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 - chapter18-1

共产分子的阴谋

1850年代是卡尔-马克思不停尝试的十年。在被三个国家驱逐（甚至被瑞士禁止入境），1849年他全家在伦敦定居下来。然而，在他到来后不久，他就被逐出了出租房，一些财物被法庭没收。随后的十年间，马克思的生活不断出现经济拮据，他的三个孩子可能是出于贫困而死亡，与此同时，马克思将自己为报社所写的评论的收入，和他朋友恩格斯的资助，挥霍在维持表面令人尊重的中产阶级生活（一个毫无用处的私人秘书、海边度假和女儿们的初次社交舞会礼服等），并一直激励着全球无产者去推翻资本主义。

仅管其个人的生活一塌胡涂，马克思始终坚信他对世界运动评价的能力。在十年中，他的目光偶尔转向中国，他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编辑的系列文章中，对巴麦尊和他的“基督教义说教和文明兜售”的政府没有什么好话，对在1857年因商业利益导致双方间发生“最为不义的战争”，从而使中国人“认为所有西方国家联合在一起与他们作对” 也是同样。对于中国，马克思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一个划时代的灾难：“在不幸的1840年战争后对英的赔款及无生产性的鸦片消耗，因这种贸易而耗尽的银两已使这个国家破产。”更糟的是，英国算计着毒害这个帝国：“鸦片销售者在吸毒者上瘾后残害着他的身体，退化和根除了这不快乐的罪人的道德灵魂。每个时辰，就有新的受害人被送上永不满足的祭坛，在此，英国杀人犯和中国自杀者相互纠缠，争先奉上自己的祭品。”

然而同时，马克思无法给予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更多的赞美:

    有着几乎三分之一人口，过着单调、贫乏的苦日子。。。自我沉浸于天朝的完美。。。满族皇朝的权威面对着英国人的武力而散架；对永恒天朝的迷信信念随即垮掉；相对于文明世界，野蛮且封闭的闭关自守被侵犯。。。封关自守因英国而以暴力结束，就像任何一具精心封闭保存在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旦接触到空气，必定迅速地分解。

这一冲突不可避免的结局是“一个不可阻挡的革命。。。由英国大炮强加与中国那种令人昏昏欲睡、被称之鸦片的毒品所促成。。。它就像在将人们从遗传性的愚蠢中唤醒之前，先使他们酒醉一样。”

马克思对中国和鸦片战争自己的观点不是很多，尤其是在其主要成分分析中，他对颓废的中华帝国的蔑视——散布于早前他在《中国观察》上所发表的文章中。深受十九世纪欧洲人早期反华的影响，马克思创立了一种将中国简单化并去除媒介来看待中国的观念：将其看作成一个无能的帝国，仅是在鸦片战争中被西方所“唤醒”。在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种族分子对中国陈词滥调评论中，马克思所加入唯一新颖的是对西方帝国主义同样的强烈厌恶。

到了1860年，马克思将其注意力由中国移到他一直未能完成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好像再未认真地回到中国这一主题，然而，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后，他的观点在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思想中，被供奉为对“天朝”和鸦片战争的结论性评价。这一评价最终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基石：以西方帝国主义对腐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阴谋为起始，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因此，在毛泽东思想的中心，其反西方的内容，深奥地孕含着对欧洲人观点的尊崇。

为了讲述这个奇特的故事——一个下莱茵的小资产阶级冲动地抛出的观点为何成为中国的圣经，我们必须先回到十九世纪末的另一个经济上困难重重的投机家，及中国民族国家一党制的设计师：孙逸仙。是孙中山（孙逸仙）在1920年代晚期时候矛盾的决定——竭尽全力为其几近失败的革命争取苏联的财政援助——指称帝国主义是现代中国的所有问题的原因，将鸦片战争转变成中国悲痛的开端，并进一步成为二十世纪爱国主义宣传的必要成分。

孙中山1866年生于澳门北面不远的一个农民家庭，其兄在海外颇为富有，在其兄长的资助下，他先后在夏威夷和香港接受教育。他是中国被西方强迫打开大门后的典型产物，在接近三十岁时，他已能熟练使用英文，并毕业于香港一家医科学院，掌握了基础医药知识，同时也成了基督徒。

1894年，他短暂尝试了传统的途径, 试图在满清官僚体系中谋职，北上向满清大臣李鸿章上书，自荐改良中国。李鸿章因关注甲午战争，未能抽出时间与他面会。但这个鄙视似乎足以坚定孙中山的决心，使他集中精力去摧毁整个满清制度大厦，在该年还未结束，他就在夏威夷建立了一个秘密革命社团，兴中会，专注于推翻满清。1895年，在他所筹划的第一次起义惨败后，被满清悬赏捉拿，因而他逃离了中国，成为一个专职的流亡革命者。在他被剥夺一切这段时间里，孙中山提出和发展了他自己的共和党人、国民国家的观念。这一切，在随后的数十年里，使其在中国历史上赢得了“国父”这一席位。

在其流亡的十六年里，孙中山在各国间（英、法、日、美）和各社会团体（土匪、海盗、保皇派、自由主义者、他国部长、传教士、海外华商、美国雇佣兵）间周旋，为他的反满革命乞求钱款和帮助，巧舌如簧地对每个对象说着他们喜欢听的话。一时在英国，他吹捧英式司法系统的美德；下一站到了日本，他激烈抨击西方殖民主义对泛亚主义者的恐惧。一年之后，他又在对中国黑社会献媚，歃血盟誓，与此同时他又向法国帝国主义者们兜售中国西南部，以此换取他们对他的“邦联共和”提供资助的保证。

在一个世纪不断失败的反叛后，1911年十月的一天，在落基山脚下，孙中山在早餐中读的一份报纸中得知，在中国中部，由一起失误的炸弹爆炸所引起的一系列革命起义，已推翻了清朝。（孙中山此时在美国与一名叫荷玛-里亚（Homer Lea）的跎背冒险家密谋反清细节，荷玛将提供价值三百五十万美元的人员和武器，以换取对未来共和国经济的全面控制。获知消息的孙中山并不是立即直接回国，他买了一张船票去了伦敦，在伦敦他向英政府承诺，如果英国支持新政权的话，他将任命英国军官来指挥海军并委任英官员为其“政治顾问”。

最终在1911年圣诞节那天，他回到了中国，他当选为大总统并就任了34天，随后将婴儿期的共和国交给了前满清将军袁世凯。袁世凯所亲率的北洋陆军驻扎在中国北部及东部，是中国最大、最为现代的武装力量，这使得他在满清和革命党间的谈判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1913年，新当选的总理被袁世凯下令刺杀后，新政府的摇摇欲坠的民主结构因此而毁，孙中山又开始了流亡。在随后的十年里，他频繁出现在国际权贵和富有家庭的画室里，将他未来的共和国切成许多块，出售给这些人中出价最高者。

但是，尽管他向他潜在的朋友们发出了大量承诺，但他未能为他的共和梦在寻求资金方面取得进展。紧随着袁世凯在1916年病死之后，袁的部下们割据了中国，各霸一方，并互相开战，以期获得对整个国家的控制。1917年，以当时军阀行头为样版，孙中山向他的原籍广州进发，他头戴羽毛装饰的帽子，穿着穗须点缀的肩章，戴着白手套，自封为一基本上仅是存在于纸上、现金枯竭的军政府的大元帅。在其巅峰时候，他最多可以调集约二十营的军队和一艘炮舰。到1922年，就算是以其多年生涯的标准来看，他的位子也是岌岌可危。6月16日，陈炯明，一个广州军队指挥官，他原来的同盟，反对他计划让广州出钱支持他领导的统一中国的北伐，炮击了他在广州的大本营。在交火中，孙中山被迫逃离他的房子，在追击的枪声和“杀死孙中山”的喊叫声中逃到军舰上，并在随后的七天里留宿在舰上，空等着增援以期夺回他的权力，而他的老朋友，英国，除了派艘军舰将他送到香港外，未作任何事。

至少部分地被绝望驱动，孙中山在那段时间开始考虑与苏联接触。俄国人表现出愿意为他的即将分裂的国民党（由他在1912年所创立，用于替代他原来的同样分崩离析的同盟会）提供资金、武器、政治和军事训练。反过来，孙中山要接受由共产国际在1921年帮助建立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到其政府里，形成一个联合阵线。孙中山希望苏联会使他成为中国的列宁，向他注入资金，提供武器和必要的纪律教育，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可以统一中国的力量，打败割据中国的军阀。俄国人有着更长远的目标：在中国推动初级的政治阶段——由中国共产党协助的小资产阶级国民革命——而后，他们希望，共产党人的革命在其内部爆发。

为了确保苏联的金钱，孙中山必须赞同一批共产党的主要政策，展现团结无产阶级就是其一：组织罢工、要求降低租金、土地改革等等。理论上，这些步骤合乎常理，有希望将孙中山的国民党转变成真正的巨大组织；实际上，它问题百出，因为孙中山无心进行阶级斗争。1905年以来，他的政纲就一直是琅琅上口的“平均地权”，同时忽视了这一过程所必然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冲突，因为作为一个长年缺乏资金的人，他自然地从国内外富有阶层处争取资助， 如：政治家、商人、工厂主和富有的地主。

反抗“帝国主义压迫世界的枷锁”是孙中山要附和苏联的第二个重要原则，对于帝国主义，马克思主张（列宁赞同）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同样，理论上，这一规定对一个要激发广大民众的中国政治运动不会有多大困难；到了1920年，中国饱受外国侵略已有80年了，在过去的十年里又增加了新的仇恨，利用中国推翻满清后的混乱，日本在1915年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强迫中国确认其在中国满洲和内蒙古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四年后，英, 法和美国在马赛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在海军上的协助给与奖励，将中国东偏北部的另一大块区域奖给了日本。愤怒的中国青年发起了五四运动以抗议回应，五四运动是高涨激进的民族主义，来源于1919年5月4日暴力性的反帝示威。

同样，现实里，在中华民国鼓动和驾驭反帝民众的激情并非是那么直截了当的。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社会里的某些群体会对外国侵略极度愤怒，特别是学生、教师和作家，他们通过写文章、示威和请愿，将人们的注意力拉到国家在强权手里被欺凌。在期刊和报纸上，充斥着他们有关中国在国际上的困境的震惊社论；他们表决要在商铺招牌、课本、旗帜，和（香烟、酒、草帽、袜子）包装纸上印上“国耻”；他们纪念每年的国殇为“国耻日”。羞耻也是事业，可以用来赚钱；在纪念二十一条（五四）十年之日，一家报纸刊登广告推销一种特别的纪念品：“国耻”毛巾，用来提醒国人（通过每日沐浴）外国侵略的耻辱要擦掉。另一家公司六年后用类似的词语推销牙粉：你自然会在心中将它与“国耻”联系在一起，思索用何种方法将牙刷干净。

但这种愤怒与恐惧交融在一起，如果国民的文化领导者不警惕，普通中国民众会轻易地忘掉外国压迫的悲惨。社论评论员们从1910年代一路报怨到1920年代：中国人有着严重的国耻健忘症——“五分钟热气”。早期民国报纸经常从激烈抨击外部侵略突然转到谴责民众的冷漠，“许多中华国民”，一位1920年代早期的评论员担忧着，“他们没有意识到当前国家危机的严重性和他们为其做些事情的责任。这是一种新国耻，也是一个巨大危机。”一份报纸在1922年登载了一幅漫画，画着一位面露不快的先生站在一个巨大的温度计边上，温度计上显示国家的“国耻纪念热度”几乎降到了零度。

甚至于中国最为激情的反帝积极分子——那些投身于五四运动的人——他们对西方的态度也是前后不一。一方面，那次抗议迅速发展成全国性的罢工和抵制洋货——指控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但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中的国民分子（如同他们在世纪之交的激进前辈们）崇拜西方的“文明” ：科学、民主、文学和文化。五四运动文化领导者之一，陈独秀，声称基础工作是“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像陈独秀这样的人，真正的敌人不是西方，而是中国的孔教。他在1916年提醒他的读者们，“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通之决心。”所有这些国民主义者观点一致的是，中国和中国人素质上有问题——国家之所以在帝国主义的手中受难，就是由于这种本质病况所造成的。陈独秀在1917年认为中国大众主体麻木昏睡，不仅不知伦理道德、政治和科学，甚至日常用物都不适合斗争，必将在自然选择中被除去。

孙中山在拿帝国主义力量开刀时，和他之后的城市里的爱国者一样，饱受同样多的困难。部分由于务实和经济原因：自1895年他逃出中国以来，他的革命希望是由美元、法郎、英镑和日元来支撑的，他欠西方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情感，还有生命。1896年在伦敦，他被满清驻英大使馆绑架，威胁要将他递解回国（必将面临死刑），直到英国媒体为他而发起了抗议活动，动员了英国民众包围了满清驻英大使馆，威胁如不放人就要拆毁使馆。（1984年在北京与中国充满火药味的有关香港谈判中，撒切尔夫人特意提醒她的中国对手英国这一仁慈的介入。）但他复杂的情感也来自对相对重要的内外政治关系的现实评估，和来自事实上拒绝将中国所面对的绝大多数困难归咎于外国人。

在其生涯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孙中山专注于他国内的政治对手而非外来威胁。在整个1900年代，他小心地避免公开批评西方帝国主义：他的公开声明总是将中国问题的根源归咎于满洲人的独裁（严厉谴责他们造成中国未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1912年，甚至在他宣布禁止鸦片是新民国的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时，他观察到林则徐焚烧鸦片造成了国家前所未有的危机，认为它未遵循公约，是不文明、非法的行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认为他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在1912年将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而不是他不停地将每一大块民国土地兜售给潜在的外国支持者。（仅在1913年，他主动建议以满洲向日本换取20万日元及两个师团的兵力。）1923年，他反对一个学生标语号召“对外反对列强，对内打到军阀”，认为这两个问题不可相提并论，他训斥写标语者，表示如果政府是好的，那么外交关系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如果在1920年代早期，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敌手，英国，如像苏联所承诺的那样给予足够支持，孙逸仙与列宁的合作协议将不会有结果。1923年2月，在苏联保证向孙中山的国民政府提供两百万美元的支持不到一个月前，他在香港富豪的画室中与那些权贵们饮茶时，宣称要以英国为榜样，将优秀的英式政府模式推广到全中国。

但到了1924年，持续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迫使孙中山在苏联的支持指导下，完成了这段知识性的旅程。在一系列宣传他的三民主义（这个词在他来年去世后，成为他主要的政治遗产）的演讲中，他开始将帝国主义列为民国的最大的敌人：为了从清政府手中夺取海关控制权，第一次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受到严重的“经济失能”，每年蒙受损失达12亿美元。“像中国已经受过了列强几十年经济力的压迫。。。已成为列强的殖民地。”他对他的听众们说，中国事实上比殖民地还糟，是“半殖民地”，他信口开河地说，“ 我们不只做一国的奴隶，是做各国的奴隶。”他认定“历史任务”是现在必须联合起来去“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可知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通过他的演讲，孙中山简单地描绘了一个和平、善良的中国，身处于急切地要将中国“摧毁于一晨”的贪婪外国列强之中。为了救国，他总结他的国民党要责无旁贷地“要令四万万人皆知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是生死关头，”如果中国人不在国民党的领导下，来重振他们的国民性，准备好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就会“亡国” 、“灭族”。换句话讲，国民党是拯救中国的唯一机会。

一旦国民党最终誓言要发动中国民众来反抗帝国主义，它仍然需要找到将这种新教义植入国民心中的方法。到了1920年早期，充满激情的政治精英们非常清楚，在特殊的危机时，数十年来反西方的情感在潮起潮落般地回应着，只是未汇集成一个联合的政治力量，一个强壮、团结在一起的民族需要一个一党制的民族国家。这个所谓的民主共和党人孙中山，在1924年得出结论是，中国人的问题是有着太多的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沒有团体，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強经济商战的压迫，我們现在便不能抵抗。要将來能夠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象把士敏土掺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新改组的国民党的意思是，中国人需要纪律。1920年初期，奥威尔式的词语“集会”需要按列宁方式被“政党化”；他们需要一个散布广泛、统而合一的反帝标语和标帜式的口号，这个口号可清楚地标识敌人（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及救世主（国民党人和他们的同路人，共产党人）。在1924年重组的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反帝”成为判定一个中国国民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是否是革命的一个基本准则。“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

这个任务远超出孙中山所能承担，在1925年他远赴北方与军阀政府会谈不久，他就因肝癌去世了。仅管他的继承人们最为严肃的承诺，开始现代中国国家组建的尝试，但“随着总统过世，党的纪律是唯一可以保护。。。我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迅速得出结论。这些活着的人开始重振党的宣传部，保证党的每一政策事实存在，贯彻到各个支部，及以报纸、杂志、和演讲来推动它。（这是一个主要的成果：直到1924年末，新任命的国民党报纸主编还不得不竭尽全力，才停止了对孙中山的公开侮辱。）与此同时，由苏联训练和装备的国民革命军，在1926至1928年间向国家的北方推进，与军阀作战并收买他们归顺，孙中山的继承人们（由掌握党的领导权的蒋介石领导）神话已过世且有着缺陷的领袖，将其推崇为国民党的政治先哲，使国民党能独占所有成果从而得以代表“中华民族”。当他们像波浪一样冲向北方，与敌战斗并统一国家，国民革命军向全国展示了数以万计的标语、传单、伟大领导的画像和崭新的“青天白日”国民党党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临终遗言（由渴望保留他的遗产的属下所拟稿，处于半昏迷状态、垂死的人仅签字而已）被灌制成唱片，成为1928年建立起的民国的民众生活中的一部分。每日早晨，办公室、学校和兵营，雇员、学生和士兵要集合起来向其肖像三鞠躬，聆听他的遗嘱，默哀三分钟。