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 - chapter19-2

2008年春，类似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又再一次爆发，这次是因西藏独立在奥林匹克火炬传递时进行示威所引起。在反对汉人运动遍布整个西藏之时，中国日报将动荡归罪于英国在鸦片战争后对西藏的入侵。4月7日，当支持西藏的抗议民众，在巴黎试图从一坐在轮椅上的中国残疾运动员手中夺下奥林匹克火炬后，从艾菲尔铁塔开始的法国站的接力中断了仅半个钟；大约十天之后，平民中的民族主义分子在北京法国驻华大使馆外，及至少五个不同城市的法国超市外聚集，“保卫西藏！天佑奥运！抵制家乐福！”的标语横幅展现在东北沿海城市的示威中。“对法国帝国主义说不！强烈抗议英法在1860年侵略中国！”当认为西方在报道西藏骚乱时有反华倾向，中国公众的愤慨益加高涨，十多位在华外国记者俱乐部成员收到死亡威胁。“我要把屎从那些用嘴放屁的人的头上塞下去，外国记者滚出中国！”一篇登在人民日报所拥有的、人气旺盛的新闻网站的贴子如是呼应；另一篇则写道：“这些杂种让我呕吐，用他们来填平台湾海峡，他们象苍蝇一样——恶心。”那些对中国无阅历或无兴趣的人，现在开始面对（亲身或通过黄金时间新闻）澳洲、美国和欧洲城市成列挥舞的红旗，及偶尔准备踢踹或殴打鼓吹西藏独立的人。在美国杜克大学，中国人和支持西藏独立的人之间，情况变得特别丑恶，一位建议双边举行对话的中国学生受到中方爱国者的死亡威胁。相当一阵子，脾气火爆的沙文主义看上去将注定变成这个即将成为超级强权的国际嘴脸，直到四川大地震才复苏全球对其的同情。

在所有这一切进程中，一头脑发热的角色出现在中国公众生活中：愤青（主要是男性）。仅管他们定期地拥到街上，但他们最喜欢的栖息地是因特网。在中共1989年后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色，是它运用新科技为己服务。必然的，大量的年轻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心中会由旧式的、传统的媒体方式所喂养：以2006年中国学者颇负争议地称之为“狼奶”的、中国民族主义选择性的课本。我所遇到最年轻的自称愤青，是一来自北京的十六岁青年，他告诉我他在十三岁那年，在他初中现代历史课上，开始变得愤怒。一位23岁的青年在2006年观察到，“我们学校教导我们中国的苦难是西方国家所带来的，我们都是强烈的爱国者。。。我们注定要变成愤青。”但对于极端的爱国者，中国的因特网也变成一关键的虚拟聚会处：自1990年代后期，每次民族主义的闪点都是在因特网上被激发、或在网上组织的。

在超过一个年代时间里，中国政府一直是世界上最勤勉的因特网审查员，通过它的“防火长城”，控制公众对因特网上的信息的访问：数台服务器监测着中国因特网与外界接口的网关，以便封堵敏感的国外网站。然而，仅管这个政权对因特网上提供交换政治信息和观点的自由论坛感到紧张，它一直容忍甚至鼓励愤怒的民族主义的爆发，以期反外的情绪会湮没到国家所主导的爱国主义中去，而且在表面上，这场赌博已有斩获。在1999年的抗议活动后，人民日报设立了“强国论坛”：一个专为民族主义分子的张贴贴子的官方渠道。在2001年中国战机与美国间谍飞机在南海上空相撞后，论坛上充满了因事件而狂怒地反美的贴子。注意到许多中国因特网用户主要是玩游戏，宣传部门确保正在成长的一代能用他们的休闲时间来提高他们的爱国主义的本能。例如，在2000年，一已被官方制裁的新闻网站特别推出游戏，网上用户可在游戏中击打李登辉（监督1995年岛上第一次民主选举的台湾总统），给他贴一个可笑的鼻子，或在他从飞机上跳下时向他射击。1997年香港回归接近时，一软件公司推出鸦片战争游戏，玩者在虚拟世界与英国人战斗，手册写道：“让我们用智慧和勇气，去根除那些该死的侵略者吧！”

未曾料到，怒气冲天的年轻男性这一品种的出现，增强了中共所要传递的信息。在该年代中期，流行的民族主义以系列畅销读物形式充斥书店，谴责西方企图“抑制”甚至“奴役”中国的黑暗阴谋。张小波，早期系列书《中国可以说不》的联合作者，是一难以置信的、国家正统性的支持者：他在1980年代崇拜西方，1989年因与抗议活动有关联而被短暂监禁。《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对美国媒体抹黑中国的阴谋的控诉）由一群年轻、西化的学者（一位是一所美国大学的教授）。“我们和党没有任何关系”，张抗议说——他现在是一非常成功的独立发行人，野心勃勃地准备在十年后出版中国的第一份色情杂志。

1990年代后期，因特网开始在中国起飞，小布什总统信口开河地预测“自由的精灵从瓶中出来了”，十年之后，随着信心十足的共产党政府在主要问题——人民币贬值，哥本哈根多方协议，言论自由上——藐视西方政府——此举明显地为中国网民欢呼，因为他们将每次冲突定义成帝国主义试图压制中国——这种乐观开始看上去消失了。中国政府和它的网民越是在西方诡计上纠缠不放，这些行为就越来越在英国人和美国人心中燃起对过去的黄祸的担忧。2010年1月，在超过三十年代市场改革和十多年的因特网之后，中西关系似乎仍被鸦片战争综合症鬼影所笼罩。

2007年冬，在北京的我发现自己有一些空闲时间，于是我决定自己也赶趁着这爱国主义教育的热度：去看看是否它真在制造充满愤怒的沙文主义者。于是我安排去旁听一些高中历史课，申批出乎意料的直截了当；如果我是一中国学者想在英国做同样的事情，恐怕要花数星期甚至数月去等待有无犯罪记录审核。一位三十来岁、有着一所美国大学学位、聪明幽默的教师朋友，打电话给几个他的朋友，然后回电给了我好几个电话号码，“打个电话给他们，他们会告诉你何时去。”

十一月的一个早上，我提前赶到那所学校，另一位年轻、满脸微笑的教师在大门口迎接我，将我带到教室。“政治上高中历史教育非常重要。”在我们去教室的路上她对我说，“绝大多数人在此获取现代历史知识。” 课程，是有关鸦片战争，真正是毫无情感色彩地开始，庄重地叙述了英国人走私毒品和损害中国人民尊严的卑劣行径，展示了一些社会主义写实派的雕塑图片，描绘着肌肉发达的中国人反抗的情景。讲解伴随着险恶气氛的配乐，有一点情感触动，不同于我记忆中，曾象少年一样所上的历史课。“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幻灯片提醒着学生们，以防他们尚未听过百遍这个说辞。

但在随后的15分钟的讨论中有些令人惊愕，在讨论中，要求学生们就中国为何失败，及战争对中国的影响进行辩论。一位爱在课堂里逗趣的学生，象是很费劲地站了起来，“如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他故意以一副政治正确的腔调讲起来，引起同学和老师一片喧笑。当笑声停下来后，他讲出他的观点，“我们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我们太虚弱、太闭锁。”他的同学们同意地说，“我们中国人的问题是，”另一同学接着说，“我们没有脊梁骨；我们全都一直让鸦片麻醉着。” 第三人说，“我们的武器落后于西方三百年，我们没有海战经验，太过胆小、太落后、太自我封闭。”

仅管宣传部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试图构造一个中国是受害者的现代历史，鸦片战争的纪念仍然充满自我厌恶的情绪。“我们制作了《复兴之路》，是因为仅管我们解决了导致战争的基本问题——闭关锁国就会倒退，倒退就会挨打——还有许多其它事情，象是国家财富和实力、民主、和谐和文明，我们尚未做到。我们不是因为这段历史而纠缠它，而是为了向前迈进，为了告诉中国人民要不断学习新东西。。。那场战争将中国以外的世界展现给我们，我们开始学习他们。” 《复兴之路》的导演（一充满自信的四十来岁名叫任学安的男子）告诉我。

有关爱国主义教育的不同观点之间事实上是非常分裂的。处于圣战第一线的历史教师们焦躁不安，仅管勤勉地提醒“世纪耻辱”，“今天的年轻人不是很爱国”，一位教师向我报怨着，“他们自私，没有责任感——他们不会担心和考虑不平等条约之类事情，他们中间一些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庚子赔款！什么对他们都不重要，除了高考。如果你对他们说要爱国，他们根本不予理会。”在一节课结束后，一群十六岁的北京学生对我说他们讨厌现代历史——太过黑暗和压抑。“他们都喜欢古代史，”他们的老师告诉我，“他们喜爱古典文学和帝王将相。”我也观察到北大推出一些新强制性的现代历史课程（替换旧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不久，唯一让我不在课堂里打嗑睡的方法是坐在教室后面，记录那些明显睡着了的学生的数量（一些就坐在前排）。

对一些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景点参观，透露了不仅仅是学生对这个教育缺乏热情。证明我的看法的一个例子是鸦片战争博物馆，馆员们兢兢业业地努力激发来参观的人们的情感，通过启发性的标题来告知此战争不公正（‘英国殖民者试图以卑鄙的武装入侵和鸦片走私来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人民在反抗侵略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显示出我们的民族精神永远不会消失。’）及表现斗争的三维艺术作品：人们的注意力特别容易被一过分渲染的蜡塑作品所吸引，作品表现的是一座炮台的争夺战，一位赤手空拳的中国人与一位全副武装、垂死的英国士兵在地上扭打着，中国人手举着一块石头，将要将这英军的脑浆砸出来。

然而，在博物馆外的海边，一日游的游客们似乎未受到170年前所发生的事件所干扰，他们拿出所带的点心和饮料，在未能保护中国免于英舰进攻的炮台阴凉处，将球扔来扔去，踢着毽子；游客们对享受几个钟的海边时光比凝视民族悲剧更感兴趣。最大且最易进入的是威远炮台，就座落在海边：巨大的炮管从长长的海堤间隔地向外伸出，在好几处，身着紧身短裤的年轻女郎骑跨在大炮上，让人给她们拍照。我向一位正在看着他的伙伴们争抢大炮位置的年轻男子询问参观感想，“我。。。呃。。。我不知道，我没有想过。”我想刺激他一下：“我是英国人。”“真的吗？我听说英国非常先进。”我想另开话题：“抗英纪念馆里所说的英国（另一处鸦片战争爱国教育地点），你要我向你道歉吗？”“哦，这个，那都是历史了。”甚至国耻的旗舰纪念碑——圆明园遗址——它的效果也是不足的，“哦，是的，我很气愤。”一男生参观者对我说，几分钟后，他拍拍我的肩膀问我来自那个国家，和在英国学习法律有什么样的机会。

对于不时地在西方媒体头版上成功赢得注意力的年轻的中国民族主义分子，几乎所有与我交谈过的城市中国人均因他们感到尴尬，拒绝承认这些人代表着主流。在任何一例中，绝大多数中国的爱国者，没有与西方划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相当多愤怒的中国网上民族主义分子——控诉中国遭受西方和日本的“侵害”——属于毛泽东之后时代对外开放、由此而产生的财富和机遇最为踊跃的攫取者。1999年流传着一个笑话，说在北京美国大使馆外的示威者，用签证申请裹在石头外投进大使馆院子里。所尝试的对愤青的采访，常常被他们的去西方留学或发表文章的热切咨询请求而偏离主题。我的一篇采访记录里，我的采访对象说他已准备好派他的人去大英博物馆，去要回那些从圆明园抢去的珍宝；此时正当星巴克向顾客提供圣诞免费咖啡，在他兴高彩烈地从一位女服务员手中接过咖啡时，他的讲话中断了。实用主义，至少和爱国主义一样，是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宗教信仰。

 

仅管中国的宣传部门害怕大众会遗忘所受的爱国主义教育，它们也焦灼不安地担心这个运动也许太过成功：民族主义的愤怒也许无法控制。

倒退回2007年，我亲身碰到了愤怒的中国青年中的一位：一位高个子，身材细长，一头长且乱头发的新闻记者，我称他王宁文（不是真姓名）。我第一次碰见他是在一间名为“乌有之乡”的独立性书店，就在北大西门外，书店以左翼民族主义分子聚会地点而闻名。他在一群讨论李安的奥斯卡得奖作品《色，戒》中的爱国主义问题的人中。该片是一部充满色欲的二战期间日占上海的故事，影片中的女性抗日工作者，献身于她原要帮助暗杀的汉奸。讨论可充分预见地起始：所有发言者均同意，影片是“对中国人民的污蔑”，一个“汉奸电影”，“一种性方式传播的皮肤病”。仅管这些出格的谴责，情况有一点令人惊诧的变化，这些发言的人真正所担心的，不是好莱坞的政治派别丑化中国爱国主义的阴谋，而是完全没有骨气的中国政府对这部电影的反应。为什么他们不禁演这部片子？“那些电影审查在做些什么？”一个发言者责问着，博得热切的掌声。中国问题，这群人认为，是内部的叛徒，而不是外部的敌人：“买办势力”在政府核心，他们勾结西方和日本；他们认为中国如果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是殖民地的话，中国会更好；这些中国的“资本主义走狗”在将中国变成西方的“二奶”。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仅管发言者们不爱西方（我从他们中间的一个得知，西方文化是“兽性的——它将人们变成野兽。西方幼稚、野蛮并具有毁坏性，中国有文明”），他们的主要争吵是针对当前的中共领导层。聚会表面上是谴责一部大陆以外地区所拍的电影，他们的怒气迅速地反弹到中国政府身上。

几天后我约见了王宁文，讨论一下他的世界观。（作为安全测试，我在电话上建议我们在星巴克会面，以测试他反西方的情绪，看看他对国际性拿铁的爱会不会超越他的爱国主义原则。）我们刚拿着咖啡坐下，他就开始倾吐怨气：“所有中国问题均与外国侵略相关，开始于鸦片战争。。。英国人走私和偷窃——他们的行为让人恶心。。。这段历史要清算。。。中国坚持要日本道歉，他们也应要求英国道歉。”但他非常清楚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中国自己的政府的怯懦和背叛。在中国没有爱国主义教育这回事，他对我说，“它是如此无聊以致我们都恨它——我称其为反爱国主义教育。。。普通的高中生不会记得西方的行为有多坏——他们只知道日本、美国和欧洲的东西好。。。今日中国的主流想以西方样式的现代化和文明来替换民族认同。。。今日的中共整个就是一群叛徒。”

他对袁伟时2006年在冰点所发表的对中国历史教课书的批评怒火冲天：一个中国学者怎么能和西方帝国主义联盟？这纯粹是背叛——他在亵渎自己祖先的坟墓。。。他应当被淹死在臭鸡蛋和吐沫里。。。也许应将他家捣毁，这是万全正确和恰当的作法。但尽管冰点被政府关闭，王宁文深信两者是同谋：“袁的文章是为当前的中共服务的，他和阴险的官僚们是一伙的。”在我们谈话结束时，王宁文也问了我一些问题。第二天，他受邀将前去英国领事馆面谈有关赴英学习的奖学金，他想知道如何才能最好的展现自己。我的建议是“最好别提（鸦片）战争”，他一定是控制了自己，因为他拿到了奖学金。

王宁文激烈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由此看来，是一奇特的杂交品种。在整个咽下中共所构建的愤怒、受害人式地自问自答的鸦片战争的叙述同时，它本身更加令人担忧地与当前的共产党政府相对立。王宁文本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家文化精英一份子，在总体上，愤怒地攻击当局在文化大革命和现代历史上的一家独言。“他们不想让我们记住现代历史，”他蔑视地评论《复兴之路》，“他们只想要我们认为现在多么伟大。” 任学安——本时代卓越的共产党的媒体机构的代表，让王宁文极其不喜欢——不赞同愤青的爱国主义：“我们应容忍不同的声音，但他们对历史的看法是错误的，无法激起今天中国许多人的共鸣。”

当局用“国耻”吸引如此多的注意力的原因之一，是它非常忌惮中国人回忆起毛泽东时代的人为灾难，但转移到民族主义中的大众怒火，也提醒了当局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政府状态下的民间暴力。任学安向我解释为何尚不能记念不久前所发生的内部灾难。“鸦片战争是国际问题，而文化大革命是个国内问题。中国不得不用自己的方法对付内部的动乱。。。因为中国人民没受过民主教育。如果我们说，让我们现在坐下来讨论文化大革命，算所有的旧账就意味着我们不久就会有一场新的内战——就和法国大革命一样，那会是非常可怕的。”

对于所有国家定义的爱国主义的倡导，因担心失控，中国政府有理由精神紧张，对日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明显地，在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强调历史创伤的帮助下， 89年之后的状态，酝酿产生了反日情绪。在毛泽东时代，与日的“和平、友好关系”一直是国家政策——不要战争赔款和无需为战争道歉。相反，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对日敌意与中共扩大公众对二次大战的纪念而成比例地增大。2001年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对所有曾侵略过中国的国家，除了日本，均降低了旧版中马克斯主义式的反对帝国主义说教。到了2007年，教科书里覆盖着鸦片战争的篇幅，将充斥邪恶英军抢劫的图片，从18页缩减到概略的4页；相反，有关中日战争的篇幅，保持让人怒火中烧：“烧、杀、奸淫、抢夺——没有一件坏事日本没做”，正对着一幅照片标题写着，照片上是一个狞笑的日本兵，站在被屠杀的中国人中间。“日本在1931到1945年间使中国人民遭受了何种苦难？”这是一篇作文题目，指示学生去寻访受害人。

显然由于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2005年春天的反日示威——由网络上的活动分子煽动和组织——在中国的主要城市爆发，抗议日本新教科书（及其它事情）掩盖战争时期在中国的暴行。仅管这一运动开始时与政府所发起的目标是一致的，很清楚的是，抗议迅速地由官方控制转到各地民间自发性的团体手中，当抗议蔓延到第三个周末，当局的预先通告中出现担心的调子：“以秩序的方式表达情感”；警察在网上警告要去示威的人，所有上街游行必须得到当局的批准；并命令那些著名的民间运动者呆在家里。随后不久，一政府的主要报纸谴责这个反日示威是“恶毒阴谋”，有着“不可告人的动机”，试图搞垮共产党——一个正常的示威活动显而易见地沸腾过度，成为民权运动并且潜在地有颠覆政府的行为。

直到2009年，中国最激烈的反日民族主义者（大中华反日联盟的创办人）是一个名叫郭泉曾任过刑事法官的哲学教授，他在2005年因破坏一被指控与日本海盗相勾结的明朝商人坟墓，而瞬间成为名人。2006年，他的情感开始将他引向一新的、反政府的方向。“我反对日本，”他在网上写到，“但也反对中国社会的缺乏民主、自由和人权。”到了2008年，他更进一步，公开号召政治改革，成立了中国新民党。2008年11月13日，他以颠覆国家罪被捕，他的计算机、银行卡和手机被没收；2009年10月16日，他被叛处十年徒刑。

令人好奇的是，这些当代中国最难以自控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的怒气是如此容易转向去反对他们自己的政府和人民。对日本拒绝就二次大战进行道歉，或钓鱼岛主张的不满，常常盘旋上升成为对中国政府的暴怒，认为它未能捍卫国家尊严或蔑视无关紧要的普通大众。政府在2006年对冰点的强硬立场，至少部分的动机，是想舒缓网上民族主义者因冒犯文章的批叛性的自由主义所引起的怒火。2008年家乐福前抗议爆发两天后，中国当局进一步挫伤他们民族主义的热情，“网上用户对西方国家情绪激烈，”政府网管提醒着，“这种消息呈现扩散的趋势，如不制止，会进一步导致事态失去控制。”“你们内心是爱国的，”国家安全部门对一帮反对西藏独立的年轻示威者说，“但你们不能干扰社会秩序和交通。”今天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不得威胁社会的稳定，或吓走外国的投资——这是实现1989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奇迹和说服大众继续信赖共产党的智慧的关键。对于中国现今的统治者，世纪耻辱是个敏感的平衡工具，适当地控制，公众对鸦片战争和其后的帝国主义行径的记忆，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政治上正确的释压阀，用以排放中国严密控制的公共区域里的强烈情感。管理上的不小心，同一情感会洒出来，成为某种危险的颠覆活动。

当今中国和其当前的民族主义的澎湃，因而也并不是完全符合中共心意般地稳固和强大单一的，2009年夏，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其细致地描绘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里指出，再过数十年，西方的衰退（伴随着的是它的自由化的民主）和一个无法阻挡、极可能独裁、种族主义的中国的崛起，它自视自己是一个“文明国度”：同一族群，在过去2000年（至少）一成不变，深信自身较之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优秀。但在政治评论员担心“崛起的中部王国和西方世界的结束”（该书的次标题）的前景的同时，其他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们不这么看。在该书出版六周后，政治和环境记者伊莎贝尔-希尔顿（Isabel  Hilton）指出，穆斯林人口占统治地位的西北省份新疆，爆发了种族暴力，冲突中，数百名汉族定居者被杀或受伤。政府施加了令人紧张的武警控制，整个区域实施通信限制，网络和手机通讯被切断。希尔顿争辩反对“中国政府所爱讲的一个故事：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未曾间断、一成不变的文明（长短按当时的激情而变化着，从2000年到神话般的5000年）。。。更为准确的描述，应是一个新近扩张的陆基帝国在挣扎着证明自己。”因有大量的社会和政治不确定性干扰着这个二十一世纪想当然的超级大国（以数以万计的“群体事件”型式——罢工、上街游行等等——每年都有发生；单以2009年第一季，据估计就有58000起），围绕着爱国主义，似乎加剧了它的信心上升。

中国在第三个千禧年里，（就像它在十九世纪里一样）与凝聚在一起一样，有着同样多的分崩离析的理由：银行业有如筛子洞一样的满是坏账；就业和为庞大的、快速衰老的劳动力提供养老金的挑战；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按照中国的估计，早在1994年就达到潜在的不稳定水平）；政府腐败（在2009年末，一份中国报纸直指国家的群体事件的发生，是政府官员通过“拆迁”来 “盲目地寻求效益”）；环境恶化。一致的看法是这个国家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取得不同寻常的增长；但接下来会怎样，没有一致的看法。

 

在170年中，鸦片战争和其轮回的来世，在中西关系上投下了阴影，双方均为各自的目的篡改了历史记录。十九世纪富有影响力的英国人，因贸易逆差上的一个基本问题，辛苦地制作了一个合乎道德的战争理由：将战争重塑成文明世界被“非正常地”奉行孤立主义的中国人，所触发的一场冲突。二十世纪中国的建国者们加入了这场指责游戏，反过来将这场战争改造成他们国家一切问题的根源：成为一个黑暗的帝国主义阴谋，妄图奴役一个统一的、英勇抗争的中国。相比之下，战争本身的真实性，闪烁出混乱、多民族的满清帝国深处诸多断层: 统治者们不成功地竭力督促他们的官员、士兵和臣民们对抗外国敌人。

西方公众对战争自我辩护的立场，是基于道德上的内疚，这种内疚煽起了对中国国家和人民的恐惧及紧张，鸦片成为西方人渎职和嫁罪于中国人的污秽标识，产生出缺乏理性的黄祸疑云，这疑云今天仍然出没在我们媒体内容里。同时，在中国，鸦片、战败和帝国主义制造出一个对西方愤怒、自我厌恶和务实性赞赏的不稳定组合，这个组合在中国爱国主义者心中继续不安地共存着。

西方国家如英国，是否因中国人傲慢地拒绝给予他们足够的注意力和尊重，从而攻击中国人；他们为其所作所为而强烈地自我抨击，或神经质地痴迷于中国的报复，保持不变的一个错觉是：西方是中国所算计和对付的中心。但无论是回溯到十九世纪和现在，中国的统治者们主要专注于内部事务，而不是对外关系。拒绝从中国的特权阶层的角度去透视这些问题，使得英国在十九世纪走向战争，也在二十一世纪早期面临将关系推向对立的危险。

在1839年，满清皇室因对社会不安定之担忧而过于分心，以致于对西方的贸易要求主动地作出了独断的回应；英国的解读这一政治麻痹为根深蒂固的仇外心态。2010年，情形看上去没多大区别，中国政府拒绝在气候变化上立法，因它会减缓发展；在控制社会上的生硬立场和在国际贸易问题上的厌恶妥协，如加强（人民币）元与美元的兑换率（因而使中国产品出口较贵，它国进口减少），从而激怒了西方国家。“当今的领导阶层，”中国问题观察家，乔纳顿-芬比（Jonathan Fenby）在2010年观察到，“仅想在国家垮掉前退休，他们的担忧有时会导致与西方的冲突。以对元的重新估价问题为例，它会有很多好处：减少与美贸易冲突，进口货物较便宜。但他们担心会危害经济发展，或看上去是向西方投降——中国公众的呼声也许太高了。”对于国家自1920年代以来就系统地策划的（在1989年后又赋予了新能量）、刺耳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则经常威胁着要突变成反对政府的不同声音。

从鸦片贸易时代到因特网时代，仅管不断增加接触、学习和相互同情的机会，中国和西方一直在激怒和误解对方，进入二十一世纪十年了，十九世纪仍伴随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