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而不耀

    “光而不耀”符合道家的“中和之道”，出自《老子》第五十八章。
    为什么做人做事要“光而不耀”呢？
    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文子，在诠释老子的“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时，指出：“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人怨之。”那么，如何处之才能不妒、不恶、不怨呢？文子认为贵与贱、高与下是相互转化的。只有保持“光而不耀”的谦卑态度，方可无怨。他告诫说：“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禄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怨不作。”(《文子•符言》)只有做到“光而不耀”，居下守贱，才是免除祸患、自我保护的法宝。这是一种人生大智慧。
    “光而不耀”，应具有“大智若愚”的品格。从前，老子在东周做官。官虽然小，但因为他是守藏史，掌握着大量文献资料，加上他的学问也很大，在当时很有名气。连孔子这样的圣人，也要从山东到洛阳，问礼于老子，拜老子为师。有一次，老子在送别孔子时，语重心长地说：“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一言乎？”他接着说：“凡当今之世，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也；博辩闳达，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者也。”(《孔子家语•观周》、又《史记•孔子世家》)这两句话意思是说：那些聪明透顶的人，总是喜爱深察他人的缺点和错误，讥讽挖苦别人，所以他总是处于“近于死”的危险境地；那些学识渊博、能言善辩的人，总是喜好在公开场所揭发别人的隐私，这样的人也是非常危险的。老子之所以认为上述两种人处境危险，是因为他们为小智所惑，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道家主张待人处世，要“大智若愚”，“宽而勿察”。不要对他人大事小事都要“察之又察”，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使自己时刻处于他人怨恨的危险境地。
    “光而不耀”，从正面说，就是主张“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老子》二十四章)在老子眼中，这些“自见(自我表现)”、“自是(自以为是)”、“自伐(自我炫耀)”、“自矜(自我炫耀)”，都是违背“道”的“无为”本性的表现。从道的高度看，这些都是“余食(剩饭)赘形(如形体上的骈拇、枝指、肉瘤之类)”，“故有道者不处”。因为在老子看来，争强好胜违反自然，令人厌恶，故“适得其反”。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辩证法。从反面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老子》二十二章)所以，老子一再告诫人们：“果(成功)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勿強。”(《老子》三十章)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自是者必败，自矜者必亡。
    但是，社会上常常见到：人一旦功成名就，就会“以功臣自居”，争名誉、争私利、争地位。这是老子所不赞同的。老子指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老子》第二章)又指出：“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老子》第三十四章)这是天道的“无为”品格。圣人以天道为法，亦理应“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老子》第七十七章)正因为圣人能做到“功成而不处”，所以能名垂青史。这是圣人处世的人生艺术。
    《庄子.山木》篇有这样一个故事：阳子到宋国，投宿于一家旅舍。旅舍主人有两个妻妾，一个长得美丽，一个长得丑陋。但是，在店里，丑陋的受到尊宠，而美丽的反被冷落。阳子问其故，旅舍童子回答说：“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于是，阳子告诫弟子曰：“行贤，而去自贤之心，安往而不爱哉！”这则故事说明，不自我表现、不自以为是、不自我夸耀、不自我矜持，自然能受到大家的拥护和称赞。
    “光而不耀”，以谦卑态度对待他人，不高傲、不霸气。“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这一立身处世原则也为中国历代名士所推崇。宋代爱国诗人陆游在《放翁家训》中指出：“虽高官，亦当力请居其下。”明代杨继盛告诫儿子说：“与人相处之道，第一要谦下诚实。同干事，则无避劳苦；同饮食，则勿贪甘美；同行走，则无择好路；同睡寝，则勿占床席。宁让人，勿使人让。”(《父椒山谕应尾应箕两儿》)。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也把老子的谦卑思想，奉为自己的处世准则。他说：“夺利争名，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
    “光而不耀”，“处众人之所恶”。在老子看来，“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老子》六十六章)这是说，大江大海所以能成为百谷之王，是因为它善于自居卑下，处在众流的下游，所以它能成为百谷之王。老子从江海“善下之”中，悟出了圣人处世亦应“居善地”的道理。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世俗之人总是攀权附贵，争名夺利，力居高位。而圣人不同于世俗之人，如水一样，从不与他人争高下，甘居众人所憎恶的卑下之地，具有崇高的谦卑美德。“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老子》六十六章)圣人以江海为法，他要想在上领导人民，“必以言下之”。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指手划脚。而是谦下相待，虚心向人民请教。他要想引导人民前进，“必以身后之”。不是利益面前一马当先，脱离民众，而总是把自己利益放在民众之后。这也正是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谦卑品格。正因为如此，“处上”而民不感到重负；“处前”而民不感到妨害。所以，普天之下，乐于推戴他，而从不厌弃他啊！

(葛荣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此处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