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美之途
教育，人文，社会
在武汉封城过去五年多后，当时主政武汉的市长周先旺最近被抓。2025年7月8日，中纪委和国家监委发布通报称，前任武汉市长周先旺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在中国官场，严重违纪违法通常指贪腐，但是周先旺的案件必定会与世纪性新冠流行相关联。
据多家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称，周先旺已于7月4日被纪委监委带走调查，其家人也被牵连，住所遭到查抄 。在沒有Due Process的国家，人身自由可以随时被终止，甚至在现代都会株连到家人。
周先旺曾在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期间担任市长，在开始阶段，他对当时政府迟缓应对疫情的立场有所公开辩护，他曾表示“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武汉封城不可能是他个人的决定，但是他曾经表示“我们愿意以革职来谢天下，只要能把疫情控制住我们都在所不惜”。
在封城一年后周先旺卸任武汉市长，转任湖北政协副主席直到2023年换届离职，今天被抓说明他也没有完全软着陆。他当政时严格封锁疫情信息的做法是有罪的，眼科医生李文亮与我的同济室友外科医生江学庆的死亡都与那个大环境有关。
疫情爆发之初，周先旺一面严控信息，一面反复淡化风险，直到形势无法掩盖，他才一改口风，迅速转向另一个极端，他以“壮士断腕”之名强行封城。结果整个武汉被“按下暂停键”整整76天，千家万户被迫“就地坐牢”，堪称世界城市封控史上的纪录。
随着前段时间的蒋超良被抓，这样在武汉疫情爆发期间的两大高官，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和武汉市长周先旺都被抓。他们在武汉疫情期间的失策，导致了这个世纪性灾难传播到了全球。
现在五年多之后，分享我在第一时写的两篇文章。它们都是一字未改的原文，读者在阅读时应该考虑时间这个变量。首篇是我对武汉封城的质疑，直接的争辩点是病毒已经传了出去，封不封城已经没有意义。第二篇是关于中国官场的怪象，我想知道在中国为什么越差劲的人越可以当大官。
武汉的封城决定是否可取？
雅美之途写于2020年1月22日
武汉市政府出此通知，为了阻止武汉冠状病毒的曼延，决定停止市内公共交通，也禁止武汉市民通过飞机和火车等交通工具离城。为了表达方便，我简称封城。据说这是钟南山几天前的建议，武汉当时沒采用。非典来自广东，钟南山自己是广东人，他却沒建议封广东，为什么他建议封武汉？
对我这问题的反驳是，当时非典己传到全国，封广东的意义已经不大，但是现在武汉的冠状病毒不也己经相当程度地传遍世界各地了？
钟南山重点强调武汉冠状病毒可以人传人，这是值得肯定的。我一直认为，长期称只是动物传染人，无人与人传染，家人聚集性传染都不报，这些行为难以原谅，钟南方对此的澄清贡献巨大。但是他反复强调武汉冠状病毒沒非典的毒性那么大，这话也不要说得太早。从传播速度上讲，武汉冠状病毒己经很猛，可能超过了非典。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已经更新了他们对武汉感染人群的预测，调升到4000人，95%可信区间从1700至10,000。他们以前预测的中间值为1723例（在当时报道只有36例的情况下），可信区间从427例至4471例，所以增加了一倍还不止。再次强调帝国理工的数据出自著名流行病学家Neil Ferguson 教授，他为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
封城的决定确实会重创武汉经济，可以辨称这是不得己的决定。但是我们还是要听些专家的意见，在美国CDC任职的华裔专家这样留言：“重症发病者只是感染者中极少的一部分，临床病例容易发现和隔离，潜伏期、隐性感染和症状轻微者是主要的不明原因的传染源，认识不到位，才会出现只有封城这样代价特别大的局面。”
“中国具有远比美帝强大的政府执行力，针对大项目、需要封城或强行隔离这些行动，中国特别有效。早期忽视需要我们纳喊，现在迎头赶上还来得及”，这些话是我在封城决定之前说的。我也在前博文中说过：“中国拥有非典经验，又有强有力的政府机制，希望这次能渡过难关”。
但是我现在仍然不认为如此强制性的封城措施可取，我不知道日本遭遇核弹攻击时是否对广岛和长崎封过城，也不知道现代任何世界都市被封过城。希望对武汉只是短期或有限度的措施，完全封城肯定不行。
我看了对那位武汉市长的采访视频，我现在要拿中国著名海归学者Eric X. Li试问，因为他们一向标榜中国怎么拥有机制选择优秀的官员，而这显然是个不称职的市长。他自己决策失误，让人仍然吃万人餐，而把疫情蔓延怪在武汉协和的医生身上。他们长期隐瞒数据则是另一个失职，现在仍然说医务人员只有15人感染，而一个协和医院都15人感染，我同学在协和之外也感染，那数字加上去了吗？
以前为了武汉经济拒绝说实话和隐瞒数字，现在180度转弯，采取封城这种极端手段。遇到这种决策人，够你喝一壶的。如果此冠状病毒发生在皇城或上海，我觉得无人敢在此情况下做出封城的决定，武汉的乡亲们受苦了。
不仅仅是对外封城，对内是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停顿，除了私交车，也就是几乎全线封一个千万人的城市，这是相当不现实的。短期可以，长期肯定不行。
武汉市政府应该举行记者招待会，详细解释怎么落实这些封城措施，并且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
日常通往武汉的航班、高铁与汽车是否停止？
物资与运输人员的交通怎么限制？生活和日常用品怎么维持？
只是不允许武汉市民出，还是也不允许人进？进去后是否允许再出来？
武汉与外地的生意如何维持？
最长封城时间是多久？
医疗急救怎么操作？
靠此一纸短信通知社会，让人瞎猜，真不知道这帮政府部门怎么进行公关的，弄得像以前皇上的指令似的。
为我的三篇博文默哀致敬：1。首篇是写中美第一协议记者会，措辞十分小心，不让贴出；2。第二篇报道英国帝国理工预测1723例病人，放行阅读1.3万次，晚上还热读，一觉醒来被和谐。有人认为相对于国内当时的36例病人，帝国理工的1723例预测是谣言，现在全国543例，你们还有空间攻击洋人忘我之心不死；3。第三篇写我同学，但是重点仍然是帝国理工，放行阅读4.2万次，起到唤醒民众之功力。但是我主动撤稿，其中原因需要待到天亮的那一天才能说出。说完这些，我对腾讯有个小小的请求：你们别在沒通过或撤了的文章上打橫线好不好？别每次弄得像是被枪毙似的[偷笑][疑问]
武汉市现任市长的专科学历
雅美之途写于2020年1月26日
武汉这个1200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它的市长周先旺，也就是我们的父母官，在25岁前没有上过大学，后来也只读了专科。你可能不敢相信，但是这是事实，你可以去看后面的百度。虽然一辈子在大学和研究所，但是我从不唯学历论。可是这在现代世界的任何文明国家里，十分罕见。大家可以研究一番，在世界人口超过600万的城市担任市长的人物中，看看是否存在沒有正规本科学位的。本科学位是最根本的学位，很多人只有本科就能成就人生。中国那种官校的函授，暂时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
周市长是1962年出生的，他18岁时是1980年，不是因为文革时期而耽误了学业，没有任何借口，所以他应该是当时没有能耐读大学。他的简历清清楚楚写着：在他18岁那年的12月份，就到当地的公社上班去了。按我的推论就是高考失利后，他也不参加复读。他是否拥有高中学历都存疑，然后居然还能受到重用，一步步爬官阶。在政绩受到肯定后，他可能也不需要考试，在25岁时被推荐去我家后院的湖北大学，还只在这个以前的武汉师范学院读了两年的干部大专，毕业即失业一年。二十八岁继续做官，越做越大，直到现在统领被武汉冠状病毒肆意的大武汉。
周市长，凭你这种背景和资质，你也不谦虚点。面对武汉协和医院那个博士教授成堆的地方，谁给你的底气称协和医院因为失误才使医务人员被感染？武汉的医学专家亲口告诉你已经存在人传人，你为什么压制不能报？为什么要等到84岁的广东院士钟南山来武汉后，武汉医生才能通过他的口说出存在人传人？你让武汉医生在看见自己同事感染或成家庭感染时都不敢说人传人，说出来会影响你的仕途吗？你自己现在说武汉走了500万人，因为你说没有人传人，他们当然可以走啊，你知道武汉人现在外面多么受歧视吗？
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乌纱帽，GDP更是你上爬的硬指标，所以在疫情高峰期你还放任万人宴，以营造繁荣景象。但是这次武汉死这么多人，并且仍然有大量患者没有被统计在内，你是否有点良心自省？
我们在国内时，武汉市长吴官正是清华的，来不来是受过筛选的；但是我们从电视中得知，现在中国官场的买官卖官现象很严重，这成了官场选择程序的一部分。
我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怪你周市长，我需要考虑你是怎么做了一个拥有全国最多大学之一的城市的父母官的。正如这个城市最杰出的大学武汉大学的美国校友所陈述的：“我们这个年岁的人当年考不上大学，看来IQ是有相当的问题。逆淘汰的党国体制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当大官。”
江西大学毕业的湖北省长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也出丑，省长说：“我们湖北在口罩生产上是有一定优势的。年生产各类的口罩是108亿只，其中民用8.8亿只，医用9.7亿只。”
省长大人看见幕僚递来的纸条后说：“口误，刚才这个口罩的生产数值啊，有点出入，不是108亿只，是18亿只，更正一下。”
后来他发现自己又错了，更正道：“各类口罩年生产能力是108万只，不是亿，它是万，单位错了，然后这个其中民用8.8万只，医用9.7万只，很对不住啊，我把这个先纠正一下“。
我看着傻了眼，我以为他是洋人，因为洋人的计算数字里没有亿和万的概念。不过，省长的态度还不错。
现在的不少中国官员遇到聚光灯时，经常曝露出很多难堪。我想对Eric X. Li说些话，你在美国TED演讲时，过份美化了中国官场的Meritocracy（以优异程度获重用）。你的这种认知应该更正了，至少对得起伯克利加大对你的教育。
最后讲个笑话。武汉大学校长有次去香港出差，与出租车司机聊天。被问及哪里来的，武大校长很自信地说“武汉大学的”，香港司机说：“应该与湖北大学一样，都不错”[憨笑][偷笑][偷笑]。武大校长把学校越办越差，恐怕也沒辨回去的勇气[偷笑][偷笑][偷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