色的信从档案里翻出来了。

那正是造神运动登峰造极的岁月。地革委人保组和公检法军管会如临大敌,以这封信发出的时间一九六O年十一月命名为“六O一一反革命案件”,印发案情简介,散发全专区四处张贴:

 一九六O年十一月中旬,反动透顶的反革命分子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投寄了一封内容极端反动的反革命匿名信。由于旧公检法长期以来执行的是 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使这个凶恶的阶级敌人长期以来逍遥法外……

抓暗藏反革命的“人民战争”打响,包围圈逐步缩小到地专机关,人人提线索、亮思想、对笔迹、风声鹤唳,惊恐万状。事隔九年之后,王万澄捉拿归案。 一九七O年五月十二日,判处王万澄死刑、“立即执行”的报告送到省上,又是省上救了王万澄一命,改判“缓期两年执行”。

一九七九年春,王万澄无罪释放,摘右派帽子,恢复党籍,恢复公职。出狱三个月后,四十八岁的王万澄患癌症去世。

摘自《川西大跃进纪实 》作者:     东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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